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創辦實業。
袁世凱的前任李鴻章是著名的洋務派，他在辦實業方面肯定是可以大書特書的，但和袁世凱比，恐怕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講到袁世凱在直隸辦實業，首先應當是中國的第一條自造鐵路。
關於這一點，周醉天在他的書中是這樣寫的：“詹天佑被譽爲中國鐵路之父，小學課本里《詹天佑》的課文第一段是這麼寫的：＇贊天佑是我國傑出的愛國工程師。從北京到張家口這一段鐵路，最早是在他主持下修築成功的。這是一條完全由我國的工程技術人員設計施工的鐵路幹線。＇
“我認爲，說詹天佑是我國傑出的愛國工程師，說從北京到張家口這一段鐵路是完全由我國的工程技術人員設計施工的鐵路幹線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是說京張鐵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築成功的卻有待商榷。
“負責任地說，京張鐵路是中國人第一條自行設計自行施工建造的鐵路，詹天佑作爲總工程師，負責設計施工等技術工作，功不可沒，但說他主持就不準確了。主持建造這條鐵路的，不是別人，正是袁世凱。”
京張鐵路，見證了中國鐵路事業的艱難，贊天佑在修這條鐵路時，可以說幹了一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
火車經過青龍橋火車站時，不管青龍橋車站需不需要停都必須停下。因爲到了那裡後火車要往後倒一段路，才能繼續往前走。
沒有人認爲在那個時候那裡能修成鐵路，因爲很難解決降低高差緩和坡度的問題，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展線。
但詹天佑解決了這個難題，就是走了個之字，也就是一進一退。
那時候，從青龍橋火車站下車走着去下一個車站，人走路比火車還先到。
當然，我們說的是那個時候的施工和技術能力，放到現在還是事嗎？修越齡隧道和特大橋就是了，只要肯花錢。
當然，要修一條鐵路，光有技術是不夠的。因爲首先，修不修這條鐵路，這是權力說了算。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辦，就是得有投資，那可是個大數。
修新線鐵路的人都知道，鐵路線上的一個石渣，比東北人喜歡吃的水餃都貴。
要修這段鐵路，這兩個問題肯定不是詹天佑可以解決的。
而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是可以解決那兩個問題的，事實上這兩個問題卻實是袁世凱解決的。
袁世凱辦的第二個實業當屬開辦銀元局、官銀號等金融事業。
一九零零年，北洋機器局造幣廠毀於同八國聯軍打仗的戰火中，因此天津銀根吃緊，物價波動，商業困難。
一九零二年袁世凱委任周學熙創辦銀元局。
鋳銀元，銅元，以銅元代替制錢，銀元代替銀兩，實行幣制改革。
其後又開辦官銀號，發行銀兩票、銅錢票。這些措施對於天津市場的資金週轉，對於方便貨幣的攜帶，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袁世凱創辦實業的另一舉措是倡辦工業。一九零三年十月，他任用周學熙在天津成立直隸工藝總局，作爲管理實業的官方機關。
工藝總局章程很明確，以提倡和發展工藝，以工業普興，人人有自立之技能爲目的。
工藝總局成立後，先後興辦了工藝學堂（後改名高等工業學堂）、勸工陳列所、教育品製造所、實習工場、勸業鐵工廠、種植園、官紙廠等。成立工商研究所，舉辦儀器講演會、工商演說會。
工業學堂主要是培養工業人才，設化學、機器、化學制造、繪圖等學科，由英、日等外國教員授課。
勸工陳列所主要是把本省、外省和外國的產品，分類陳列展覽。將本地產品同國外同類產品相比較，研究工藝、成本、銷路、運費和包裝等問題，隨時講解、實驗，進行現場開導。
現場進行化學物品和礦產實驗，推廣製造工藝。蒐集有關工業的書籍、標本、報告、新聞、商品目錄，供工商業者考查研究。
教育品製造所陳列中外各種教育書籍、儀器、標本、模型、圖表，供有需要的學校諮詢和仿製。
實習工場爲工業學堂學生實習之所，兼培養技術工人。
直隸工藝總局還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引導、獎勵，努力推動工商業的振興。發佈相關文章，號召各界人士“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獨出資創辦工場，或糾合同志設立公司”，“推廣工業，大辟利源”。
承諾：“一切開辦之法，保護之方，莫不代爲籌劃，總以扶助成立爲主義。”
工藝總局經常派出工業學堂的教員，工商業家到街頭講演，宣傳鼓動，派遣勸工委員，分赴各地發動官紳合辦工廠。
調查出產和工業情況，舉辦展覽會。試辦工業售品所，出售所屬工廠產品。
辦理寄售業務，打開銷路。考覈鑑定廠礦企業，好者給以獎勵。
一九零五年評定模範工廠二十七家，一九零六年五十八家，頒發金獎牌三十八枚，銀獎牌四十七枚。
還派人帶領工徒前往湖北制麻局學習織造技術，赴江西景德鎮學習制瓷，到日本考察造紙，織布工藝。……
袁世凱通過直隸工藝總局的積極努力，對天津和直隸的工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也興辦起了一批企業。天津市區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九年間，開辦的工廠有三十三家，一九零三至一九零七年的四年多時間裡，直隸一百五十多個府、州、縣，開辦工藝局、所、廠的達八十五處，資本總額庫平銀四十二萬餘兩。
較大的企業，有機器造幣有限公司、萬益有限公司（織造氈呢等）、電燈有限公司、濟安自來水有限公司、北洋勸業鐵廠、實業工藝廠、北洋菸草有限公司和有當時名氣很大的唐山啓新洋灰公司。
唐山啓新洋灰公司年產水泥二十餘萬，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建材企業。
在實業方面，袁世凱較大手筆還有灤州媒礦的興辦。
在袁世凱的任內，直隸民族工業還是得到了一定發展的。
袁世凱認爲：“非講求地利，振興農務，不足資生計而裕度之。”因此，他在直隸總督的任內，也是很重視農業的，特別是植樹造林。
在他的主持下，一九零二年在保定創立農務局和農事試作場。購買農業機器，聘請日本人楠原正三指導種植。
農務局附設農業學堂，主要教授蠶桑種植和糖、酒的生產。保定郊區二百多萬株桑秧和小站四百餘頃稻田，也歸農務局經營。
該局還開展農產品評會，大力宣傳種樹的益處。在他們的努力下，那個時候，各州縣對植樹造林還是很重視的。
當然，最值得一書的還是大辦新型教育。
隨着國門的被打開，新思想，新知識不斷的涌入，舊的科舉制度的弊端越發顯現。
廢除舊的科舉制度，已經提到了歷史議程。
一九零三年十月袁世凱與張之洞聯銜奏請遞減科舉中額，提出“專注學校一途”。指出“政治必賴於人才，人才必出於學校”，而科舉阻礙學校的興辦，“科舉一日不除，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
建議將各項考試取中之額按年遞減，學政歲科試分二科減盡，鄉、會試分三科減盡。以前的舉貢，生員按照不同情況，令其分別入新式學堂、仕學和師範速成班學習，或另給其他出路。
引起清廷重視，諭令從丙午科（一九零六年）起，科舉分三科減盡。
一九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袁世凱再次領銜，與張之洞、趙爾巽、周馥、岑春煊、端方聯名上折，指出“危迫情形，更甚曩日，實同一日千斤”，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十多年後，人才始盛”，奏請立即停止科舉，推廣學校。
清廷立允，諭令從丙午科起，所有鄉、會試和各省歲科考試一律停止。從此，科舉制度被永遠的廢除了。
科舉制度的廢除，爲新式學校教育在中國生根開花，掃清了制度上的障礙。中國的教育，也就逐步的融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