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兒，黃粱噩夢嚥了口吐沫，抻了抻脖子，對石律師說：“我口乾得很，想喝口水。”
石律師看看審判長，審判長點點頭，他就從自己的助手那兒拿了一瓶礦泉水遞給了黃粱噩夢，黃粱噩夢“咕嘟咕嘟”一氣喝光了，用手背抹抹嘴，出了口長氣才接着往下講：“這時候白老闆摸出來一沓子錢扔到我的面前，說：‘這是一萬塊，你去找兩個人，幫我辦件事情，事情辦成了再給你一萬。’我們老闆平時挺摳門，想從他手裡多拿一分錢都難，一下子給我一萬塊，倒把我嚇着了。我問：老闆你讓我幹什麼？他說：‘何天亮家你不是知道麼？’我說：知道啊，你以前不是讓我去禍害過他嗎。老闆說：‘你找兩個人，要是有把握不找人自己幹也行，把何天亮的女兒或者跟他混在一起的那個小妮子弄住，最好兩個都弄住，然後給何天亮留一封信，告訴他如果不把東西還回來，就要了他女兒跟他情人的命。’
“我一聽事情挺大，這明擺着是綁架，抓住要判重罪，就問老闆，他拿你啥東西了？給他幾個錢買回來行不行？老闆說：‘能買回來我還用得着找你？這件事你能辦就辦，不能辦明說，我另找人，有錢啥人找不着。’我一聽他那意思，我要是不答應他馬上就炒了我，我跟何天亮認識，總不能眼看着他吃大虧，我要是不答應白國光找了別人事情更麻煩，當時就拍了胸脯，對老闆說讓他放心，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就讓何天亮老老實實跪在他面前求他。老闆說三天時間太長，明後天兩天之內事情就得辦妥。我只好先應承下來，拿了他給的錢就退出來了。
“沒想到我剛剛從老闆屋裡出來，迎面就碰上了馮美榮，她悄沒聲地站在黑黢黢的走廊裡，差點沒把我嚇死。她二話不說拉了我就走，到了樓梯拐角的地方纔停下來，當時她臉色太嚇人了，青灰青灰的還有些發綠。她看着我就好像要把我一口吃了似的。她問我剛纔何天亮來幹什麼了？我說我不知道，我也確實不知道。她又問我何天亮拿了白國光什麼東西，爲什麼白國光要抓何天亮的孩子跟情人，這時候我才知道白國光跟我在屋裡說的話都讓她偷聽去了。俗話說結婚的時候是親人，離婚的時候是仇人，她跟何天亮離婚了，現在又跟何天亮的仇人白國光攪在一起，我當時估計她跟白國光是一氣的，就不敢對她說實話。我其實只是應付白國光，哪裡會幫他幹那種進監獄的事兒，況且何天亮跟我關係不錯，也算得上是個哥們，我哪能坑害他呢？我的心裡正打算通知何天亮讓他小心點，不行就避避風頭，躲一躲，我也好給白國光交差，就說找不着人，大不了我不拿他的錢就是了。我哪裡知道馮美榮的心思，還以爲她跟白國光是一路的呢，所以她問我的時候，我啥話也沒告訴她，讓她有啥事找老闆直接說去，我跟她說不着。她攔着不讓我走，我甩開她就跑了。唉，要是早知道會有今天這個結果，我就把實話告訴她，也就沒有這一場大禍了。”
黃粱噩夢看來真的後悔莫及，這時候轉過身對馮美榮說：“馮小姐，不，馮大姐，我真的後悔，我她媽……”
這時候審判長制止了他：“證人黃粱噩夢，不準跟被告直接對話。”
兩個法警也上前去扒拉了他一把，黃粱噩夢纔回過身，石律師說：“你繼續往下說，後來怎麼了？”
“我當天晚上，就開始打電話四處找何天亮，可是哪也找不着他，打他的手機，手機不開機，半個晚上下來，我的手指頭撥電話都撥麻木了，也沒找到何天亮，我估計何天亮也不是傻子，肯定躲起來了，心裡倒也稍稍鬆了一鬆。第二天下午，我去找白國光，想告訴他一聲，就說何天亮躲了，暫時找不着人。可是到處找不着白國光，我問別人，辦公室的人告訴我，說中午馮美榮好像給白老闆包了餃子，送到他屋裡去了，後來就一直沒見他的人影兒。我當時也沒在意，找不着他我剛好可以鬆口氣，就再沒找他，後來才知道他死了。”
石律師等黃粱噩夢說完了，對審判長說：“我再沒有問題要問證人黃粱噩夢了。”
審判長讓黃粱噩夢退下，黃粱噩夢連忙跑了出去。
“審判長，陪審員，通過前面證人證言和我提供的種種證據，我可以給這樁殺人案的性質重新下個定義，這絕對不是一樁普普通通的謀殺案，可以肯定地說，被告馮美榮的殺人動機既不是爲了謀財，也不是男女間的爭風吃醋，更不是公訴人所謂的工作矛盾、私人恩怨，這是一樁防衛過當致死人命案。”
這時候公訴人似乎從石律師營造的氣氛中清醒過來，回到了案子審理的現實當中，公訴人舉手示意要發言，石律師對審判長說：“請審判長允許我把話說完。”
審判長當然不能不讓他把話說完，同意了他的要求。石律師繼續從容不迫地發表他的見解：“從充分證實的事實來看，馮美榮跟白國光之間確實有着深仇大恨，但是，我要着重指出的是，舊恨新仇絕不是促使她動手殺人的原因，真正逼迫她不得不殺死白國光的原因是她爲了保護自己的孩子和過去的丈夫免遭白國光再一次的迫害。白國光已經開始對她的孩子和親人下毒手了，形勢緊迫，危在旦夕，她纔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使用極端手段。她這麼做的時候，非常清楚自己將要承擔的後果，可是，爲了自己的孩子的平安，爲了她前夫何天亮的安寧，她寧可自己下地獄！對於這樣一位可敬的女性，我們能簡單的用故意殺人四個字就抹煞她的崇高和偉大嗎？我的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