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和會派赴西安監督停戰的張瑞璣，由西安來電，報告陝西停戰劃界業已實現。
張瑞璣三月二十二日到達西安時，陳樹藩的‘八省聯軍’已取得很大進展，氣焰囂張，沒有停止進攻的意願。對靖國軍提出的恢復第一次停戰令後的防地，和撤走圍攻乾縣的北方軍的主張根本不予理睬，仍誣堅守乾縣之靖國軍爲土匪。
有史料記載：“張瑞璣受陳籠絡，偏袒北方，在他拍發的電報中亦有隱稱靖國軍全是‘土匪’的話語。張瑞璣的言行引起了陝西靖國軍的極大憤慨，于右任總司令通告各方嚴予駁斥，並在致張書中有‘聞執事將去矣，長安市上古物字畫，爲之騰貴’之語，揭露張瑞璣接受陳樹藩賄賂的醜行，張不得不怏怏而去”
張瑞璣(1872～1928)字衡玉。山西趙城（今屬山西洪洞）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士。光緒三十二年(1906)後，曾在陝西韓城、興平、臨潼、長安等縣任知縣。
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國同盟會，西安光復的第三天，受命組織民政.府於咸寧縣署。民政.府與參謀處合併爲總務府，張與王錫侯共同主持總務府下的銓敘局。共和建立，辭歸太原，任山西省軍政.府財政司司長。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曾署理山西民政長，後辭職去西安，被推舉爲陝西省軍政.府顧問。
在第一次南北和議中，袁世凱曾聲稱陝西、山西兩省的革命黨人爲“羣盜”，提出“秦晉羣盜，不在和議條款之列”。
張致書袁世凱：“執事謂秦晉羣盜，瑞璣不敢辯，然奉執事令徵羣盜者，害且百倍於盜。執事視其焚掠不禁，是殘民也；逆天下之心，是樹敵也；避南軍之鋒，專攻秦晉，是示怯也；朝議停戰，夕謀進攻，是背盟也。殘民不仁，樹敵不智，示怯不勇，背盟不信，秦晉之人，固將有以待執事也。”
當張得知袁世凱逼迫孫中山讓出大總統位時，再次致書袁世凱謂：“大總統者，國民之所同推，非一方所得私舉。孫公人望所歸，故天下共舉之，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 ”
袁世凱復闢帝制失敗一命歸陰後，張在慶幸之餘，以辛辣的筆鋒，寫了《祭袁世凱文》，內稱：“汝今死也！惡貫滿盈，皇夢不成。民窮財盡，乞美求日，未得其逞。花招騙世，知者齒冷。積惡成疾，一命歸陰。衣冠羽化，面目猙獰。噫嘻!早死一年，香臭難分。今日物化，蓋棺論定。嗚呼哀哉! ……若在中華徵民意，死爾萬千誰挽留？”
我們前邊提到過，臭名遠揚的楊翠喜案，查案大臣以“查無實據”覆命，御史趙啓霖反倒以“奏劾不實”被革職。
如此大案，事關朝政與皇室體面，醇親王與大學士尚不敢查實，參奏的御史也遭禍，但張瑞璣卻敢以《楊花曲》實記其事，將該醜聞宣揚天下。
《楊花曲》前有小序，簡述那件賣官醜聞，詩中詳細敘述了事件經過。開頭爲：“東風吹綠滿天津，輕薄楊花亂撲人。落絮沾泥飛不起，化作薄命女兒身。”先從楊翠喜寫起，寫這位女伶的風流漂亮與動人。隨後寫王孫載振於國難當頭之時如何荒淫遊樂、尋花問柳：“春風獵色打花圍，小隊青衣擁馬飛。西邸賓朋皆內相，津門草木生光輝。……杯盤狼藉夜沉沉，絲竹淒涼亡國音。不下銅駝臥荊淚，還存金屋貯嬌心。……河間王邸列羣芳，家卉爭如野卉香。”其下寫段芝貴觀察“紅絲月老費商量”、“親代天孫籌聘錢”事，“香車寶馬配雙環，比肩親載玉人還”。
再下即寫到事件的要害：“消受章臺一枝柳，人天好事感良友。崑崙肝膽押衙心，酬恩豈在謝媒酒。阿翁隻手攬朝綱，親草詔書代玉皇。白山黑水新開府，頭銜一旦生光芒。”這幾句是全詩的關鍵所在。
載振得到楊翠喜後，爲了感謝段觀察，就讓“隻手攬朝綱”的老子授予段芝貴要職，段氏便得到了黑龍江巡撫的頭銜。敘此經過後，詩人還有更厲害的話：“天語飛傳萬衆駭，遼東節度用錢買！”天語，朝廷的詔命也。公然對清廷進行嚴厲斥責。
詩人筆鋒，並不止此，又寫道：“多事青驄趙御史，彈章再拜奏天子。太息深宮拊玉牀，預人家事竟如此。朝廷家法本疏寬，堯母仁慈左右難。白髮龍鍾老宰相，護持親貴費周旋。”以反語譏諷說，賣官是皇帝家的私事，趙御史何必多事參奏，惹朝廷不快，讓慈禧太后爲難，又苦了年邁的孫家鼐費心周旋。
詩的結尾爲：“楊花依舊隨風飛，蕩作遊絲綰不住。”照應開頭，又含無限諷刺意味。這樣才氣橫溢的詩作，出自三十五歲的青年詩人之手。作爲清政.府的下級官吏，敢於以詩譏刺朝中權貴直至皇帝與慈禧太后，不但全然不顧自己的功名與前途，甚至連身家性命也置之度外。詩人肝膽，感人至深。所以章太炎稱張瑞璣這樣的人，“近不可得已”。
一代名流——張瑞璣，身爲清朝官員而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成爲革命黨人的朋友和同志，同盟會成立，即“慨然與焉”，並積極響應起義。其後義正辭嚴致袁世凱兩書，也曾置生死於不顧抵制曹錕賄選、斥盧永祥軍之土匪行徑，及反對帝黨分子沈銘昌長晉，充分表現了一位正義正直之士的品格和膽氣，名重一時，長令後人欽敬。
張瑞璣又是一位藏書家和飽學之士，十萬卷藏書後來悉捐山西省圖書館。而他同時又是一位畫家，更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詩人。
章太炎在《故參議院議員張君墓表》中說，張瑞璣“自謂書不如畫，畫不如詩，詩不如其爲人，蓋篤論雲。”
派張瑞璣赴西安監督停戰是南方推薦的，但結果卻令南方大失所望。
這樣的一位凜然正氣的名士，怎麼會收受陳樹藩賄賂，置事實真相於不顧呢？
看來，陳樹藩賄賂之物是名貴書畫之類。如果是其他的金銀財寶，像張瑞璣這樣的文人，或許很難被打動。但名貴書畫就不一樣了。看來，一個官員想保持清正廉潔也並非易事，因爲這行賄之人實在是無孔不入。
收了人家的東西，就得給人家辦事。
或許，在張瑞璣看來，“讀書人的事”不能算是收受賄賂。或許，他還認爲，雖然他說了假話，但有利於促和，不算是幹壞事。
只是，張瑞璣應該也爲此而自愧，因爲此後，“張隱居長安閉門讀書，絕意世事不復問政”。
由於李純的敦促恢復和談，張瑞璣的陝西已經停戰的電報四月一日到達上海，遂使和談談話會於四月七日恢復。這樣。停開三十七天後，四月九日上海和談恢復正式會議。
雙方的代表還是有誠意的。和談正式恢復後，南北雙方代表達成一項共識，爲了避免來自各省人民團體的干預，南北雙方代表相約不公佈會議的內容。於是，上海和談變成了“閉門會議”。
南北雙方代表同時決定把雙方所要提出的問題，完全提出來，逐一謀求解決途徑。
南方的條件是：取消中日軍事協定，裁撤參戰機構及其所屬部隊，停止繼續支用參戰借款。國會自由行使職權。善後借款南北分用。軍政.府所頒法令均應認爲有效。湖南、陝西兩省的善後。
北方的條件是：全國裁軍方案“全國兵額規定爲五十師”，軍民分治，地方自治，發展國民經濟，進行善後借款。
國會問題是雙方爭論的焦點。南方堅持護法，提出，廣州軍政.府的政務會議確定，“堅持維持法治”爲最高原則，如果不恢復被非法解散的國會，南方的護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沒法向國人交代，因此，解散安福國會是在法統上必爭的問題。
而安福國會是徐世昌取得總統的法律根據，如果取消了安福國會也就取消了徐世昌的總統地位，儘管徐世昌和段祺瑞對和談意見不盡一致，但是在維持安福國會問題上，兩個人態度都很堅決。
北方總代表朱啓鈐啓程南下時，曾謁徐請示哪些條件可以接受和讓步。
徐答：“除了國會問題外，一切問題都可讓步。”
言外之意是國會問題是不能突破的底線。
於是，國會問題又使和談陷入僵局，走進了死衚衕。
爲打破僵局，李純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把民國六年國會被解散以前的憲法會議恢復。
由舊國會議員在南京召開憲法會議的三讀會，完成制憲過程，並且通過追認徐世昌爲總統，然後公佈憲法，解散南北兩國會，根據憲法規定的國會組織法與國會議員選舉法，進行選舉，召集新國會。
李純的方案獲得徐世昌的同意。這方案情理法都能顧到，既符合南方“維持法治”的要求，又保全徐世昌的總統地位，南北兩國會則同歸於盡。
任何一個對等的談判，得以實現的條件是談判的各方做出必要的妥協和讓步。如果某一方寸步不讓，談判是很難取得成果的，除非所謂談判是城下之盟。
李純這一方案，照顧到南北方的核心關切，雙方又都做出了妥協和讓步，無疑是可取的。
但是，這樣一來，就沒有安福系什麼事了，安福系顯然是無法接受的。
在北方代表團中，有安福系分子參加，他們把李純方案電告北京的安福國會。
段祺瑞和安福國會獲知這個方案，爲之大譁。
四月十二日，北京安福系總部根據北方代表方樞發來的密報，召集緊急會議，討論對策。
到會者一致痛斥徐世昌和錢能訓出賣北方的行爲。與會人士中有人主張撤換北方總代表朱啓鈐。有人則主張先推翻錢內閣。段祺瑞的重要策士曾毓雋則大罵徐世昌記恩負義，主張對總統提彈劾案。
最後有人提議先禮後兵，推參議院議長李盛鐸（這時樑士詒已辭去參議院議長，議長一職由李盛鐸繼任）去見徐，質問徐爲何同意出賣北方的方案。同時安福國會參衆兩院同時邀請全體國務員出席答覆質問。
與此同時，段祺瑞計劃召張作霖、倪嗣沖等到天津再舉行一次督軍團會議，準備向徐正式開火。只是因爲曹錕反對，說這會引起外交團的干涉，纔打消了這個念頭。
徐世昌、錢能訓在安福系憤怒地攻訐下，矢口否認有取消安福國會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