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人暫時並沒有對我怎麼樣，我每天做着自己的事情，劉英再也沒有爲難過我，有時候在路上碰了面，還會同我聊幾句話。寫字樓的其他文員，和他們少有直接接觸。那邊有一個跟單員，瘦瘦的，長得一副苦瓜臉，一看就覺得她是苦命的女人。這個人每天是必須到生產部辦公室的，因爲一些生產的任務要下達。不過每次來的時候，她都是找經理的，當然大多數時候經理都不在，只有我一個人守着辦公室。她每次來的時候，象徵性地敲一下門，然後推門進來，也不和我說話，把生產通知單放到經理的辦公桌上就出去。似乎經理在座位上的時候，她也很少說放話的，經理問她一句她就說一句。與這個人沒有太多的接觸，不知道她是本來話少，還是因爲自命清高，懶得搭理我們這些部門的人。寫字樓二樓文控室的兩個文員，都是好人。我做助理的時候，對工廠的文件並不熟悉，但是很多工程資料都得經我的手下發到各條生產線。她們兩個人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查找文件，更新文件。在我短暫每次在的助理生涯中，與這兩個文員接觸最多，電腦方面有不懂的，我也會去請教她們。只是在公司規定的不許開空調的時間段去她們那兒太熱了。二樓是太陽升起來就能照射到的地方，文控室的空間小，窗戶也小，屋裡面連一把風扇都沒有。不開空調的時候，裡面就像一個蒸籠。每次進去的時候衣服是乾爽的，出來的時候後背就溼潤了。如果工廠沒有開空調的時間段限制，我倒喜歡在文控室裡面同那兩個女孩子聊天。文控室裡面的兩個女孩子，大一點的那個我忘記她的名字了，只記得她瘦得皮包骨，鼻子上還架着一副眼鏡。小一點的那個是個小不點，才十七八歲，她告訴我，自己以前也是生產一線的員工，後來提拔上去做文控的。因爲經歷相似，所以她特別喜歡同我說話。那個小女孩子挺單純，善良，不知道如今她是什麼樣子了。展順廠的牛人，當然就是周小梅，還有一個財務文員阿敏，這兩個人都是周姑娘身邊的紅人，當然比別人的面子大，不過我很少與她們接觸。
做助理，要做的全是雜七雜八的事情。不過一天要做正事的時間少，很多時候，我就坐在辦公室裡面練習製表。電腦的鍵盤太舊了，像死豬一般，用起來特別費力氣。很希望換一個好一點的鍵盤，可是這個老爺級的鍵盤還能動，在它沒有死掉之前，我不能申請購買新的。所以，也只能和這個老爺級的鍵盤玩兒了。不過，這個鍵盤倒是幫了我。短短几天時間，白天在辦公室裡面專機練習，晚上去培訓中心聽課，走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路子，我的電腦水平進步還挺快的。除了打字的速度還沒有提上來，軟件應用倒是還能免強應付過了。
這天上午上班沒有多久，就見國民黨壓着正在哭鼻子的玲玲來辦公室了。他是把玲玲壓過來找經理的。從經理與他們兩人的對話中，我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這幾天，玲玲一直在剝線，按常規，剝線和浸錫的工人是換着工作的，在前面我已經提到了。可是這個劉助理不知道是忘記了安排這件事情，還是故意要刁難玲玲，連續幾天，其它兩臺剝線機的人員運作都沒有出問題，就玲玲操作的這臺不換人。玲玲其實是一個很老實的女孩子，頭幾天她都在堅持。堅持了好幾天，想必手也難受死了，早晨見劉助理還不找人來替換她，就在車間裡面大聲叫了起來，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劉助理安排不當引起的，但是她卻仗着自己是助理，惡人先告狀，把玲玲告到了國民黨那兒，說玲玲不服從工作安排，頂撞管理。國民黨當然是爲着自己手下的狗兒們說話，不幫工人說話了。算起來玲玲也是河南人，還是他的老鄉呢，他卻故意要整她。他對經理說，玲玲雖然連續剝了幾天線，但是她的產量始終是最低的，說她上班老是偷懶，故意放慢速度，還說早就該懲罰一下這個員工，以示天下了。本來國民黨不這樣胡亂說一番，事情也許就過去了，經理頂多也只是從中調解一下，讓玲玲回車間幹活去算了，可是經國民黨這樣一說，經理就說，工作不積極的員工，那是要受懲罰的，因爲我們吃了展順的飯，拿了展順的工資，就得爲展順幹活。國民黨說要記玲玲大過一次，說着就從我的辦公桌裡面找到了一張空白的罰款通知單，鬼畫桃符地寫了幾個字上去，讓經理簽字。記大過罰款的數額可是五十塊呀！經理拿着國民黨寫的罰款通知單看了看，皺了皺眉頭，然後玲玲說：“你工作不認真，肯定是要受罰的。不過，”他轉向國民黨說：“你罰她五十太多了，我們的工人，底薪也才三百多，五十塊是幾天的工資。這樣吧，大過就不記了，但是小過得記一個，你重新寫一張罰款通知單給我簽字。”一聽說罰款還得罰，只是數額小了一點，國民黨的願望也算滿足了，他重新拿了一張罰款通知單寫過了，交到經理手上。經理簽了字，把罰款通知單放到我的桌上，對我說：“這件事情你打一張公告，貼在生產部公告欄，罰款通知單交到劉英那兒去。”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看着玲玲走出辦公室，我的心裡特別難受。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她是同我一天進廠的同事，我們曾經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在前加工段做着最辛苦的事情。可是現在，讓我把她挨罰款的事情告之於衆，我還真是於心不忍。但是，領導做出了決定的事情，我當然沒有辦法改變，我也只是一個服從命令的小角色，就算我不貼公告出去，罰款單簽了字，人事部那邊就一定會從她的工資裡面扣掉這筆錢。我拿着罰款通知單看了好一會兒，才慢慢地打印出了公告，交給經理簽了字，貼到了生產部公告板上。貼公告的時候，我還在想，如果我沒有提拔上來，或許今天挨罰款的人裡面，除了玲玲以外，還有我。生活在最底層的人，永遠就是任人宰割，自己卻沒有說話的份兒。
貼完了公告回到辦公室，劉英就打電話給我了，她問我：“你們這邊是不是有一張罰款通知單呀，快送過來給我歸檔。”劉英這樣快就知道了消息？自己部門產生了罰款通知單，經理當然不會去通知人事部的，肯定是國民黨打電話給劉英了。開了罰款單出去，還生怕寫字樓那邊不知道，非得打個電話過去告訴他們，以爲自己有權開罰款單就有多了不起呀？或許有一天，當他流落街頭的時候，比玲玲還不如呢！我把罰款通知單送到了劉英那兒。見我過去，劉英對我說：“還有一件事情，你的出勤表上，怎麼算少了一個人？”我告訴她，我沒有算少，我按各條拉交上來的表單統計數據，再寫單給她的。她說：“這就怪了，明明生產部現在有一百三十四個人，每天你統計出來的總人數，上班的，請假的加起來，只有一百三十三個。”我說：“我回去以後查一下拉長們寫的出勤表覈實一下，再給你電話吧。”我還是怕自己算錯了。
回到辦公室，我算了幾遍，我統計的數據沒錯，打電話給劉英說明了一下。劉英說：“我過來，我們倆去生產線點人數吧。”很快她就過來了。我們逐條拉清點了人數，回辦公室覈對，查了一會兒，劉英似乎想起了一件事情，對我說：“前加工段有一個工傷的，他們這幾天都沒有上報。”工傷的？我接任助理以後，都沒有聽說過誰工傷了。我問劉英：“工傷的人是誰呀？”劉英的記性還真好，她說：“我進廠以後，這還是第一起工傷，就是那個李小山。他還沒有好，這個劉助理也真是過份，人家還在廠裡面，只是沒有來上班，她也不把這個人算進去。”原來李小山還在，沒有來上班，當然是傷沒有好。我想：什麼時候見了他，得問候他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