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努力週報》副刊《讀書雜誌》第一期出版。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感嘆：“兩年的志願，到今年始得看見第一期！”
《讀書雜誌》是《努力週報》的增刊。1922年5月7日《努力週報》在北京創刊，在當時頗具影響力。藉助正刊的影響，9月《努力週報》發行了增刊，題名《讀書雜誌》。
《讀書雜誌》的發行並未隨着《努力週報》這一正刊的終刊而停止，而是一直持續到1924年2月。這期間，《讀書雜誌》共發行了十八期。這十八期《讀書雜誌》刊登了四十四篇文章，涉及十四位學者，他們分別是丁文江、吳虞、任鴻雋、胡適、胡堇人、徐旭生、陸侃如、梁啓超、遊國恩、董作賓、劉掞藜、陳衡哲、錢玄同、顧頡剛。當時，他們中的一部分在學界已有較大的影響力。之後，歷史證明，這十四人在未來中國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胡適在《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一文提出兩點，可視爲此刊宗旨，一是“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評”，二是“我們也許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這兩點在整個辦刊過程中是被貫徹了始終。
在《讀書雜誌》中，胡適、胡堇人、劉掞藜、錢玄同、顧頡剛五人就古史問題進行過討論，形成十五篇文章，近九萬字。關於古史問題的集中討論藉助報刊呈之於衆，很有一種努力探索氛圍，各種論辯問難尤爲精彩。
參與討論的人有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胡適。這五人分作兩個陣營，胡適、錢玄同與顧頡剛爲“疑古派”，胡堇人、劉掞藜爲“信古派”。在具體的討論中，顧頡剛開其端，劉掞藜與之辯難，往來討論五個回合。直到第17期顧頡剛發佈啓事，“我初到北京，下月又要到河南，在兩個月內無暇討論古史”，這一論爭才告一段落。緊接着，胡適在第18期撰文《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做總結髮言，表達自己疑古立場。
在顧、劉、胡的論證中，展示出那時學者的學術態度和品格。比如顧頡剛說：“讀劉掞藜先生‘再質’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尋覓這樣的一個伴侶而不可得，現在竟得到了！”
劉掞藜言：“我老實不客氣地辯駁，覺得先生（指顧頡剛）所說具不能成立；但是先生有很好的證據和說法時，我願恭恭敬敬地承命將這篇大話一筆勾銷，以表示我毫無成見。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
胡適《讀後感》說：“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但我對於劉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對他的批評，全無惡感，只有責備求全之意，……行文說話偶有不檢點之處，我也希望他不至於見怪。”
顧頡剛與胡適的真誠溢於言表，而劉掞藜的勇氣也是讓人敬佩。劉掞藜英年早逝，從其留下的《中國上古史》《隋唐五代史》等講義，以及發表在《史地學報》中的《史法通論》一文可窺其堅守“信古”之志。在“疑古”之風大興之時，能夠堅守自己獨有的學術立場，頗顯學者風範。
《讀書雜誌》以增刊之名，行讀書之實。“疑古”“信古”之爭發端於此刊，以“疑古”之勝告終。之後的《古史辨》一直以“疑古”爲基調，探求科學的古史系統，對中國史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由於過於勞碌,12月10日，胡適生病，醫生不讓其工作，於是胡適被迫將《努力週報》的編輯事務交給高一涵。
12月17日，胡適在病中迎來了自己的31週歲生日和北大24週年校慶，他在《北大日刊》上發表《回顧與反省》一文，指出北大五年來有兩大成績，一是組織上的變化，從校長學長獨裁製變爲教授治校制；二是注重學術思想的自由，容納個性的發展。但胡適也指出，北大也存在學術上很少成績，自治的能力很薄弱等遺憾。文中最後的祝詞是：“祝北大早早脫離稗販學術的時代，而早早進入創造學術的時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氣與自治能力攜手同程並進。”
12月24日，胡適發表《啓事》：“我因爲年來不知節勞，起居無度，以致久病；現已得校長允許，自12月17日起，離校休假。以後朋友賜教，請直寄北京鐘鼓寺十四號轉。”
12月29日胡適住進北京協和醫院進行檢查治療，次年1月6日，胡適出院後在《努力週刊》上發佈啓事，說此次檢查結果已斷定不是糖尿病。
胡適出院後在家養病休假，繼續主編《努力週刊》，並得閒讀書著述。歸國五年多之後，胡適終於可以閒下來做點兒自己的事情，包括給多年沒有聯繫的女友韋蓮司寫信。
他在3月12日給韋蓮思的信中說：“現在我成爲一個自由人——五年多來的第一次自由。在過去的五年裡，時間不是我自己的。”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爲抗議國務會議通過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的提議，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之職。
前面說過了，1923年蔡元培辭職的導.火.索爲“羅文幹案”。1922年11月，因軍閥政治爭鬥，曹錕指使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指控當時王寵惠內閣財政總長羅文幹在簽訂奧國借款合同期間有受賄行爲，脅迫總統黎元洪將其逮捕。
經地方檢察廳調查後認爲證據不足不予起訴，隨後1923年1月11日無罪釋放。而教育總長彭允彝爲了在衆議院籌到足夠同意票，迎合議長，提議對羅案進行復議，於是1月15日，司法總長程克下令將羅再次逮捕。
羅文干與蔡元培爲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早在1922年4月，蔡元培、王寵惠、胡適、羅文乾等共16人曾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主張建立“好人政府”，呼籲好人蔘加政府以促進政治改革。
該年9月由王寵惠任國務總理而組建的這屆內閣，就屬於這一“好人政治”的實踐，羅文幹在內閣中擔任財務總長。
蔡元培面對自己的政治理念被軍閥政權踐踏而破滅，更目睹自己的好友被惡人不惜公然違背法律而再次投入監獄，他必須要有所行動才能撫平內心的憤激。於是，1月17日，蔡元培向總統府遞交了辭呈。
事實上，蔡元培得知羅文幹再度入獄的新聞並非通過報紙，乃是好友邵飄萍告知。1923年1月17日，邵飄萍邀請蔡元培、胡適和蔣夢麟三人一起在北京東華飯店吃午飯，席間邵飄萍把此消息告知三人。
蔡元培聽到後很憤激，因此主張“邀集國立各校長中之可與共事者，以辭職爲抗議”，不願在彭允彝之下辦教育。在做出辭職決定之後，蔡元培在周圍好友幫助下，精心設計了辭職的每一個步驟和細節。
有意思的是，最受人們關注的辭呈竟然不是蔡元培親自寫的。胡適後來在日記中記述說，17日四人在東華飯店聽到消息後，蔡元培先請邵飄萍草擬一份辭呈，然而大家對邵稿不甚滿意，於是只好先散了，帶着稿子去蔡元培家中商議。
到蔡家後，經過再次商議，決計不用邵稿，由胡適另外起稿，在胡適的稿上蔡元培又進行刪改並邀請了湯爾和再加商議。
胡適前後寫了一系列文章作爲支持，第一篇文章《蔡元培以辭職爲抗議》發表在1923年1月21日的第38期《努力週報》上。僅僅這樣一篇文章顯然影響力不夠，胡適動用人際關係網絡，希望藉助朋友之力更大範圍內掀起輿論影響。
蔡元培辭呈見報的第二天，胡適給任鴻雋寫了封信。第三天（1月20日）給朱經農寫了封信。信的內容主要是希望兩人幫助聯絡上海文化界名流，寫文章呼應蔡元培辭職，擴大影響力。
胡適在1月18日作《蔡元培以辭職爲抗議》一文加以支持，指出蔡元培的此次辭職“確然可以促進全國國民的反省，確然可以電化我們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覺力。”
1月25日，胡適又作《蔡元培與北京教育界》一文，他在文中主張北京教育界應該認清蔡先生“不願爲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的苦心；應該繼續維持各學校。文中還說：“這幾年的經驗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罷課’一件武器，無損於敵人而大有害於自己，是最無用的。”
文中最後對政府提出兩項忠告：彭允彝不能不去；北京大學的校長不能隨便任命。
1月28日，胡適又發表《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一文，指出在這個混濁黑暗無恥的國家裡，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是不會成功的，但他這種使人們反省的正義的呼聲卻是不可不有的。
2月4日胡適又發表《蔡元培是消極嗎》一文，肯定並支持蔡元培“有所不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