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接手編輯《每週評論》之後，針對五四運動之後國內談論政治、各種主義的熱情空前高漲的情況，於7月初在《每週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而正是胡適的這篇文章，很多年來，在中國大陸飽受詬病和指責，也曾被羅織了很多罪狀，諸如瘋狂的反對和抵制馬列主義，反對進步。很多人將此文做爲胡適與革命陣營分道揚鑣的分水嶺，是所謂胡適走上的反動的開始，等等。
時至今日，仍有人認定：“此次‘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思想理論上的一次重要論爭。在論戰中，以李大釗爲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們，理論上雖然不很成熟，運用理論亦尚不熟稔，卻通過論戰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前進道路。這次論戰的影響是深刻的，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也促使新文化運動陣營產生分化。一批先進分子通過論戰，更加科學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對於當時的青年人來說更加重要，‘不通過他們直接的，或爲他們耳聞目睹的無可辯駁的經驗和教訓，他們是不會對某種學說深信不疑的’。同時，儘管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觀點，在論戰之初影響了一批青年學生，但隨着論戰的深入，他的觀點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學生青年偏偏不談問題而談主義，尤其是《星期評論》、《新青年》，……而胡適仍然堅持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立場，逐步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營壘中分化出去。”
更有意思的是，有很多的人根本就沒讀過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原文，卻發表了那麼多義憤填膺的議論。
因此，在這裡，我們不妨讀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原文，看看胡適在文章裡說了什麼。
以下爲《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原文：
本報（《每週評論》）第二十八號裡，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麼？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爲。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爲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裡掛着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爲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伕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伕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爲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爲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纔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爲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抄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着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纔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爲尋着了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着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民國八年七月
這便是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原文。怎麼說呢，在筆者看來，如果拋開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歷史背景，不帶任何偏見。如果真對馬克思主義有真正的瞭解，而不是讀過了《共產黨宣言》，就自以爲自己已經是馬克思主義者了的人。因爲，正是馬克思本人，多次在《共產黨宣言》再版時指出，宣言的有些觀點已經過時，而現在還有人認爲宣言是“句句是真理”。也不要忘了，對於很多自認爲馬克思主義應該這樣和那樣，任意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人，像宗教徒那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馬克思本人曾憤怒地說：“我不知道別人，反正我知道自己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是的，如果真的懂馬克思主義，懂歷史科學，應該不難發現，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反而在很多方面，閃耀着馬克思主義的光輝。
至少，當年的胡適，比現如今那些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像信仰宗教那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離真理要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