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古代羅馬著名的哲學家說過：“教誨是條漫長的路，榜樣是條捷徑。”
年輕人的身上充滿激情和潛力，如能得到優秀領路人的指點，則更能激發他們身上的活力。
帶着蔡元培走上科舉之路的領路人，便是我們前邊提到的他的六叔蔡銘恩。
蔡銘恩，字茗珊，縣學廩膳生員，工於制藝，善詩詞，在紹興授業講學。在蔡元培之前，是蔡家族人中，世世代代讀書登科的第一人。
只不過，他的科舉之路更爲坎坷。不但是在蔡元培中舉六年後才成就舉子夢，而當蔡元培後來一路高就，他卻止步於舉人。乃至於後來蔡元培當了京試的閱卷大員後，因有他六叔參見京試而不得不迴避，正所謂後來者居上。
蔡銘恩或許是因爲自己不甚得志，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託在蔡元培身上。
要想在科舉這條崎嶇路上不斷往上攀登，小考這一關是必須要過的。
蔡元培在16歲時，六叔帶着他參加童子試，也就是小考。
當時的小考分爲縣考、府考、道考三級。縣考正試一場，復考五場。府考正試一場，復考三場。道考正試一場，復考一場。
參加考試之前，六叔見蔡元培特別緊張，就安慰他，說這一次參試，不妨當作一次嘗試，一次熱身，積累考場經驗。不要期望值過高，對結果不必看得過重。
考試的結果，蔡元培果然沒能考中，因爲六叔提前打了“預防針”，此次失敗，對蔡元培打擊倒不是很沉重。
其實，這一次，蔡元培對自己的考試應答，自我感覺還是很不錯的，他甚至想不出自己的差距在哪裡。既然名落孫山，他總算見識到了科考的艱難
第二年，也就是蔡元培17歲的時候，六叔又一次帶着他參加小考。或許是爲了讓他放鬆，或許是免於遭受打擊，進考場前六叔又有話在先，說這小考沒有個四次五次的是別想過。所以，這一次考完後，蔡元培可是沒抱任何希望。沒想到，結果卻大出他的意料，考中了。
這一次的主持考試的提學使潘嶧琴先生，他特別欣賞蔡元培的文筆，給蔡試卷的評語有：“筆輕而靈，意曲而達”，“論尤精當，與衆不同”。 蔡元培應該是有幸遇到了潘嶧琴先生這樣的有識之士。
潘嶧琴，諱衍桐，廣東番禺人，這是個有真才實學且獨具慧眼的人。
17歲就考中了秀才是不多見的，蔡元培和蔡家很受族人和四方鄰居推崇。
在此後的兩年裡，蔡元培先後在紹興城內的姚家和單家充任塾師，每家有學童七至八人，這應當是他執教生涯的開始。
蔡元培是個做事認真的人，不想簡單的重複自己前輩的教書先生們走過的路。除了四書五經這些必讀課外，他還想給學童們灌輸更多的知識，這樣，他自己必須懂得多，就必須多讀書。所謂，以其昏昏如何能使人昭昭。
六叔有限的一些藏書已經被他閱覽無遺。《儀禮》、《周禮》、《春秋公羊傳》、《大戴禮記》等，這些書他不知讀了多少遍。 在沒有書可讀的時候，他也隨意剪讀一些考據和詞章的書籍。諸如，《章氏遺書》、《日知錄》《湖海詩傳》、《國朝駢體正宗》、《絕妙好詞筏》等等。 尤其注力於金融學和小學（文字學），並開始學作散文和駢體文。而對研習了六七年之久的八股文兒，卻較少有問津。
隨着興趣的增加和涉獵的廣泛，這樣自覺不自覺的將他引入專門的學術領域。如他自己所說：“讀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諸書，乃治沽訓之學。”
然他最爲得意的且深受影響的則是朱駿聲的《說文通訊定聲》、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於正變的《癸已類稿》、《癸已存稿》等幾部書。
朱駿聲（1788年3月30日——1858年11月21日） ，字豐芑，號允倩，晚年又號石隱，江蘇蘇州人，清中後期文字學家。十三歲受讀《說文解字》，十五歲師從清代乾嘉學派大師錢大昕，錢大昕十分欣賞他，說：“吾衣鉢之傳將在子矣。”
嘉慶二十三年中舉，官揚州地教諭。他博學無書不讀，嫺習經史，擅長詩賦詞章，著作甚多。著有《說文通訓定聲》和《傳經堂文集》等作品。
《說文通訓定聲》18卷，是第一部聲首學書籍。全書以諧聲聲符爲綱，按音分別歸屬古韻十八部。同從一聲符孳衍的字都聯綴在一起，秩然有序。每字之下，先釋《說文》本訓，引羣書古注爲證，即所謂說文；次陳述字的引伸義和因文字假借而產生的假借義，即所謂通訓；最後舉出上古韻文中的用韻來證明古音，凡同韻相押叫做古韻，鄰韻相押叫做轉音，闡明字音，即所謂定聲。這3部分的主要部分是通訓，對研究詞義的發展和轉變大有幫助。
其它著作如《禮儀經注一隅》《夏小正補傳》《小爾雅約注》《春秋左傳識》《離騷補註》等。以及堪定而未刊行者《尚書古注便讀》《春秋三傳異文核》《小學識餘》《六書假借經證》《秦漢郡國考》《天算瑣記》《經史問答》《歲星表》等。
章學誠（1738年－1801年），原名文鑣、文酕，字實齋，號少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 清代史學家、思想家，被稱之爲中國古典史學的終結者，方誌學奠基人。
這是個很勵志的人，也是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埋沒的人。對於其人，不妨祥加介紹。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章學誠第一次赴京師應順天府的鄉試，未能中舉。隔年再赴鄉試，又被斥落，於是就學於國子監。
章學誠在國子監讀書期間，尋常考試名次仍常居下等，受盡考生們的蔑視與訕笑。但同舍諸生中也有曾慎、甄鬆年兩人與章學誠互爲相知。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學誠在京師第三次應順天府鄉試，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編修朱筠爲師，學寫文章。
朱筠與當時一大批著名學者過從甚密，使章學誠藉以結識了許多學界名流，開闊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論對他影響最大，特別是在如何治學、通過什麼途徑成學的方面。
戴震是乾隆年間第一流學者，經學考據的大師，在哲學上也有創見，又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學理念是：“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這就是說，必須通過訓釋字句以解經，才能進而明道，即得出理論上的認識。
這時的章學誠在學術上已有了獨到之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兩封答覆甄鬆年的書信，表明了他在編修方誌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觀點：一是志乃史體，所以“體裁宜得史法”，方誌的編寫應仿照紀傳體史書，並提出“藝文”部分不能濫入詩文，詩文應另編文選作爲志書的輔佐等建議。 二是方誌應當“可爲國史取材”，所以必須“詳贍明備、整齊劃一”。爲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關資料。三是編寫方誌應有所“創特”，“非苟然爲者”，使之不僅爲一邑之書，而“實爲天下之書” 。這些見解，是章學誠博覽羣書，大量參閱古今方誌，並加以認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學誠確立了方誌是一方全史的認識，具有很重要的學術意義，這使他在此後的修志活動中能夠密切結合史學研究，爲建立自己的方誌學及史學理論開拓了廣闊前景。
而後，章學誠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參與《天門縣誌》的編纂；還提出關於修志的具體意見，題爲《修志十議》。可以看出，他在編修方誌的領域裡已經有了較高的學術造詣。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章學誠曾一度打算“屏攝一切，發憤爲決科計”，但迫於生計，還是接受了修撰《國子監志》的委任。但章學誠從進入志局起，便感到處處受牽制，難以施展自己的才幹。尤其令他氣憤的是，志局監領嫉賢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權力，顛倒是非，排擠和打擊真才實學之士。爲了生活，章學誠忍了一段時間，但終於憤然離開。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章學誠父親卒於應城，全家十七八口皆來北京，他只得寫信請求老師朱筠幫助尋求編書之職。信中有言“此直生死之關，夫子大人，當有以援之” ， 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學誠開始撰寫《文史通義》，20餘年從不中斷。還應聘纂修過和州、永清縣、亳州、常德府和荊州府等地方誌，參與《湖北通志》的修訂。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應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劉長城之聘，主持編修《和州志》，根據和州舊志提供的資料，廣泛搜求文獻，用一年多時間撰成四十二篇，並輯爲《和州文徵》八卷。這次編修方誌的活動，對於奠定章學誠的學術基礎作用很大。
在修志期間他的一封書信中，曾經言道“檢點前後，識力頗進”，“思斂精神爲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爲《文史通義》一書” 。
據章學誠後來回憶，他二十三、四歲時就產生了史書“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 的設想，但僅在《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才將這一設想闡發爲考述史學源流的主張。他認爲，史官傳的內容應當“申明家學”，“以書爲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 ，即不僅記述史家生平事蹟，尤其應記述其史著的取材、編寫、傳佈及後人攻習的情況。對於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羣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 。這種主張包含了倡導記述史學史、研究史學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貴的創見。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學誠曾短期充任定州（轄境約當今河北省定縣、曲陽、深澤三縣）定武書院主講。五月應永清（今河北永清縣）知縣、摯友周震榮之聘編修《永清縣誌》，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書。其體例與《和州志》最明顯的區別就是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書。
這“六書”皆爲彙編檔案簿籍而成，便於保存歷史資料，但卻不能成爲具有特見的、精煉的著述，正如後來他自己所說的：“永清全志頗恨蕪雜” 。這促使章學誠繼續對解決方誌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進行探索。此年，章學誠還著成《校讎通義》四卷，這是與《文史通義》相併稱的重要著作。
編修《永清縣誌》期間，章學誠在科舉考場時來運轉。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應順天府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但他“自認迂疏”，不具備做官的素質，始終未敢入仕。
這樣一來，《永清縣誌》成書之後，他仍然過着漂泊客遊的生活，幾年內窮愁潦倒、十分困苦。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謀事不成，歸途遇盜，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搶劫一空。後來借朋友錄存的別本重抄，但終不能復其全貌，其中《校讎通義》佚失第四卷，尤爲可惜。出於生計，章學誠先後在肥鄉（今河北肥鄉縣）清漳書院、永平縣（今河北盧龍）敬勝書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蓮池書院主講。
在清漳書院，他向學生提出關於學習志向的策問：“舉業將以應科目也，假使諸生亦已登進士第，無所事舉業矣，遂將束書而不觀耶？抑將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學亦不當專爲舉業。” 表明章學誠自己雖然很熱衷於科舉功名，但仍將學術研究作爲矢志不移的抱負。
在敬勝書院主講期間，全家遷至永平，此後其家口常隨其謀業地點的變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學誠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虧同鄉邵晉涵將他接至家中，延醫治療，得以不死。
邵晉涵也是一位著名學者，自十幾年前與章學誠相識後，兩人意氣相投，這次病中，“常與論學，每至深夜”。兩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學誠明確提出要將“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作爲立言宗旨 。此年，他的著述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較爲深入地從哲理上探討學術源流和治學風格問題，寫出了《言公》《詩教》《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等重要論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學誠謁見河南巡撫畢沅，受到厚遇。次年初，由章學誠主持開局編輯《史籍考》。
編輯此書是章學誠的一大學術宿願，目的是全面整理、總結歷代史籍。但此舉規模宏大，非一人所能勝任。此時依傍畢沅，人力、物力皆爲充備，著名學者如洪亮吉、孫星衍、武億等人均被邀請參與。除主持編輯《史籍考》外，章學誠還被安置於歸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書院主講，他用餘暇重新修訂了《校讎通義》一書。經過這次精心更定，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在此書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達。
由於畢沅赴任湖廣總督，章學誠隨即失去文正書院講席，攜家離開河南。從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輾轉於安徽亳州（今亳縣）、太平（今太平縣）、安慶之間，雖一時困厄，但學術上進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個月之內著文二十餘篇，從哲理上探索學術史、治學宗旨、治學途徑和學風問題，將自己的主張予以理論性的論證和闡發，其中《原道》《原學》《經解》《博約》《史釋》等篇，皆爲《文史通義》中的精粹。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學誠應知州裴振的邀請編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對《亳州志》十分滿意，認爲“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 。從此，他確立了方誌立“三書”的體例，即“志、掌故、文徵各成一書，相互輔佐，志的部分體現作者的別出心裁，掌故收編一方典章，文徵彙集一方文獻”，從而解決了方誌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這樣，章學誠的方誌學理論已趨於成熟。
《亳州志》修成的當年，章學誠離亳州赴武昌，依附畢沅繼續編輯《史籍考》，並參與了畢沅《續資治通鑑》的編纂。從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問》《史德》《方誌立三書議》《書教》等接踵而成，標誌着章學誠已形成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
章學誠還鄉時已經五十七歲，離鄉四十餘年，歷盡艱辛。家中沒有什麼資產，只是“藏書甚富”而已。
但他並未從此居家過安定生活，不久又出遊揚州、安慶、桐城等地，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尋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
這部鉅著在湖北武昌藉助畢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畢沅遭貶謫而中斷。嘉慶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謝啓昆支持重新修訂，編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書終於未能流傳，僅有草創時的《論修史籍考要略》和成書時的《史考釋例》二文以及《史籍考總目》留存至今。
嘉慶五年（1800年），章學誠因眼病失明，仍堅持著述，直至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