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不僅提出問題，也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和途徑。他指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軍人干政的問題，必須地出路在於軍民分治。
他一片赤誠地表示：“元洪不才，當先率鄂中軍界爲天下倡。”
袁世凱是小站練兵起家的，沒有能征善戰的北洋軍，袁世凱能有今天嗎？毫無疑問，袁世凱是憑軍事實力柄權的最大受益者。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袁世凱，極力支持黎元洪關於軍民分治的動議。承諾“參議院開，即當首提此案”。
袁世凱所以這樣，還真不是故作姿態，原因很簡單，身份和地位變了，他現在正爲各地的革命黨人擁兵自重鬧心呢！
但是，黎元洪關於軍民分治的意見，遭到同盟會都督李烈均、譚延闓、胡漢民、柏文蔚等人的堅決反對和抵制。
因爲武昌首義後，各地建立的都是軍政.府，這些人是靠槍桿子取得政權，是即不想放下手裡的軍權，又怕失去行政權。其他各省也多多少少有這一類的想法。
由於遭到大家的反對，黎元洪的這個利國利民的想法，還沒實行就“胎死腹中”。
誰人多槍多誰說了算，誰實力強誰有理，在以後的很多年裡，國家和百姓是飽受了軍閥混戰和戰亂之苦。
回過頭來，想到黎元洪說過的話，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見之明。
只是，想法是好的，現實是骨感的，只是，從靠實力打天下坐天下，到靠民主法制立國，是需要走很長的路的。不過，就是在當時，黎元洪的這些可貴的想法，也引起了很多有識之士的關注和共鳴，從而使得黎元洪更加獲得好名聲。
當時的人們，有“孫（孫中山）黃（黃興）袁（袁世凱）黎（黎元洪）”爲開國四傑的說法。黎元洪雖排在最後，但好像名頭反而更響，更受尊重，大家都把他視作“忠厚長者”，是一個穩健可靠之人。
黎元洪聽到這些說法後，誠惶誠恐，多次謙虛地表白：“沈機默運，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項城（袁世凱）；明測事機，襟懷恬曠，洪不如孫中山；堅苦卓絕，一意孤行，洪不如黃善化（黃興）。”
章太炎老先生，對黎元洪尤其偏愛。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到武漢觀光，面見了幾次黎元洪，黎元洪留給他的印象極佳。那個時候，黎元洪已經當了半年的副總統。
章老先生回北京後，在《新紀元報》上發表這次武昌之行的觀感。
文章寫道：“黎公（黎元洪）年四十九，體乾肥碩，言詞簡明。秘書、參議衣服不華，每日至黎公座次關白文件，一席之間八九人，皆執連柄蒲葵扇，黎公亦時握焉。其穿着西裝制服，以粗夏布爲之。自大都督以至州縣科員，皆月支薪二十元。”
起義前，黎元洪月薪五百元，是當大都督和副總統薪金的二十五倍。
章太炎有個外號，叫“民國禰衡”。因爲他誰都敢罵，被譽爲三國時擊鼓罵曹的禰衡。民國的諸名流，幾乎都捱過章老先生的罵，唯一一個被他一直稱頌的人，便是黎元洪。
新型國家建立，國家體制爲“民主共和”，國號爲“中華民國”，大家的認識是統一的。但是，在國旗和國都地點上分歧很大。
清廷如果有國旗的話，就是所謂的龍旗。三角形，黃底龍飾，也稱爲黃龍旗。
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在廣州發動第一次起義時陸皓東做了面旗幟，叫作“青天白日旗”，寓意光明正大，自由平等。
陸皓東（1868年9月30日—1895年11月7日），本名陸中桂，字獻香，號皓東，廣東廣州府香山縣翠微鄉人（今中山市南朗鎮翠亨村）。
陸皓東是孫中山的同鄉、幼年的同學。一八八六年，陸皓東赴上海入電報學堂學習，二十三歲畢業後先後任上海電報局譯報員、蕪湖電報局領班等。
一八九三年，陸皓東與尢烈、鄭士良、程奎光、程壁光等參加孫中山在廣州廣雅書局南園抗風軒召開的會議，醞釀創立革命組織——興中會。一八九五年他協助孫中山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並決定武裝起義襲取廣州爲革命根據地。
他親手繪製青天白日旗，作爲起義旗幟，爲掩護革命黨人不幸被捕。在獄中遭受嚴刑逼供，寧死不屈，當庭奮筆疾書，痛斥清政.府腐敗、投降賣國。
豪言道：“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七日英勇就義。
孫中山後來稱譽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
同盟會成立後，曾專門討論過將來的國旗問題，孫中山主張用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
武昌起義，湖北革命黨人打出了“鐵血十八星旗”。紅底黒星，紅色代表血，黒色代表鐵，十八顆星代表當時的十八個省。意思是用鐵與血的精神，解放全中國。
後來 上海方面打出了五色旗。有五種顏色組成，五種顏色代表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當時，人們還不知道中國有五十多個民族。講五大民族，廣義就是所有民族，是講民族的大團結，沒有隻認這五個民族，而排斥別的民族的意思。
隨着武昌首義後各省的紛紛光復，因爲沒有統一的旗幟，大家打出的旗幟五花八門。
爲了尋求統一，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武昌方面電請南京政.府統一國旗。代行參議院職權的各省代表會，對國旗式樣進行了討論。
江蘇代表主張用五色旗，湖北代表堅持用鐵血十八星旗，福建代表則提出青天白日旗最好。
大家爭論不休，又各堅持己見，最後進行表決，多數人的意見是用五色旗。
那個時候，不少人還很狹隘地把反滿的口號掛在嘴上，參議院多數人推出五色旗，重視民族團結和平等，這是很了不起的。
由於湖北的代表在決議做出後，仍然堅持使用鐵血十八旗，受湖北影響，福建也不放棄自己的意見。參議院爲平衡兼顧，在決定五色旗爲國旗後，決定鐵血十八旗爲陸軍軍旗，青天白日旗爲海軍軍旗。
孫中山更青睞青天白日旗，認爲以五色旗做爲國旗而覺得“未免失體”，同時也指出用顏色代表民族，取義也不夠確切。請參議院對國旗決議進行復議，但遭至參議院的拒絕。
孫中山儘管不願意，但受限於《中華民國組織大綱》的約束，只能按參議院的決議執行。
五色旗一直用到一九二八年，北洋政權的覆滅。國民黨取得政權後，把青天白日旗確定爲國旗。
關於定都之地，不但袁世凱和南方革命黨人，各揣心腹事，參議院議員的意見也是不統一的。
有人主張定都北京，有人認爲南京是最佳之地，湖北方面則認爲武漢的地理位置在國之中部，是國都的最好選擇。
在爭執不下的情況下只能通過投票表決，結果北京獲二十票，南京獲五票，武昌獲二票，天津獲一票。
這結果和南方革命黨幾個領袖人物的意見相左，孫中山、黃興大爲震怒。他們召集議員中的同盟會員開會，統一立場。
第二天，孫中山依法要求對國都地點進行復議。
黃興親赴現場，對議員進行威脅，下令翻案，威脅：“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
看來，即便黃興這樣的民主共和的鬥士，當民主的結果不遂其心意時，也會對民主興討伐之師，也會把民主當成負擔。
經吳玉章等人在底下反覆疏通，最後以十九票贊成，十七票反對，勉強通過了定都南京的提案。
吳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原名永珊，字樹人，四川榮縣人；傑出的革命家、教育家、歷史學家和語言文字學家、新中國高等教育的開拓者。
他先後在成都尊經書院、瀘州川南經緯學堂和日本、法國的學校讀書。先是戊戌變法維新運動的擁護者和宣傳者，後加入同盟會。積極參加了四川的保路運動和和辛亥革命。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派往過蘇聯、法國和西歐工作，參加過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等。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一起被譽爲中國共.產.黨著名的“延安五老”。
在南北方就定都南京和北京僵持不下時，黎元洪曾趁機提出建都武昌的主張，試圖走第三條道路。
二月二十四日，湖北臨時議院通過“以武昌爲首都”的決議。
二十六日，《民生日報》發表了民社的通電：“建都問題，京不宜南已成輿論。參議院附和政.府少數人之私見，率定南京爲臨時政.府地點。既昧大勢，復拂輿情，以吾黨所絕對不可贊同者。際南北紛爭之日，新舊暗鬥之時……折中制定，莫若武昌……既塗除北京舊染之污，亦免蹈建業偏安之日。”
關於定都，黎元洪與湖北方面的意見是，堅決反對南京，北京可以商量，武昌最好。但黎元洪和湖北方面的意見，幾乎沒有響應者。於是，黎元洪又退了一步，提出國都先設北京，等條件成熟了再遷武昌。
在二月二十七日，黎元洪致電孫中山和參議院，指責他們堅持定都南京是“膠執成見”，指出武昌“居中馭遠”，地勢險要，交通便捷，能控制全國樞紐，最適合爲國都的理由，最後提出鑑於贊成北京者日多，可暫以北京爲權益之地，先在北京建立臨時政.府，同時，“開闢武漢，建築新都”，新都建成後即可遷移。
後來，北京發生了兵變，黎元洪敏銳的意識到，定都北京已經是不可逆轉，遂通電全國：“頃聞京、津亂黨操戈，首難雖平，餘孽未清，禍變之來，將未有艾……時機萬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和坐鎮北京的袁世凱遙相呼應。
由此，民國初建時的國都之爭，也就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