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在年三十晚上如願地輸掉了身上帶的大部分錢，在二零零七年到來的時候，輸掉了剩下的一小部分，終於在凌晨一點多鐘，身上再也找不出可以輸給別人的現金了，才灰溜溜地跑回家。輸光了錢，不好意思伸手找我要，他倒變得安分多了，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裡看電視。
年初二我們去惠州市區。我打算給土豆買一些見面禮。易的姐姐說還早呢，不過我卻已經迫不及待地想着該開始準備了。我們在西湖邊上下了車，沿着糊邊散步，遇見一個賣小孩兒帽子的小販。帽子特別漂亮，據說是杭州產的唐裝帽子，小販給帽子取了個好聽的名字，叫皇帝帽。衝着這個皇帝帽，我要了一頂紅色的帽子。易看了看帽子說：“這是男娃戴的帽子。”然後，他倒是搶了頭功，付了錢。這是易送給孩子的第一件禮物。這頂帖子放了一年，到二零零七年冬天，豆豆出生幾個月以後，戴在頭上還有一點大。有一次豆豆小姨把這頂帽子戴在豆豆頭上，然後學着古代臣子朝拜皇帝的模樣，笑着對豆豆說：“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豆豆見了居然一個勁兒地笑。
我們從西湖走到人人樂購物中心，在人人樂三樓，我爲土豆挑了幾樣衣服。土豆的預產期是夏天，不過我聽說孩子剛生下來的時候怕冷，得穿厚一點，我就擔心夏天買不到厚衣服，所以給土豆買的全是厚的。後來才知道我真是杞人憂天，因爲夏天出生的孩子，不過只需要穿上一件蔳蔳的衣服就夠了，哪需要穿太厚的衣服，穿多了不把孩子捂成一個痱子卷兒纔怪！人人樂的衣服挺好看，不過就是太貴，我倒不嫌貴，可是看着我掏錢買衣服，易的姐姐卻在替他弟弟心疼：一套小小的外套，就要八十多塊錢啦！一個小小的帽子，這頂帽子纔多小呀，你給我一塊布，不用半個小時，我就能給縫一頂這樣的帽子出來，還要二十多塊呀！我的一套秋衣，也不過就二十塊錢呢！什麼，一雙襪子也要二十？我一個冬天就買十塊錢五雙的襪子穿，五雙穿過一個冬天呢，你給小孩子買二十塊錢一雙的襪子，太貴了太貴了！
易的姐姐見我不聽她的勸告，堅持要買貴的，跟在我身後使勁地剁腳，我纔不理她，我就想給小孩子買貴的。我的心情她沒有辦法理解。她十八歲就極不情願地當了媽媽，有了孩子，我可是熬到了快三十歲纔好不容易有了土豆，土豆的分量自然比那個時候她的孩子重多了，我得給土豆好的條件！
易的姐姐說服不了我，就對易說，易也不理她，只顧跟在我身後，拿着單子去買單，易的姐姐纔對我們說：你們買多貴的東西我管不着，反正你們比我會掙錢，可以買貴的！要是你們把錢拿來給我買，我可以給小孩子買很多東西，可是你看看你們，花了那樣多錢，纔買了幾樣東西呀！簡直是糟蹋錢！
後來終於知道易的姐姐說話有道理。土豆出生以後，我也學着拿很少的錢，買便宜的東西，那是跟着一些家庭環境比我們好得多的媽媽學來的。他們的條件比我們好，但是爲孩子買衣服卻捨不得花錢，總是買便宜的。因爲孩子在一個勁兒地長，再貴的衣服也穿不了幾天就小了，所以得不停地買。所以，只能買便宜的。買貴了就是浪費。再後來，不僅僅只是給孩子買便宜衣服，我自己也學會了買便宜衣服。看上了一件衣服，正價的時候不去買，一個勁兒地盼着轉季跌價。價錢跌到最便宜的時候，才把它擰回家。這一季穿不完，下一季再穿也不過時。
過了年初五，易和他姐姐都去上班，家裡只剩下我一個人。易的姐姐每天中午提着熱水瓶給我送開水。雖然燒開水用不了多少電，但是她堅持每天從工廠裡面打了開水，提着熱水瓶沿着東江工業區的街道走到我這邊，來看一看再回廠裡去。我一個人過得不錯，不過她一天不來看一下就沒得不踏實。做姐姐的人，就是不一樣。在東江工業區，她不僅僅只是姐姐，很大程度上，她替代了婆婆的角色。因爲她來廣東的時候，易的老母親有交待過她，要她有空得多照顧我。其實易的姐姐也挺不容易，自己有一份工作要做，好不容易盼到了下班，工友們都出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她卻要提着熱水瓶往返於我們家與她的工廠之間。見了熟人還樂呵呵地告訴人家：我去看我弟媳婦呢，我弟媳婦懷孕啦！
這種和諧的日子在一個清晨被一羣不速之客打破了。不過，他們只是暫時破壞了我們的氛圍，因爲很快我們就找到了更好的對我對易的姐姐更方便的窩處。那天早晨，我像平時一樣，坐在家裡看胎教的教材，突然外面響起了敲門聲。以爲收房租的來了，打開門一看，房東兒子身後還跟着兩個警察。走在前面的那個警察，脖子上掛着一隻數碼相機。警察見了我，一雙眼睛瞅着我的肚子上下打量了一下才問：“住你們這兒的那個大肚婆呢？”我心裡明白，他們問的那個大肚婆其實就是我。因爲整棟樓只有我一個孕婦。不過，看來我們的警察同志其實也不熟悉具體的情況，而房東兒子這個帶路的傢伙，也同警察一樣不熟悉情況。我心裡一想：不會是抓計劃生育的來了吧？雖然抓計劃生育是計生委的事情，但是有時候他們會聯合警察一起出動也難講。按照規律，過年後肯定要抓一段時間的。土豆，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第一個孩子，不是超生，按理說應該光明正大地出生，不用東躲西藏。可是現在我腳踩的是廣東的土地，而不是老家湖北。人在外面，現在又是特殊時期，少惹麻煩最好。我的心裡咯蹬了一下，不過我很快就對警察說：過年前大肚婆就住在我對面，不過過完年我就沒有看見她了，似乎搬走了。然後我再假裝指了指對面的房門，對房東的兒子說：“這戶人家現在沒有住人了吧？”房東的兒子平時看着另一棟房子，沒有看我們這棟，他也不知道，見我問他，他也就跟着說：“這間房子應該沒有住人了。”警察見從我這兒問不到什麼，又上下打量了一下，重點放在我的肚子上。不過那個時候懷孕四個月，又是頭胎，肚子看起來很小，一個大男人，當然分不清是肥胖還是懷孕。警察雖然對我的身份有懷疑，卻還是走了。
警察走了以後，我立即回屋，把門反鎖了，然後打電話給易，告訴他，警察來找麻煩了，說要找一個大肚婆。不知道是不是又開始抓計劃生育了。我們這些外地人，就算是光明正大地生孩子，見了廣東計生辦的，還是得繞道行駛，因爲我們是在廣東，不是在自己家鄉。易說：“他們走了沒有？”我告訴他們，他們問完我的話就走了，不知是去五樓還是去樓下。易說：“你去我堂妹那兒，不要在家裡面呆了。”我不敢下樓。不敢回家。我只想保護土豆。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聽一個同事講的類似的故事。我那個同事懷着孩子的時候，有一次計劃生育的挨家挨戶來搜大肚婆，我那同事懶得同他們講道理，於是鎖上門躲進了廁所。等搜查的人走了以後，才從廁所裡面出來。多年前的故事，告訴了我答案。我也效仿同事，躲進了廁所，反鎖了廁所門。然後，用耳朵聽着外面的動靜。樓道里面傳來走路聲。我仔細聽着，彷彿是許多雙腳在走。不會是那幾個人又倒回來了吧？我心裡猜測着。走路聲在某個地方停了下來。然後，由近向遠消失了。外面鴉鵲無聲。這種寂靜有一點可怕，或許此時，有某個人站在外面，觀察着我們這棟樓的動靜。這是危險來臨前的寂靜。又有腳步聲傳過來。依舊來是許多雙腳在走路。他們沒有說話，只是不停地走路。腳步聲又消失了。不知道去了哪兒。
我躲在廁所裡面，不敢吭聲，等着易的堂妹過來。過了很久。走廊上傳來高跟鞋的聲音，這次來的一定是女人了。高跟鞋從廁所門口走過，我聽見易的堂妹在叫：“嫂子，嫂子。”我打開廁所的門，看了看周圍，除了我和她，沒有其他人。她說：“快換上一件大衣服，跟我走。”易的廠服放在家裡，我穿上他的廠服，鎖上門就跟她下了樓，躲到了麪包店的閣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