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罷鄭可峰的話，在座的幾個副市長心中一陣鄙視，鄭可峰的話他們沒有從正面意義上去理解，而是在揣摩鄭可峰話中的另類意義。鄭可峰是主管工業和城市建設的副市長，可謂是位高權重，他主管的委辦局都是油水最重的行業，比如最近出現重大事態的市建委，就是他的主管局之一。
他提出的挑選一、兩個委辦局作爲試點的建議，實質上是爲自己和他的親信部下爭取時間，觀察這項政策的執行情況，然後根據執行的力度再決定他們的對策。
所以，如果讓他提出具體的試點委辦局，他一定不會提到市建委，其他由他主管的部門，他也會盡量避免提及。
陳宇星和這些副市長們所考慮的東西不一樣，他非常重視鄭可峰這番話中積極意義的那一面。
這項政策如果匆忙的推出，確實有可能出現鄭可峰所擔心的事情。華國社會一直奉行法不責衆這一不成文的約定成俗的習慣，在這種人多勢衆的情況下，往往給人逃避懲罰提供盲目的信心和膽量。
如果這種情況不幸的發生了，事情就又回到了原點，衆多的貪腐人員要接受廉政委員會的調查和打擊，赦免備案政策就起不到他應有的作用，成爲了一紙空文。這是陳宇星不願意看到的。
將這一政策在一兩個委辦局試點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給大部分人更多的一些時間，讓他們能夠更多、更深入的瞭解這一政策，以及沒有備案所面臨的巨大風險，起到宣傳和鼓動的作用，這對赦免政策的成敗可以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陳宇星見鄭可峰不再說話，他說道：
“可峰市長的意見很好，他充分考慮到了人性的本質，有些人是不會將裝進衣袋裡的錢財心甘情願的再掏出來的，他們會負隅頑抗。不惜一切手段的保護他們的非法所得。我們就是要從根本上打破他們這種僥倖，讓他們感覺到按赦免備案政策的要求申報他們的非法獲利，並退還這些非法所得纔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才能夠使這一政策起到他應有的作用。
而這恰恰是我忽略了的一個方面，一會我們再仔細研究他們的建議。景濤市長，你們有什麼建議也說說。”
在鄭可峰發言的時候，張景濤已經在思考自己所要表達的東西。從前面兩位提到的問題可以看出，他們已經無奈地全盤接受了陳宇星市長提出的赦免備案政策，雖然他們也是心有不甘。然而現在的局勢已經擺在了這裡，和陳市長對着幹只能自取滅亡，所以妥協就成爲了他唯一的選擇。
然而這種選擇並不痛苦，因爲選擇這一條路的人還有許多。他張景濤並不那麼的引人注目。
“市長，這完全贊成在全市實施赦免備案政策，而且是越快越好，這樣可以使我市的工作儘快地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關於這份文件，我所關心的問題也和雷市長、鄭市長差不多，這裡我就不再重複了，我只提一下執行這項政策時的程序性問題。
一是。作爲一個國家公務員，他們都有高傲的一面，所以面子對他們很重要。既然這項政策提出了不影響申報備案官員的現有職位和今後的晉升之路，那麼就要在備案程序設計上給他們保留住臉面，這樣可以讓他們在今後的工作中，也能挺着腰桿說話，不至於讓他隨時隨地都感覺到心虛和沒有底氣。
二是，市廉政委員會將成爲一個衆矢之的。意圖從那裡得到別人隱私和把柄的人將大量的存在和產生，如何在制度建設上杜絕這一現象的發生，也是和赦免備案政策的成敗密切相關，如果某某人的備案材料滿天飛，如何能讓他安心的進行工作。所以說，廉政委員會的資料管理工作和保密制度建設，要和赦免備案政策同時進行。
另外我再提一個議題外的建議。公務人員工資制度的改革方案也到了進行全面討論和試行的階段，讓所有的公務員們即能夠看到他們的前程，也不會感覺到生活拮据比別人矮上一頭。讓更爲廣大的基層公務員這在個非常時期不至於磨洋工，敷衍塞責。使政府的工作能夠按部就班的進行，並且大幅度地提高工作的效率。”
陳宇星認真地聽着，不時在面前的本子上記着他們建議的重點。他此刻的感觸頗深，這些在官場上廝混了二十多年的老油條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看問題的角度都是非常的犀利和準確。如果他們能將這一優勢全部用於自己的工作，而少一些互相猜忌，避免一些爲了政治而產生的牴觸的摩擦，更主要的是少一些爲了自身利益的考量，他們都將是工作中的一把好手。
接下來其他幾位副市長也提出了自己對這一政策的看法，他們對這一政策給予的評介極高，陳宇星自己都感覺到了有被拍馬屁的嫌疑。但是總體上他們的觀點還是有許多可取之處的。
趙剛在最後也做了發言，他談問題的角度更貼近於實際工作，主要是從赦免備案政策實施後，市政府辦公廳如何在人力和物力上對市廉政委員會提供支持。以及廉政委員會硬件設施的建設，比如將爲廉政委員會單獨設立一座小型的服務器，與互聯網進行物理隔離，避免信息泄露和資料被盜等等一些具體的工作。
在全體與會人員都談了自己的看法以後，陳宇星說道：
“大家提出的建設性意見都非常符合實際，這給我和江玟靜主任提了醒，要在市直機關和各區縣全面實行赦免備案政策，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陳宇星看了看他面前筆記本上的記錄，又接着說道：
“霆健市長提出的兩個問題非常的重要，我是這麼考慮的，我說出來供大家討論，我們羣策羣力地共同解決好這兩個問題。
第一從國家層面上來說，奉京特別實驗區有制定政治、經濟和法律等新政策、新法律、法規的權力，這是中央在設立奉京特別實驗區就已經確立的原則，這個原則是不會改變的。因此我們實施的赦免備案制度是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不會因爲領導幹部的調動和升貶而出現政策上的變動和斷檔。
當然這一政策我們會積極爭取得到中央的理解和支持，這個工作我來做，最起碼我們會將這一政策的文件和實施細則送交國家有關機構備案，這是一種姿態，只要中央有關部門沒有提出明確的反對意見，我們實施起來就名正言順。
第二關於法律層面上的問題，市政府以紅頭文件下發的有關政策，代表不了法律，也沒有長久的生命力，這是我們在今後的工作中要逐漸改變的。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管理這個城市的一切活動和執法行爲都要按照法律和法規的有關規定依法進行，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搞所謂的政府行爲，這是不符合法制社會的基本要求的。以後我們的紅頭文件要嚴格的控制，要逐漸的減少，直到最後完全取消。是不是有些跑題了，好了，我們言歸正傳。”
在座的副市長們發出了會心的笑聲。陳宇星也笑了起來，右手在空中盲目的揮動了兩下。會議的氣氛更加輕鬆了下來，幾位副市長的坐姿也沒有開始時的正襟危坐了。
“這是一種趨勢，一但形成就會按照他的自身規律有秩序的運轉。我們這份文件，我考慮了一下，可以將他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以國家主.席名義發佈的特赦令，是對某一個特殊時間段的特定地方的一些特定人物的特定事宜的特赦令。”
陳宇星這拗口的最後一句話，彷彿一盆冷水潑進了滾燙的油鍋中，會議室中十幾個人立即炸開了鍋，“嗡嗡”聲越來越大。副市長們不是無知的老百姓，陳宇星向國家申請特赦令，這種事情就猶如天方夜譚一樣，如果他能在這極短的時間內，將這一設想變成現實，那麼這些副市長們恐怕要用看怪物一樣的目光看陳宇星了。
華國建國以來，共實行了7次特赦；第一次是1959年在建國10週年慶典前夕，對在押的確已改惡從善的蔣家集團和僞滿州國戰爭犯、反革命犯實行特赦。第二次、第三次特赦分別於1960年、1961年實行，都是對蔣家集團和僞滿州國罪犯確有改惡從善表現的進行特赦。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分別於1963年、1964年、1966年實行。與前兩次相比，只是在特赦對象上增加了僞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其他內容完全相同。第七次是1975年，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給予公民權。
從這幾次特赦可以看出，都是對建國前後的戰爭罪犯進行的特赦，而對普通刑事和經濟罪犯的特赦一次也沒有。
如果陳宇星能在這種情況下申請到，對奉京特別實驗區成立之前所有的奉京市具有公職人員的經濟犯罪行爲進行特赦。那麼他將是神一樣的人物，在座的人將不再會有任何異心，爲什麼？這已經明擺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