這裡,再重複幾句背景。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因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控,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員,推行比“立三路線”還“左”的錯誤路線。
顧順章、向忠發和盧福坦先後被捕叛變,臨時中央被迫陸續轉移。王明暫時主持了幾十天中央工作,就委託24歲的博古(四中全會前也不是中央委員)總負責,自己掛上中共代表團團長的牌子赴蘇聯。在共產國際大會上,王明被選爲主席團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公佈名單時與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臺爾曼(德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書記)等七位得到“暴風雨般的掌聲”,頭像並排上了《真理報》,可謂“炙手可熱勢絕倫”,身價百倍。
1937年11月,離國六年的王明,代表共產國際回到延安,儼然成了天上掉下來(毛**當時說“喜從天降”)的“太上皇”。他指示中共:必須“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同樣是他,過去是極左地“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鬥爭到底”(劉少奇語),猛然轉到右的“兩個一切”。拿現在話說,大家都懵圈兒了,就任命王明爲中央書記處書記。接着,召開“十二月會議”,王明作報告否定毛**及洛川會議方針,毛處境異常困難。似是而非多顛倒,真僞混淆分歧路,痼疾又重發。
劉少奇深知共產國際和王明就裡,站在毛**一邊,以華北的抗日**和國民黨的不可靠反駁王明。因此,父親再度被冠以“老機”(老機會主義)遭到圍攻。王明點名批劉“過分強調獨立自主”、過分強調游擊戰爭的作用、游擊戰爭“小冊子提的太多”,明確指斥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爲“不能允許的行動”,“對戰爭的估計是失敗主義”。
歷史往復諭示:真理最初常在少數人手裡!“市中可信有虎”、毛劉一同挨批,胸中自信有爲、他們同守戰壕。激烈地抗辯和抵制,使會議沒能形成錯誤決定。
南京淪陷後,極其自負的王明(中央書記處書記兼統戰部長)帶團到武漢見蔣介石。出於對蘇聯援華抗日需求,蔣介石還算重視王明,聽多了誇誇其談,出乎意料,根本不甩什麼共產國際書記或“中共原代理***”,倒是照顧周恩來的面子。在長江局,王明更是大力推行“兩個一切”的右傾路線,跟着國民黨走,不許建立獨立政權等。項英負責,將八省十四地區堅持在老紅區的游擊隊收攏,組建成新四軍,自然完全聽信並執行了王明的主張。
當時,王明是“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周恩來語),中共中央常委在延安只有張聞天、毛**和陳雲三位,在長江局有王明、周恩來、博古和項英。王明認爲,長江局佔了常委的多數,沒把延安放在眼裡,持對抗立場,嚴重違背組織原則,拒不遵守組織紀律。武漢即將失陷,王明、周恩來與博古隨到重慶,又回延安,項英留在新四軍軍部任長江局書記。後來,批判王明“另立中央”“分散主義”“武漢中央化”,就指的這半年多。
插一句家庭要事:在武漢期間,與何葆貞同獄的難友夏之栩媽媽受父親委託,在恩來伯伯關懷下細緻查訪,找到被賣作童養媳的我大姐劉愛琴,親自帶回延安。父親初見11歲木訥膽怯的女兒,說了句“太瘦了,真是太瘦了”,就將女兒緊摟懷中!一直緊張呆滯的孩子,放聲大哭!項英精心安排,派人到老家聯繫上我大哥劉允斌(保華)。不久,我六伯劉雲庭送允斌、允明(六伯長子)到延安,回父親身邊。小哥倆成了“三八式紅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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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會議”後,劉少奇和彭德懷帶幾十名幹部回前線。
前面說到,劉少奇提出要在短時期內發展“數十萬人槍”的人民武裝。通過北方局全力發動,到1938年底八路軍擴軍近20萬,加地方部隊、游擊隊、武裝民兵,真的發展到幾十萬人槍!而國民黨軍抗日一敗塗地,大多潰散逃離,我人民武裝成爲華北敵後“最大的軍隊”(劉少奇語)!
剛纔說到,1936年初北方局僅有30多名黨員,一年後黨員已經發展到5000多名。按現在8900多萬黨員來說,這不算多,但從30多人到5000多人,還不算全國各地區黨組織得以恢復發展的人數,已是百倍的增長啊!共產黨在極其兇險的白色恐怖環境中,搞起如火如荼的羣衆運動,發展成百上千的黨員,堪稱奇蹟!再一年(1938年)黨員17萬人,中國共產黨早已成爲華北地區“最大的政黨”(劉少奇語)!
八路軍進山西時,劉少奇說我們有了抗日的旗幟,需要人槍,需要錢糧,最重要的我們應該有個家呀!“這個家就是根據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權。”必須馬上建個家,建立根據地。他發出大量電報,指示彭真(代理北方局書記)、聶榮臻(一一五師政委)如何在晉察冀建立根據地(調北方局黃敬爲書記);又給賀龍(一二○師師長)、關嚮應(一二○師政委)和林楓(北方局副書記)發電報,指示如何建立晉西北、晉綏根據地;並依託八路軍總部彭德懷等,建立晉東南根據地。同時,開闢山東、冀中、冀魯豫、冀熱遼。
父親明示:“這種**當前的迫切任務,是領導抗日遊擊戰爭並取得勝利。因此,它施政的基本任務應該是:一、普遍地武裝人民,動員人民參戰;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改善人民的生活;四、肅清漢奸,取締一切阻礙與破壞人民參加抗日戰爭的行爲”。一塊塊根據地的建立,不僅與國防、軍事和軍隊建設息息相關,也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着手建立“新中國的雛形”(劉少奇語),向建國邁出一大步。
最大的政黨、最大的軍隊、最強的政權、最大的地盤。阿基米德說:“給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正是人民給了共產黨、給了劉少奇及其戰友們這個支點,他們已撬動整個中國,也將撬動整個世界!
1938年7月,王稼祥從蘇聯返回,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毛**的政治路線。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屆六中(擴大)全會,父親爲主席團成員。
開始階段,先開了十幾天政治局會議。王明先聲奪人,擡出“國際”嚇,亂扣帽子壓,繼續他的“一切經過、一切服從”那一套,儼然掌控主導局面。此時武漢失陷,急令項英返新四軍。
會議的後半段,毛**作了醞釀已久、胸有成竹的報告,議程大轉折;劉少奇等多數同志的報告和發言,使會議整體大翻盤。經過異常激烈的爭論,否定了王明的路線和“配合國軍打運動戰”主張,肯定了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肯定了劉少奇對王明的批判,肯定了北方局獨立自主進行遊擊戰爭和建立根據地的正確性。
前面簡述了1937年6月的白區工作會議上,毛**曾說:過去“對少奇問題的處理態度上完全不對的……應該作出正確的結論”。這次全會上,毛**在政治報告中,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結論:對“左”傾宗派主義錯批錯整的同志予以平反。按今天能理解的口頭語叫“一風吹”,其中當然包括對父親受到的批評及撤職處分予以糾正。總結時,毛主席又強調宣佈:“少奇同志歷來是正確的,過去的帽子(1932年在中央職工部)、打擊(1929年在滿洲省委)、批評(1928年在順直省委)等等是不對的”。這是一年前在白區工作會議上肯定劉少奇“基本上正確”後,在中央全會上再次給他平反作“結論”,並進一步確認,父親“歷來是正確的”。這也是第一次在黨的全會上,對以往的錯誤路線冠以“‘左’傾宗派主義”作出結論。
會上,毛**支持,劉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一切領導集中於中央”,並主持起草了我黨第一份黨法黨規黨紀的報告和決定。
會議還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原局、南方局、東南局——基本是將原長江局所轄地域一分爲三,以“發展華中”爲重點。鞏固壯大華北很好的局面,同時全黨把發展的重心轉移到華中地區。
華北的“轟轟烈烈”與華中的“冷冷清清”(毛**語)形成鮮明對照。武漢會戰之後,華中地區基本上遍地是槍、到處是匪,國民黨軍隊戰敗後仍留在敵後,與日軍犬牙交錯,恰恰就是沒有共產黨軍隊。當時,新四軍在“國統區”,一無地盤,二無政權,槍彈和糧食都得找國民黨要,難以發展。到處要錢要糧要裝備,成了葉挺軍長最重要的事務。蔣介石再三催逼,新四軍分兵江北敵後作戰,斷了後勤不說,連兵源都成了大問題,頑強堅持,進退兩難。
劉少奇又成爲不二人選,被任命爲中原局書記,再次“深入虎穴”。馬不停蹄,他繼續披荊斬棘“長征”,開闢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