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我們的太宗文皇帝在最後一次北征的途中死去，從此大明王朝結束了一個擴張的年代，迎來了內斂而自省的年代。
無論永樂時代強勢擴張的形勢下掩蓋着多少虛弱與孤寂，這都是一個給後世留下寶貴遺產的時代。遷都北京、重修萬里長城都使得這個王朝能夠更有效的應對來自北方的攻擊，從而延續帝國的國祚；漕運的開通使得南北連貫起來，帝國更成爲一個整體；鄭和下西洋精神上的遺產遠大於物質上的遺產。所幸的是明王朝的後世君主們繼承了這些遺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帝國的平穩運轉。
中國的文官們歷經國初三朝才使得整個王朝開始向自己設計的體系上運轉，洪熙皇帝雖然在位十個月，但他作爲太子監國長達二十年。在永樂王朝還沒有遷都北京的前十九年，朱棣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北京度過，而留在南京處理政事的就是朱高熾。遷都北方後，朱棣又出征在外，所以留守監國的仍然是後來的洪熙皇帝。對於皇儲身份的洪熙皇帝來說，這二十年無疑是難熬的二十年，自己的父親不喜歡自己，雖然自己被立爲太子，但這個位置似乎從來沒有穩當過，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拿去。自己的父親無時無刻不在監視自己，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終是如此也經常換的父親的無端指責與謾罵，自己不敢跟任何大臣親近，親近自己的大臣被父親關進詔獄，自己也是眼睜睜的看着無能爲力。現在父親死了，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了。
朱高熾一旦登上大寶便開始大刀闊斧的對永樂時代的政策進行修正，反對朱棣北征的夏原吉被釋放出來，跟自己走的近而受遷怒的黃淮、楊溥也被釋放出來，這些人分別被委以重任，成爲洪熙、宣德兩朝的重臣；不僅如此，跟建文有牽連而被處理的官員全部被平反，他們的家屬後代都從流放的邊疆回到了南京，而且很多被授予官職。從這兩件事情上我們迅速聯想到一個人，那就是建文皇帝，的確，洪熙的作做所爲跟他的哥哥建文如出一轍，但洪熙皇帝對朝政的大規模調整還在後面。
從元至正年間一直到永樂年間，中國的老百姓一直就處於奔命中。戰爭、修堤、遷徙、運輸、伐木、營造、疏通都是伴隨着百姓的事項，天下的百姓早已不堪重負，民力已經用到了極限，唐賽兒起義就是一個信號，如今永樂皇帝西去，上任的洪熙皇帝必然會中止這一切。的確洪熙皇帝繼位伊始就下令停止各地太監的採購項目，所有在建和沒上馬的工程全部停止，取消鄭和下西洋的一切事項，派出調查組前往各省調查減稅和賑災情況。但還沒有等到各地調查組的反饋，洪熙皇帝就已經離去，雖然如此，但終是給宣德皇帝開了一個好頭。
除了這些事情還有一件事情縈繞在洪熙皇帝的心頭，那就是把都城遷回南京。在南方長大的朱高熾並不適應北方的氣候和生活習慣，他更思念那個飄灑着雨絲的南方城市，那絲竹琴聲、秦淮何畔、吳儂軟語，我們的朱高熾似乎下定決定跟他的父親決裂到底，如今連朱棣遷都北京這樣的大事都要廢除。
洪熙皇帝似乎隱藏很深，縱然對遷都北京如此不樂意，但在永樂朝他也從來沒有表露出來。的確，二十年來朱高熾都是這樣度過，沒有人知道他內心的悽苦，大概只有他的兒子朱瞻基默默地陪着父親承受着這一切。朱高熾幾次大的危難靠的都是文臣以極其隱諱而堅決的面對朱棣的方式化解，這裡雖然有文官支持的因果，但更爲重要的是朱高熾的那種堅忍的性格，朱高熾深深的知道在這種微妙的時局下只能是以不變應萬變，將自己深深的埋藏起來，一切都要等到自己登上皇位再說。政治需要的是等待，只有經過漫長的等待後纔會開花結果。
我們的朱瞻基同學也跟他的父親一樣處於內心煎熬之中，他深深的知道如果父親的皇位不保，那麼自己也終將一無所獲。父子倆終於熬過了那艱難的歲月，但此時的洪熙皇帝已經是深心具疲。
對於將首都遷回南京的事情朱高熾似乎勢在必行，他將鄭和派往南京任守備，將北京改爲行在，派長子朱瞻基提前去南京打前站。明仁宗回都南京除了個人原因外，更爲深層次的原因是從大明王朝的成本開支來考慮，的確遷都北京後大量的人力聚集北方，而糧食、物資都需要從南方轉運，這些無疑加大了整個國家的財政開支，同時也跟明仁宗的行事方略不相符合。但明仁宗只是看到了局部，他沒有從全局和更高的戰略角度來考慮，回都南京雖然會減少行政開支，但無疑會削弱整個帝國的國防，如果當時真的回都南京成功，那麼用不着等到崇禎十七年，明王朝就會出現跟南宋一樣的局面。
洪熙一朝我們看起來都是對前朝政策上的調整，但有兩件事情值得我們的關注。那就是派鄭和任南京守備，還有李時勉事件。雖然洪熙一朝只有短短十個月，但這三個事件向我們揭露了洪熙朝一些潛在的東西，皇帝與文官的關係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融洽。
洪熙皇帝跟建文皇帝是不一樣，他不像建文皇帝那麼單純，二十年的隱忍表明他是一個堅定、複雜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沒有人能夠影響到他。當我們打開《仁宗實錄》時會看到他對於武官、勳貴、宦官的重用，在用人方面他似乎依然延續着永樂時代的主線，文官與皇帝之間的關係似乎也開始微妙起來，終於在李時勉身上爆發出來。
李時勉是御史，屬於言官體系，李對問題的看法通常比較偏頗，這又是一個好衝動的人，曾因爲反對遷都北京在永樂朝就受到了處理。到了洪熙朝雖然被釋放出來重新授予官職，但他對皇帝重用宦官表示了明顯的不滿，而且對皇帝的個人生活也表示了濃厚的興趣，皇帝對於這個人表示出了比他父親還要大的憤怒，對於他的處罰也比永樂皇帝爲甚。
李時勉的行爲雖然只是一個個案，但他顯然代表了當時一部分文官的看法，這些文官已經對皇帝的私生活表示出了興趣，通觀正德和萬曆朝，我們會知道這只是一個開始，不僅如此，李時勉對於皇帝任用宦官表示出了異議，這更說明文官想把一切都納入自己的模式。雖然洪熙皇帝在處罰完了李時勉就突然死去，但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皇帝不死，他跟文官之間的矛盾有擴大化的趨勢，屆時大明王朝的政治模式向何處運轉我們還不得而知。但無論是洪熙、宣德，還是朱家的後世子孫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那就是對於文官這個團體不能賦予太多的信任，既要提高他們的地位來使他們更好的爲帝國服務——畢竟歷史的慣性最終需要賦予他們更多的責任，但也要對他們保持壓制以使朝政取得平衡。
對於洪熙皇帝移都南京，文官和勳貴的態度如何歷史並沒有明確表明，史書上對於這個問題既然沒有記載，那麼就說明移都南京一事並沒有遇到太大阻力，抑或還沒有展開洪熙皇帝就已經離去。
洪熙元年皇帝的死給歷史留下一個謎團，史書並沒有明確記載原因，只能依靠後人推測。洪熙皇帝身體肥胖，喜靜不喜動，大概患有心血管內疾病，加上長期抑鬱，我們可以預見的是洪熙皇帝很早就患有慢性病，洪熙元年李時勉上書責難導致了皇帝動怒，或許血壓急劇升高導致腦溢血也不是沒有可能。
洪熙皇帝隱忍了這麼多年，到了終於實現自己理想的時候了，的確永樂皇帝一死他就把這些想法付諸實施，他等待的太久了，他希望能給人們樹立一個仁德之君的形象。但李時勉的上書無疑擊碎了他的這種想法，無論他做的再好，也不能令所有人滿意。李時勉的上書是對洪熙皇帝的一次試探，是對洪熙之治的一次壓力測試，皇帝頂住了，他發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火，幾十年的怒氣、怨氣終於在這一刻爆發了，但是他卻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大明王朝皇帝與文官的鬥爭或許在這一刻才真正開始。從這件事情我們也可以看出明仁宗的另一面，他實際上是個氣量狹小的君主。
歷史划進洪熙年，一個嶄新的時代開始了，中國的文官們不需要像過去那樣遮遮掩掩，但失去壓制的文官集團與皇權之間的矛盾也越發顯性，帝國表面的平靜下實際上暗流洶涌，宣德朝以後這一矛盾開始爆發出來。洪熙之治雖然只有十個月，但它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停辦大的工程和對外征戰，從此帝國進入了修養生息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