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便走走,自然不能遠去遊山玩水,朱永興和夢珠帶上護衛,便去了城中的南湖。
南湖最初是雨水匯合成的小澤,又名草湖。明代將其開掘成湖,在湖中堆積成三座土山,以神話中的蓬?萊、方丈、瀛洲三仙山命名。這裡竹秀林幽,鳥語花香,亭臺樓閣隱於翠綠叢中。而且,這裡終年楊柳依依,四季碧波粼粼,景緻很美。當地的文人學士常喜歡到這裡吟詩作賦,發奮苦讀,故又稱?“學海”。雲南過橋米線的故事便起源於這裡。
朱永興和夢珠在湖邊信步遊覽,侍衛們則遠遠的散開警戒。湖水溫柔恬靜的流淌,似乎在唱着一首和諧的歌曲。岸邊的花木,高的、矮的、各種顏色的,又增加了無限的畫意。
朱永興找了塊石頭坐下,望着湖水發呆。微風徐來,襲人衣襟,山野的氣息使他的心緒平穩許多,他努力使自己什麼也不想,只是偶爾拾起根樹枝或石塊,投到水面上,撒下一圈圈的圓暈,把膽怯的小魚兒驚走。
以前朱永興有這樣一個觀點,覺得一個國家的好壞在於皇帝,皇帝是個賢明的君主,這個國家就能好;如果是個昏君,國家想好是不可能的。現在看來,這樣的想法還是過於稚嫩了。做皇帝的雖然過着錦衣玉食、美女成羣的生活,其實從某種意義上是一個關在美麗籠子裡的金絲鳥。
同時,皇帝是孤獨的,有哪個臣子能把皇帝作爲朋友一樣的對待,每個人的接近都是有目的的,因爲只有皇帝手中掌管着生殺大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太多的謊言。太多的欺騙,更要命的是,就算你想改變這樣的狀態,憑藉皇帝一個人是不可能的。
“伴君如伴虎”,是的,大家可能都猜不透皇帝在想什麼。可是反過來呢,大家都在想皇帝想什麼,而皇帝怎麼能瞭解身邊這些整天陪伴他的臣子心裡在想什麼呢,如果你是皇帝,你不知道身邊這麼多人,都在想什麼,是不是有更大的惶恐不安呢?
歷史上總是說“忠言逆耳”,可是皇帝從何判斷哪些是忠言呢,每天有那麼多人在他面前搬弄是非。一句謊言說十遍也就成了真話。皇帝也是人啊,他不是神人可以辨別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而更多的被命運推上皇帝寶座的皇帝們又能如何呢?命運讓他們當上了皇帝,太多的謊言粉飾了這個世界,讓他們覺得自己的國家沒有什麼問題,大家都能過上好日子。那個在荒年問災民爲什麼不吃肉丸子的昏庸皇帝,被世人嘲笑了幾百年,可是他真的錯了嗎?他能問這句話,說明他還很善良。換個皇帝甚至更不當回事,只要自己過的好就行了。
可恨的人必有可悲處;值得羨慕的人也必有其羨慕的理由。皇帝擁有佳麗三千,他卻感受不到真實的愛情;皇帝擁有無上權勢。卻得不到別人的真誠相待;皇帝金口玉言,卻不能口不擇言,要小心謹慎,以防別人把他的一句戲言揣摩變味;皇帝的舉動不能隨心所欲,自由自在,種種條條框框使他只能戴着假面具整天故作威嚴。
平凡的人。擁有真摯的感情,真誠的朋友,真實的感覺,對於朱永興來說,這些都是還能擁有的寶貴的東西。日後或許就是奢望了。
而郭之奇的執着進諫,也讓朱永興意識到即便是皇帝,即便是英明的皇帝,也未必能夠治理好國家。畢竟,皇帝是一個人,不可能事必躬親,不可能允毛蒜皮的事情都攬過來管理,他還是要依靠下面的官員。
也就是說,靠英明的皇帝,是人治,漏洞難免;只有制度和法律,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國家的穩定。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在現在也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法治。但卻可以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再逐漸由這種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向實質意義上的法治逐漸過渡。
而且,這種法治的思想並不需要獨創,而是可以借鑑法家的思想,稍加改進便可以實行。阻力呢,自然會來自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這也是朱永興一直感到難辦的地方。
但是,不破不立,小破小立,大破大立。朱永興意識到目前或許是個好時機,打着興利除弊、中興大明的旗幟,很多麻煩會迎刃而解,等到形成了習慣,建立了框架,日後想改也就是不是那麼簡單了。
儘管現階段應該以軍事爲主,但法治和制度的建設也不應該放鬆。因爲沒有肯實任事,剛直不阿的臣下,中興不過是一句空話,朱永興還沒自大到一個人就能力挽狂瀾。
說實話,他把自己的作用定位於一面旗幟,一個稍顯蹩腳的引路人,藉助於對歷史知識的瞭解,裝神弄鬼般的進行作弊,等到歷史偏離得太多,先知先覺終會消失,一個重新開始的篇章便需要一個團體或一個先進制度來譜寫。
這並不是很遙遠的事情,如果萬一控制永曆和小朝廷的計劃和努力失敗,這便是朱永興所留的後手,可以使局勢不致於完全失控。
從歷史研究的觀點來看:南明之滅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將領,無能的督師,明朝的遺毒如黨爭、苛政、文人領兵都被完好無損繼承下來,甚至還有所發揚光大,那麼延續着明朝的滅亡之路走向覆滅也就順理成章了。
自己要改變的是什麼?就是這些弊端,現在雖然偏處一隅,卻也有好處。大浪淘沙,盪滌污垢,能堅持到最後的多數都是忠貞之士,儘管他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小毛病,但卻很少影響大局。而且人數少,也就沒有那麼多勾心鬥角、令人頭痛的黨爭。
太陽很大,天空很藍,空氣很新鮮。思路慢慢捋順的朱永興心情在變好。
……
“殿下,下官覺得只讓張煌言所部南來似有不妥,是不是也對延平王略提一下,讓他亦派出一些軍隊前來保護朝廷。”剛回到玉皇閣,長史易成便拿着幾份文件來彙報。
朱永興皺着眉頭想了想,笑着說道:“吾確實疏忽了。這好象有挖人牆角之嫌,雖然張煌言等浙東武裝與延平王不相統屬,可延平王知道了,難免不快。就再補充一下,如果足以抵禦清軍進攻金、廈,希望延平王也能派點水師來助陣,肯與不肯,那就無關緊要了。”
“下官已經擬好草稿,請殿下過目。”易成將書信的書稿遞與朱永興。
朱永興看過之後。點了點頭,算是把稿子定了下來。隨後又處理其他公務,一篇文章映入了朱永興的眼簾,提起了他的興趣。
“……爲人臣者,一曰戒貪:貪黷之徒,往往營私而害公,循利而枉法,所以。“古來人臣之敗名、喪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一曰戒僞:不誠則僞。不僞則誠,誠、僞之間,纖介之差,繆乃千里。一誠有餘,百僞不足,有所僞之心。小則挾術以文奸,大則藏欺以誤國;一曰戒驕:蓋驕則自盈,自盈則惰慢之氣存於中,傲肆之形見於色,雖有善焉。莫之能蓋矣;一曰戒怠:百官之中,勤謹國事、克盡厥職者固然不乏其人,但縻祿素餐,尸位溺職,玩忽職守,敷衍塞責者,也所在多有……”
朱永興微微頜首,感慨道:“俗語云:有倔兒不敗家,有諍臣不亡國。郭之奇雖固執,亦有些迂腐,卻作得一手好文章,亦言之有物,卻也不可貶棄不用。”
“不是殿下英明神武,又哪裡有郭大學士放言之機會。”易成恭維了朱永興一句。
朱永興對此已經習以爲常,淡淡一笑,岔開了話題,說道:“易長史,吾很欣賞法家理論,你可願抽時間爲吾詳細講解一番嗎?”
“殿下,韓非的法家自有可取之處,但儒家的仁政正是殿下應該熟習之道。”易成委婉地勸說道。
“儒家自然也是要學的。”朱永興微微一笑,解釋道:“然博採百家,亦是吾所贊成的。”
易成沉思了一下,眼中有熱切的光芒閃過,他對各家各派理論知識均有所涉獵,便直接與朱永興問答起來。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爲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經過易成的詳細講解,再加上朱永興的個人理解,法家的思想逐漸在他腦中形成了幾個清晰的脈絡。
第一,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第二,法律的作用:首先“定分止爭”明確了物的所有權,再有“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第三,“好利惡害”的人性論,揭示了人們具有相同的思想,是故“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第四,“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爲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韓非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爲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易成抑揚頓挫的說道。
“易長史詳細講來。”朱永興撓撓腦袋,有些不解。
“殿下,此話的意思是:通過制訂頒佈法律,告訴百姓,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法一經公佈,君主就必須明察百姓的行爲。因爲他有勢,可以懲罰違法的人,獎賞守法的人。這樣,就能夠成功地統治百姓,不論有多少百姓都行。”易成詳細講解道:?“君主就這樣用法用勢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象儒家主張的那樣,自己作出榜樣,或是通過個人的影響來統治。”
“原來如此。”朱永興點了點頭,“吾認爲君主還是要作出表率更爲妥當,而且執法的機構也要廉潔公正,纔不會使法流於形式,或者成爲某些人鑽空子、謀利益的手段。”
“殿下聰慧,一舉中的。”易成真心誠意的讚賞道。
一問一答之間,氣氛十分融洽。朱永興的提問間或夾雜着後世的觀點。讓易成驚訝之餘,更是使盡渾身解數,以求給其解惑。
在百善爲先的古代,由於皇帝對老師的尊重,帝師的地位是很高的,即便有些帝師並不在朝爲官,在民間也很受人尊敬,因爲成爲帝師這事本身就是對他能力的肯定。
而政府對“王者師”從一個抽象的概念。具體化爲一個實在的爵位,有俸祿與等級:位在百官之上。並且寫入典籍。歷代雖經鼎革而一如舊例。這是對知識分子道德、才學的一種尊重和肯定,也是一種期許,使之成爲他們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目標。
這種期許賦予了知識分子極大的參政熱情,這使得知識分子不僅僅在入世之際彌滿胸襟;而且在隱逸低沉之時,潛龍勿用,待機而作。希望能有謂水之遇,從此君臣相得,風雲際會,龍飛在天。
易成學識很雜,很博。但爲商人家器重,畢竟有違其讀書的本來目的。而朱永興的出現,以及一系列的表現,使他期盼殷殷,而不惜冒着巨大的危險,爲朱永興將來的前途而暗室籌謀。
名利誘人,貪利者好財貨,讀書者好虛名,自古以來便是如此。而小人物爲了翻身通常最是無所顧忌,頗有懷才不遇心態的易成便是如此。
“如果岷世子建不世奇功,坐了大明皇位,或者在海外稱王,青史之上,就會濃墨重彩地把今日之事記上一筆。雖不是正式的帝師,卻也能沾上些邊。”易成心中如此想着,豈肯放過教授朱永興的機會,旁徵博引,盡顯胸中才學。
而朱永興以後世人觀點來衡量評價法家,既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也發現了很多具有侷限性的東西,也是獲益匪淺。
硬實力,憑藉自己的超前眼光是有辦法增強的;軟實力呢,也不能放鬆,朱永興若有所思。
現在應該是建立體制的好時機,官僚機構雖小,但卻有小的好處,起碼明朝文官固有的那些毛病少多了。
明朝時,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麼不讓他們去做,他們最終也會去做。如果這些文官不認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麼嚴厲回覆批示讓他們去做,他們照樣給你頂在那裡,軟硬兼施,陽奉陰違,死活都不會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長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當作他們的職責所在。
爲虛名而廢國事,這便是朱永興對這些人的評價。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急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官員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正因爲此,明代的官員普遍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詞唯恐不誇張,往往憑藉着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關心的並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藉刻薄的言辭譁衆取寵,聳人聽聞,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衆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
崇禎時期,明朝危機重重,罵聲卻還在繼續。清軍入關後,南明小王朝還有幾十萬軍隊,還有半壁江山,但那些官員不是專心對付來勢洶洶的敵人,還在繼續“罵”,繼續“內訌”,可謂持之以恆,堅持到底。
現在呢,有這種毛病的朝廷官員多在緬甸,新提拔起來的多是年輕後進,不以功名爲依據,只以實心任事爲標準。雖然也有不和諧的聲音,但阻力不大,這對朱永興來說,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
自己的精力可以偏重於軍事,但政事方面可以委託給象易成這樣的官員辦理。改革的阻力呢,現在是最小的,自己先不出頭,讓易成等人頂先。
朱永興的思路慢慢成形,把自己暫時定位於一個評判員,既鼓勵官員勇於進諫、盡人臣之責,卻又可暗地偏袒一方,避免和防止攻訐譭譽干擾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