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洪武朝，我們關注的焦點還是皇帝跟李善長的關係，可以說朱李二人的矛盾鬥爭握住了整個國初的政治脈絡，整個洪武時代朱元璋所關注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清除以李善長爲首的淮西集團。
李善長本是朱元璋的鄉誼，雖然有志官場，奈何天賦不高，無法在科舉中勝出，到了不惑年齡依然是一事無成，但長期的隱忍早已使得李善長內心波瀾不驚。到了天下大亂的時刻，李或許意識到他的機會來了，他選擇了朱元璋。他爲什麼選擇了朱元璋？有的說辭是他看中了朱元璋，但我想更合理的原因大概是他無法在其他諸侯那裡找到位置。
李善長淮西人的身份和處事穩重的特點很快博得朱元璋的信任，他開始替朱元璋打理內務，總管錢糧、賦稅、田土、人口，他能夠把每一件事情處理的天衣無縫，令朱元璋無後顧之憂。李善長具備的是經世濟用之才，從這裡可以看出經天緯地之才或許在王朝的開建中並沒有那麼大的作用。李的淮西身份和非士子身份也使得他能夠跟朱元璋的這些武將們打成一片，由此帶來一個盤根錯節的淮西集團，無論這個集團看起來多麼鬆散，但它都是那麼的牢不可破，這個集團成就了一代帝王，也束縛了一代帝王。
大明開國後，李善長位居人臣第一，被任命爲中書省左丞相，從這裡可以看出李善長的功勞與威望。朱元璋跟李善長的微妙關係從何時開始或許我們無從所知，但李善長位列中樞後無疑加速了這種微妙。
歷史上皇權與相權矛盾一直存在，從漢代至宋代都是採取提高內侍的地位或其他平行機構的地位來削弱相權，到了元代，相權又有所加強。明初承元制，中書省總攬一切權力，且中書省的級別還高於當時的大都督府和御史臺，而且擔任右丞相的徐達又常年在外，這樣帝國的權力都集中在李善長手裡，這是制度的結果，不是個人的結果，只要制度在那裡，皇權被抑制已經是必然，此時的朱元璋已經開始產生不快，但統一帝國的戰爭仍在繼續，朱元璋只好先放放。
李善長坐上了這個位置，開始培植淮西勢力，這樣一來衆人紛紛走李善長的門路，甚至到了後期面對朱元璋的嗜殺雄猜，文臣武將也去早已致仕的李善長那裡傾訴心腸，這些都被朱元璋看在眼裡。
雖然國初李善長已經位列人臣第一，但朱元璋已經對李善長顯示出了冷漠，這種冷漠當事人當然是清楚的。此時的李善長已經敏感的意識到自己該離開廟堂了，洪武三年，在外領兵打仗的將軍們都回來了，按例封賞晉爵，而坐鎮後方的李善長也被封爲韓國公，位列將軍們之上，從這個微妙的舉動我們可以看出洪武皇帝已經忌憚他了，一個令帝王忌憚的人終是離死亡不遠，相反一個令君主不斷欺負的人卻有着大好的前程。
李善長終於明白皇帝要趕他走了，但他在臨走前卻把胡惟庸安插進了中書省，這表明他並不想徹底離開廟堂，他想退居幕後遙控一切。
我想這個時刻洪武已經動了殺機，李善長到底缺乏處理複雜而微妙政治哲學的智慧。他的悲劇是他自己造成的。
十年的時間，皇帝雖然不斷處罰不符合他標準的官吏，但手中的刀始終沒有向李善長揮去，他在忌憚，他在等待。十年後終於這把刀砍倒了胡惟庸，也砍向了李善長，接下來又是一個十年，大批李善長的人馬因爲各種原因遭到誅殺，到了最後時刻洪武皇帝仍在猶豫，那就是對李善長的最終處理問題。我們看到了一個皇帝二十年的隱忍，我們看到了一個皇帝抉擇的痛苦，畢竟對方在帝國的創建中立下不朽功勳，畢竟對方在自己創業時期就陪伴在自己身邊。
此時的李善長已經是風燭殘年，此時的朱元璋也是風燭殘年，朱元璋不知道李善長會不會死在他的前面，朱元璋看到的是李善長依然有着影響力，依然有着號召力，朱元璋看到的是在他的重壓下越來越多的人的內心向那個忠厚的長者靠近，朱元璋看到的是即使李善長死後他的後代依然具備號召力，朱元璋閉上了眼睛，還是你死吧，你死了，我才放心。
人們都知道“功高震主”，但卻不知道“功高未必震主”，人們也知道“狡兔死，走狗烹”，但卻不知道“狡兔死，走狗未必烹”。
中國士子既講入世，也講出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此乃人生之最高境界。唐朝李泌在這方面是個代表，李泌七歲時即被玄宗召入宮中作詩，後來因作詩諷刺楊國忠、安祿山而被貶，安史之亂爆發後，李泌主動去向剛剛繼位的唐肅宗陳述治亂方略，深得肅宗賞識，肅宗本想授予李泌官職，但李泌只願意以一個賓客的身份參與朝廷決策，李泌在後來的收復長安、洛陽等地立下功勞，後來卻遭宦官李輔國嫉妒，爲了避禍，李泌推出朝廷爭鬥的漩渦，隱居衡山。唐德宗在奉天時，又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縱觀李泌一生，歷仕三朝，實際地位和作用相當於宰相，這給他施展政治才能提供了極好機會。但他卻能審時度勢，常常在大局轉危爲安後功成身退，而當朝廷出現危機時再度出山，一旦功成又隱退保身，可見李泌是聰明的，他的政治觀是成熟的，他將中國古代那種士子之心發揮到了極致。他在年輕的時候寫過一首詩：“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連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這首詩可以說是他一生的寫照。
如果李善長能夠徹底、乾淨離開廟堂，結局也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