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離開澄衷學堂是1906年上半年的事，恰好這年夏間中國公學招考新生。他所以報考中國公學，起因於他讀到了姚宏業的遺書。
姚宏業（1881—1906），字劍生，民主革命家，湖南益陽下梅塘人。1904年赴日留學，首倡保護路礦主權，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5年12月8日，陳天華（姚宏業的湖南老鄉、摯友），同盟會骨幹。在日本東京南面的大森海灣，跳海自殺了。
陳的自殺，最直接的原因，是當時愈演愈烈的反對“取締在日留學生規程”風潮。日官方提出要對中國留學生加強管理約束，引發了留學生羣體強烈不滿，當地報刊又出現了詆譭中國留學生的言論。31歲的陳天華，爲喚醒同胞的民族尊嚴，決定以死明志！
姚宏業是這場風潮的積極參與者，他對陳的“以死明志”最爲悲痛。
然而，這場風潮，原本卻是始於一個誤會。
鴉片戰爭以後，清朝廷昏聵無能，致使中國淪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泱泱華夏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機。此時，近鄰日本卻因明治維新的成功而迅速崛起，這使國內的仁人志士看到了希望，以爲複製日本模式便可以救國於危難。
從1896年開始的留日運動，在進入20世紀以後，逐漸出現高潮，東渡日本的學子或官費，或公費，或自費，絡繹於途。在大約十年的時間內，至少有五萬人在日本接受了各種程度、各種類別的教育。”
當時日本的學校各式各樣，其中不乏以牟利爲目的之所謂野雞學校。而8000名中國留學生（1905年）也是良莠不齊，玩樂之徒丟了中國人的臉。於是，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19號令正式公佈了《關於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
其實這個規程主要是將各類學校納入文部省統一監管，同時正確引導留學生儘快步入正軌。這很正常，所以規程剛出爐的時候，沒有引起什麼大的反響。
但是，學校執行走了樣，有學校佈告稱：“限令各生於該月二十九日前呈報其原籍、住址、年齡、學歷等，若逾期不報，則對該生不利。”語氣生冷強硬，立刻引起留學生的警覺。他們翻出20幾天前刊登的《規程》，反覆閱讀、比對、琢磨，在讀到以下兩條時，讀出了敵意。
第九條：“受選定之公立或私立學校，其供清國學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學校監督之公寓，須受校外之取締。”
第十條：“受選定之公立或私立學校，不得招收爲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飭令退學之學生。”
“取締”一詞深深刺痛了中國學生的心，衝動之下，他們忘記了日文的“取締”有監督管理的意思。經過層層揣摩、層層演繹，這個規程竟成了“取締留學生規程”。當然，敏感也不是毫無道理，因爲早在六七月間，坊間就有傳聞說要取締留學生，沸沸揚揚的。這次，學生們以爲是揭開了蓋子。
儘管中國留學生總會出面交涉，日本文部省緊急解釋調停，但爲時已晚，留學生的羣情激奮已無法阻擋。
姚宏業等人認爲事關國體，倡議全體罷課回國，各校留學生紛紛響應。女校也豎起了大旗，以秋瑾最爲激進，她舉刀明誓：“如有人回到祖國，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魯迅、許壽裳、楊度等人持不同意見，認爲不必全體罷課回國，但他們的聲音太小，沒人聽。
據記載，當時的激進派自發組織了糾察大隊，甚至帶着短刀在各校門口蹲堵，阻攔留日學生到校上課。
正在僵持不下之時，陳天華的死，成了重磅炸彈，徹底激化了“敵我矛盾”。實際上，冷靜回想一下陳的遺書，不難發現，他的自盡主要是因爲日本報刊詆譭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他要以死來換取同胞的覺醒悔悟、奮發圖強。而對於這個規程，他的本意是“可了則了，切勿固執”。
但沒人顧得上陳的本意，他的死，就是促成留日學生集體歸國的致命一擊，任誰也不可能挽回了。
這麼多學生集體回國，以後該怎麼辦？這是姚宏業首先想到的問題。
“國民欲有愛國之思想，不可無自立之學校。”辦學！這是姚宏業的答案。
從12月4日罷課，到14日第一批留學生回國，僅僅10天時間。匆匆忙忙中，大夥兒訂立了《歸國辦法》和《善後辦法》，其中明確提出了歸國辦學的思路。
正當大家四處張羅之時，清政府留日監督處突然傳來消息，要求全體學生立即返回日本復課。原來，從風潮初起，清官方就和日本交涉，力求平息事態、安撫學生。一下子，留學生羣體分裂成兩派，一是歸國派，一是復課派，雙方你來我往誰也說服不了誰。
1月11日，兩派召開協商會，一致同意以自願爲原則復課，並電告全國。
大批學生返回日本繼續讀書了，留下的只有幾百人。那麼，這學還辦不辦？
姚宏業等人懷揣趕超耶魯大學、早稻田大學的美好憧憬，決定不改初衷，繼續興辦本土大學。將學校定名爲“中國公學”。
萬事開頭難，而前路更難。那一年的舊曆春節，幹事們在奔波中度過。儘管他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演講，但社會各界對這所新學校多持觀望態度，並不給予實質性的支持。
據早期學生張承槱回憶：“當時辦學毫無基礎，全體同仁遭遇極大困難，同情者雖多，而實際援助者除上海總商會會長曾鑄捐了數千元外，其他各界毫無表現，全憑我數百人自己解囊相助，大多數困苦不堪，連生活也難於維持了。”
校舍房租每月必付不得拖欠，學生宿舍租在農戶家，因爲缺錢，兩個學生合租一個鋪位。就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中國公學竟然顫顫巍巍地開學了。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最難的是兩點：
一是生源不足。3000人銳減到260人，還不到10%。學生來自13個省，年齡不一、層次不一，同班同學能差出14歲之多！教員配備完全跟不上，有些課程還要請日本教師來講，再請懂日語的同學做翻譯。甚至年齡大一些的學生要給低年級做兼職講師，頗有點自給自足、自教自學的勁頭。這能長久嗎？
二是資金匱乏。社會各界持觀望態度，有的甚至說辦學是假，革命黨的陰謀纔是真，這樣的謠言喧囂直上，就更沒有人敢出錢了。下層盯着中層，中層盯着上層，誰也沒有真行動。
這邊正焦頭爛額，那邊開學纔不到十天，竟出了一件大事，差點讓這新學校夭折！
辦學條件艱苦，教學水平也跟不上，有的學生已心生不滿。副幹事朱劍和部分江蘇籍學生髮生了點口角，本來也不是大事，互相體諒一下也就過去了。但衝動是魔鬼，朱幹事甩了一句難聽話：“江蘇人鬧事，江蘇人皆出。”意思是鬧事的都滾蛋。
這本來是一句氣話，何況朱幹事自己就是江蘇人。但江蘇籍學生們不幹了，認爲學校有意排斥，鬧着要罷課、要退學。
爲避免同室操戈愈演愈烈，朱幹事被迫辭職了，但江蘇籍學生們態度堅決拒絕和解，他們帶人破壞了學校設施，公開在報紙上聲討攻擊中國公學。最終，50多名學生堅決退學，自立門戶，組了一個健行公學。
學校誕生僅10天就鬧出來的分崩離析，無疑使中國公學的形象大受損害。本來觀望的人，這下成了看熱鬧的，說這幫學生簡直就是胡鬧，幸虧自己當初沒出錢。而更嚴重的影響是，上海官府本來批付一部分經費，但因爲出了這事，已經在走流程的款項，被緊急召回了。
整個事件，姚宏業一直盡力周旋，力求保住中國公學的顏面，但無奈以失敗告終，他痛感：“東京之現象既如彼，內地之悲觀又如此，此次歸國對外之種種大願，終莫得遂。”
失意失望、鬱悶悲痛，姚的腦中漸漸浮現出陳天華的身影。冥冥之中，他萌發了同樣的以死明志的念頭。
4月5日，姚宏業和幹事王敬芳促膝長談，把自己所有想說的話都說盡了。王覺察出不對勁，想着第二天是清明節，就說一起出去散散心，姚一口答應。但第二天敲門時，姚不在屋內。此後7天，杳無音信。
13日，報紙上刊登了一則消息，說黃浦江裡打撈上來一具屍體，是個穿西裝的中國人。王敬芳、張邦傑等人感覺不妙，立刻趕往醫院認屍。但屍體已經膨脹模糊，無法辨認，只從口袋裡翻出兩枚圖章，一個“劍生”，一個“競生啓事”。劍生、競生是姚的字號，這屍體無疑就是他了。在場之人無不痛哭流涕，無法抑止。
人們在整理姚的遺物時，發現一封事先寫好的遺書，字裡行間，言辭慷慨，聲淚俱下：
“……我願我死之後，君等勿復念我，而但念我中國公學……竭力求學以備中國前途之用……振起精神，無輕灰心，無爭意見，於各事件不完善者補之，不良者改之，務扶我中國公學爲中國第一等學堂，爲世界第一等學堂而後已。我願我四萬萬同胞之官紳、兵士、農工商，貴者施其權、富者施其財，智者施其學問，籌劃以共，維持扶助我中國公學……我死後如有知也，願此一點靈魂與我中國公學共不朽！”
赤子丹心，蒼天可鑑。投江這一年，姚宏業不過才25歲。
悲劇發生後，感動了不少人慷慨解囊相助。清政府迫於輿論壓力，也不得不在1907年夏由兩江總督端方撥給上海市郊吳淞炮臺公地100餘畝土地爲校址，大清銀行助借10萬兩白銀興建校舍。
姚宏業幾千字的遺書在報紙上發表後，引起社會震動。胡適從報上讀到這份遺書。受到極大感動與鼓舞，遂決定報考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