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年代受迫害的當然不止我們一家，就拿西村我姥爺家來說，扎紙人的，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我姥爺、我姥姥、還有我大舅都捱了批鬥。我大舅比我父親大幾歲，上學也比我父親早的多，文革的時候，他已經在上高中了，文革開始以後，學校停課回了家。
當時，他已經一邊上學一邊跟着我姥爺學扎紙人的手藝。當然了，不是我想說我姥姥姥爺的不是，就個扎紙人的手藝，還講究個傳男不傳女，兩口子愣是沒教我母親。
不過，這文革一上來，我姥爺一家四口兒，就我媽沒挨批鬥。據我媽說，他們那個村打人打的特別狠，把人逼的光上吊的就有仨，投井的倆。寫老槐樹的時候，我不是說他們村有個七十歲老頭捅死了八十歲的老頭嘛，就那個八十歲的老頭，他們村就數他心狠手黑，打人都是往死裡打的，像這種人，老天爺能叫他活到八十歲，估計就是叫他等着挨刀呢，那七十歲老頭捅了這老頭以後，到監獄裡安享晚年去了，國家一直把他養到壽終正寢。
當時，我大舅給人打的眼睛都睜不開了，導致視力下降，我姥姥左腿給人打出了毛病，最慘的是我姥爺，給人打的大口大口吐血，之後落下了內疾，一到陰雨天就胸悶、偶爾嗝血，在我不到兩歲時我姥爺就去世了。
他們村，最幸運的要數陳瞎子了，當時陳瞎子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不過陳瞎子這老傢伙圓滑世故會來事兒，別人還沒打他，他自己就招了：“我對不起國家，我對不起黨，我對不起人民，我對不起全村老少爺們兒，我認罪，我該死，我活該瞎，這輩子瞎，下輩子還瞎……”
那些人一聽這話，心裡舒坦了，說陳瞎子表現好，只把陳瞎子的竹竿子撅折了，美其名曰：斬斷牛鬼蛇神尾巴。
當時，紅衛兵好像已經分出了派系，每個派系各自爲戰。在我們這裡有名的派系大致有三四個。“二七派”、“八一八”，這兩個是最老資格的派系，勢力最大，另外好像還有個“大聯合”“四一四”什麼的，這兩個派系較小。
“二七派”，本名“二七公社”，是我們河南省最大的造反派；“八一八”可能是北京的，不過在全國的影響力是最大的，源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號，這一天是首次在北京接見紅衛兵。
他們這些派系之間，唯一不同就是胳膊上帶的那個箍，當時可能叫章。二七派，胳膊上帶是“二七紅衛兵”，八一八帶的是“八一八紅衛兵”。“紅衛兵”三個字較大，居中，派系名稱字較小，居上。
打我奶奶的那些人是“二七派”的紅衛兵。
在北京第二次接見過紅衛兵以後，九月初，中央發出通知，支持全國各地革命學生代表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還支持北京學生到全國各地進行革命幫助，坐火車、吃飯，一律由國家開支，也就是說，坐火車吃飯都不要錢。
這個通知一經出臺，將紅衛兵大串聯推向了最，全國各地的大學生、中學生、甚至是小學生，風起雲涌，全部開始北上南下、東進西出。
打我奶奶的那幾個紅衛兵，臨走時帶走了村裡大多數年輕人，說是大串聯到北京去見，接受的檢閱，每人帶上一個箍，拿上一本“紅寶書”滿腔激動地離開家了。
他們就這麼走了，我父親當然不甘心，喊上王思河，一路跟了過去。
我們這裡現在叫鳳泉區，過去叫北站區，過去爲啥叫這個名字呢，因爲我們這裡過去有火車站，京廣線，過去的火車不知道到達北京那個地方，現在一路直達北京西。
那些紅衛兵就在火車站搭的車，我父親跟王思河緊跟着他們鑽進了另一列車廂裡。
車廂裡面，那是人山人海，全是大串聯的年輕人，每個人臉上帶的那種狂熱，是無法用任何文字來形容的，鬼神見了都要退避三舍，就連我奶奶身邊那位紅裙女子都嚇得半夜給我奶奶託夢，說到深山裡躲一躲，將來有緣再見。那棵神奇的老槐樹，文革來了以後就開始裝死，一裝就裝了十年，可見當時那種鬼神皆驚的可怕程度。
在開往北京的列車上，我父親跟王思河擠在兩節車廂之間的角落裡，想要開口跟別人說話，就得先對上語錄，例如，別人說一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你就得趕緊對一句：“會當水擊三千里！”要是三個人在場，這個說：天要下雨，另一個說：娘要嫁人，最後一個趕緊說：由他去吧……
你要是對不上來，那你就攤上大事兒了，把你從火車上扔下去都是有可能的。
我父親跟王思河在火車上基本上不說話，就是說話，也是兩個人小聲嘀咕，絕不讓第三個人聽見。不過，車上人多，大多還是年輕人，也沒人留意他們。
那時候都是慢車，硬座綠皮車，燒煤的那種蒸汽火車頭拉着。我父親跟王思河坐了兩天三夜的火車纔到達北京。離開家的時候，他們兩個每人身上帶了幾個窩窩頭，下車的時候已經吃完了。兩個人身上還帶着五毛錢，五毛錢已經算是不少了，我奶奶辛辛苦苦幹十天的活兒才能掙五毛錢。
火車到站的地方，並不繁華，還有點荒涼，我父親一下車就暈頭轉向了，不知道這是到了哪兒，甚至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好在這趟火車上的人全都下來了，都是往一個地方去的，我父親不知道這是哪兒，有人知道，跟着下，不害怕。
人羣烏烏泱泱、人頭攢動，踩的那地面都轟隆隆的響，就跟放了一大羣羊似的。
我父親跟王思河兩個糊里糊塗隨着人羣就往前走，一邊走一邊在人羣裡找“二七派”那幾個貨，也就不大會兒功夫，給他們找到了，因爲人太多，不好動手，悄悄尾隨在他們後面跟着。
走了沒多遠，前面出現一座大棚子，裡面熱氣升騰，這是專門給紅衛兵們開設的臨時大夥，就跟過去粥廠的性質差不多，這些人在這裡可以隨便吃喝。
吃過飯以後，接着往前走，走着走着，我父親就發現有點不對勁兒了，人羣出現了分化，因爲北京這方面有人來接站，接站的人都是各個派系的，人羣很快分流，分成了好幾股，接站的人領着他們，各自找各自的隊伍去了。
我父親跟王思河就尾隨着“二七派”這一股，繼續往前走。路上，越走看着越像那麼回事兒了，路兩旁出現了樓房、店鋪，路上出現了汽車、自行車等，儼然一副老北京風味兒。當時雖說看着蕭條，很多店鋪都關着門，不過絕對要比我們這個破落小山村繁華的多，臨街的那些牆上，貼滿了白紙黑字的大標語、大字報，有的是語錄，有的是雞血的口號，看着都叫人眼暈，給人的感覺就是——這天下亂了……
也不知道走了多遠，天色黑了下來，這股二七派的人，穿街過巷，在巷子裡一處四合院落了腳。我父親他們兩個沒敢進去，不是他們派系的，進去搞不好還得捱揍呢，兩個人在四合院旁邊找了個角落貓了一夜。
第二天，找了個地方吃過早飯，尾隨着這些人來到了廣場。
用我父親的話說，當時那廣場上全是人，人山人海，一眼都望不到邊，人人手裡舉着“紅寶書”，在城樓底下喊口號、唱歌、遊行，口號喊的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歌唱的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
可能因爲人數還是不夠多，沒能引起中央領導們的重視，這些人在廣場上折騰了三天，也沒能見着偉大的領袖。
三天來，我父親兩個也被迫混在人羣裡面，手舉“紅寶書”，跟着他們喊口號，唱歌，不過，他們沒忘記自己兩個千里迢迢跑北京幹啥來了，心裡一直惦記着那幾個貨。
到了第四天傍晚，終於給我父親他們兩個逮着了機會。當時，在我們村裡打我奶奶的總共有五個人，三男二女，他們的名字，我父親到現在都還記得，不過，在這裡我就不再寫他們的真實姓名了，畢竟那些都是過去的事兒了，寫出來也沒啥意思了，再說他們現在不一定還活着。三個男的，咱們就叫他們男一、男二、男三，女的，就叫女一、女二好了。
那是天色將黑的時候，剛剛吃過晚飯，我父親兩個又貓到四合院旁邊那個角落裡，這個角落位置很好，只要一打四合院出來人，就能聽見聲音，一探頭就能看見出來的是誰。
那幾個貨，估計也第一次來北京，估計在四合院呆膩歪了，男一、男二和一個女生一起走了出來，這女生不是打我奶奶的那兩個，這個我父親不認識。他們出來以後，朝着衚衕另一個方向走去，我父親跟王思河發現他們以後，悄悄跟了上去。
他們所在的這個四合院具體在北京哪個位置，我父親說不清楚，因爲當時亂的很，到處貼的都是字幅標語，有點兒標誌性、特色性的東西也都給這些敗家玩意們打砸燒了，這地方距離挺遠的。
我父親記得出了衚衕以後，往右走，是條大路，大路走了能有五六十米，左邊出現一條小路，這仨貨一轉身上了小路。沿着小路又往前也不知道走了多遠，當是天色也黑，就見前面黑壓壓的出現一個小樹林，三個人高談闊論着，走進了樹林。
我父親兩個朝四下看看，挺背的一個地方，周圍呢，也沒見着人，不知道這仨人進樹林裡幹啥，兩個人小心翼翼跟了進去。
進樹林以後沒走多遠，就聽前面那女人大叫了一聲：“你們兩個幹什麼！”
我父親跟王思河兩個頓時嚇了一跳，心說，難道給他們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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