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韌說：“是這樣，我有一個學堂的朋友，在家裡好寫玄幻小說，一寫就是好幾百萬的字。這些玄幻小說，我先上來看着倒是蠻有意思的，但是看着看着就不敢看了，再看下去，真怕我的神經不好，崩潰了。我的這個朋友，以後的神經也出現了問題，老好胡言亂語，說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話，做着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孫文說：“你說的這些事情，我也注意到了，這些玄幻小說，和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也是反科學的，天馬行空，信口開河，把人弄得神魂顛倒，迷亂了現實和虛幻的世界。中國的小說市場，有先進的精神食糧，也有害人的糟粕，這些玄幻小說主要是看看讀了以後能產生什麼樣的精神效果。像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確實是好書，既能提高人的各種知識，還能提高文學修養，但是所謂的玄幻小說，我就不敢苟同了，有的玄幻小說文學程度是挺高的，但是讀了以後造成的精神傷害，也就更大。”
公韌又問：“我有一個同學，成天看玄幻小說，什麼事也不幹，一本書竟然看了三年，看了三年罵了三年。如今換了一本玄幻又看起來了，這一本書不知道又要看幾年？十後後，他總結道，自從看了第一本玄幻小說，我墮落了，每天通宵看它，每天上課也看它，無時無刻不在看它，我幾乎全部時間都拿來看玄幻小說了，我也曾後悔過，可是這書癮竟然也象毒癮一樣深入我的骨髓，深入我的思想，從此我的人生全毀了！”
孫文說：“這也符合一部分宅男宅女的思想，不想通過艱苦的奮鬥，就想得到巨大的成功，人都想尋求刺激，這些小說也都是刺激的一種。都說鴉片不好，可是抽的人還是大有人在。鴉片最起碼官府還在禁，但這玄幻小說寫得人多，讀的人也多，不知救活了多少個出版商，卻不知不覺就把人從精神上毒害了，比那鴉片煙還要可惡。你們這些年輕人，無數的事情等着你們去幹，卻把時間都耽誤在玄幻上，一年兩年，八年十年，太不值得了。中國的希望在於青少年，如果玄幻把青少年都害了，那麼中國也就完了。”
公韌嘆了一口氣說：“現在的玄幻小說影響太大，勢力太強，後臺太硬，我要是說它不好，肯定遭到所有喜愛玄幻人的攻擊，所以壓力山大。”孫文笑了笑說：“就和我們革命一樣，有多少人支持我們啊！還不是反對的人多，但是不能爲了反對我們的人多，我們就不革命了，中國就不前進了。”
第二天，孫先生開了一個書單給公韌。書單上有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思鳩的《萬法精通》、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斯賓塞的《代議政體》、伯蓋司的《政治學》、伯倫知理的《政治學提綱》、有賀長雄的《近世政治史》和《近時外交史》。
公韌從日本書局購得了這些書。當他懷着既激動萬分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打開了這些書的時候，腦海裡立刻出現了一個豐富而又奇妙的世界。它像是一種神奇的清洗劑，把公韌腦子裡裝的四書五經，儒學道學等腐朽不堪的東西悄悄盪滌得一干而淨；它是一種革命的理論，把公韌心裡的國分君臣官民，人分尊卑貴賤的思想徹底砸爛；它又像是一種新式武器，使公韌的腦子越來越充實了。對待那些**派、保皇派，公韌可以和他們有理有據地鬥爭下去。
《民約論》，或稱《政治權利原理》，是法國思想家讓•雅克•盧梭於1762年寫成的一本書。
盧梭相信，一個理想的社會建立於人與人之間而非人與**之間的契約關係。盧梭認爲**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認可。盧梭聲稱，一個完美的社會是爲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雖然他沒有定義如何達成這個目標，但他建議由公民團體組成的代議機構作爲立法者，通過討論來產生公共意志。
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權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政治權威在我們的自然狀態中並不存在，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契約。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取契約自由；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約自由。
雖然盧梭喜愛仁君勝過其它的**形式，他對此表達得含糊其辭。他闡明**必須分成三個部分：主權者代表公共意志，這個意志必須有益於全社會；由主權者授權的行政官員來實現這一意志；最後，必須有形成這一意志的公民羣體。他相信，國家應保持較小的規模，把更多的權利留給人民，讓**更有效率。
人民應該在**中承擔活躍的角色。人民根據個人意志投票產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權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麼社會契約就遭到破壞；人民有權決定和變更**形式和執政者的權力，包括用起義的手段推翻違反契約的統治者。
讀得高興了，公韌拉着同樣也在細心閱讀的陳少白說：“你看，你看，《民約論》上寫着，人皆平等，無貴賤上下之別，既無從屬他人之責，又無制馭他人之權利。皇帝小兒也是人，和我們一樣，爲什麼我們所有的人都得向他磕頭？爲什麼都得聽從他的聖旨？”陳少白也指着書上的一段說：“你看，你看，書上寫着若夫民則固未嘗仰衣食於君，而君則實仰衣食於民者，何得視民爲奴隸者哉？皇帝、西太后和那些贓官們，飯來張口，衣來伸手，既不種地，又不織布，全指望人民供他們衣食，爲什麼他們反過來要統治我們。太不像話了？太不合理了？”
《萬法精通》又叫《論法的精神》，是18世紀上半葉傑出的啓蒙思想家，近代資產階級政治與法理學思想體系的主要奠基人，近代歷史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孟德斯鳩（1689-1755）的最主要著作。被稱爲“是亞里士多德以後第一本綜合性的政治學著作；是到他的時代爲止的最進步的政治理論書。”。此書由清末著名啓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嚴復翻譯。
孟氏所集中討論的不是具體的法律規範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類理性的必然性和規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於決定地位，認爲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而專制則是對人性的蔑視和對自由的踐踏。他進而深入探討了自由賴以存在的體制條件，並藉此找到恢復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權分立，以權力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主張憲法統率下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與憲法結合起來，奠定了憲政理論的基本框架，這也是孟氏對政治理論最傑出的貢獻。
孟氏有一個著名的段子，就是：“下級給上級送禮，而上級對下級沒有任何義務，於是上下級合夥對人民沒有義務。人人都認爲每個上級對下級都沒有義務，只有人民對各個上級有義務。在那裡，人的命運與牲畜別無二致，只有本能、服從和懲罰……”
孟德思鳩還說：“一種奴隸精神統治着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在那個大陸的全部歷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點自由精神的痕跡，只能看到奴隸制的耀武揚威”；“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中，連一點標誌自由精神的痕跡都找不到，人們只能見到奴役的壯舉”。
陳少白講了一個故事：“奴隸分爲兩種：身奴與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隸，心奴就是心甘情願的、自動獻身的奴隸。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我不是爲自己的腳被砍掉而傷心。只要君王能識寶，砍去雙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的雙腳本來沒什麼別的用處，長在身上就是爲了讓君王高興，今天不高興砍去一隻，明天不高興再砍去一隻。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孃沒給我多生幾隻腳。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腳而砍別人的腳，我會嫉妒得發瘋。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最寢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憂心如焚的是君王以爲我被砍了腳會對他懷恨在心──如果君王爲此而不安心，那我就萬死莫贖了。’在奴才看來，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隸；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隸了。所以，被君王砍腳殺頭，就是無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蕩！”
公韌罵道：“純粹的奴才，也就是心奴，這纔是最可怕的。”
公韌也講了一個故事，說：“趙盾的門客（奴才）程嬰、公子杵臼捨命救護趙氏孤兒，前者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後者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嬰十幾年忍辱偷生，直至將趙氏孤兒撫養成人爲趙家復仇後，也自盡而死。”
陳少白也說：“這是純粹的身奴加心奴。”
《論自由》，又叫《自由原論》是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邏輯學和經濟學家約翰穆勒的著作。該書是自由理論體系的集大成之作，論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權利，在西方被高度評價爲“對個人自由最動人心絃，最強有力的辯護。”
《論自由》這部著作的要義可以概括爲，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個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只有當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的利益時，個人才應接受社會的強制性懲罰。這就是穆勒所劃定的個人與社會的權利界限。如果整個人類，除一人之外，意見都一致，而只有那一個人持相反意見，人類也沒有理由不讓那個人說話。正如那個人一旦大權在握，也沒有理由不讓人類說話一樣。
《論自由》肯定思想和討論自由，並要求**不僅要通過消極地不干預來保障公民自由，還須依靠立法來創造和增進公民自由。體制發揮作用的方式主要是社會，社會要素被引入穆勒對自由的討論之中。穆勒認爲，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本身具有價值，人們對自由的追求不僅於己有利，也使社會能從中得到好處。
公韌鼻子哼了一下說：“當今的中國，還談得上什麼自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皇帝是一人說了算，一切人都得聽他的，要是不聽他的，那就是不忠，那就是叛民。”
陳少白說：“現在也不能全這麼說，這個光緒還是不錯的，已經開始了一點兒言論自由，也讓有的漢人說了幾句真話，就是慈禧、榮祿之輩太壞。可惜啊，可惜，就是這點兒自由，我看也維持不了多長時間。”
斯賓塞爾（1820——1903）是近代英國著名的哲學家，也是19世紀歐州最有影響的教育思想家。
斯賓塞爾的學說曾在維多利亞時代盛行一時，在1880—1914年這30多年裡，他對很多國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由於這個學說存在一些流弊，而導致了世界上多年連綿不斷的戰爭，隨後這個學說逐漸被人們所憎惡，所淡忘。但以前的那些流弊在逐漸被解決以後，這個學說又復興起來了，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斯賓塞爾認爲，各種工業發達，自然有一種經濟的需要，不能不去分工，分工以後讓各人自己在經濟上面競爭，人類自然因競爭而進步。這種方法還可以使他們你賣我買，自由貿易，不受**干涉，養成他們一種覺悟，知道人類應該是互相幫助，互相依靠的。自由貿易促使人們覺悟，彼此衝突是最不經濟的事，於是商業的關係就更爲密切，諸凡國內國際種種養成仇恨的勢力均可一起打消，世界上的衝突，矛盾便可從經濟發展上解決，戰爭行爲也就可避免了。
他的這種學說是建立在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分子在能力上平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事實上的商業競爭是強弱不等的，在國內大資本家靠其雄厚的資本，壓制小資本家的發展，甚至在某行業搞壟斷，而失去自由競爭的意義；在國際上，強國欺負弱國，掠奪原料，傾銷商品，甚至發動侵略戰爭，聚斂大量財富；強國與強國之間因爭奪殖民地，利益範圍也會發生衝突，甚至戰爭。長期矛盾的積累，便引起了世界範圍的大戰爭，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苦難。他的這種學說在應用的時候，所得到結果正好與理想中的結果適得其反。
公韌說：“斯先生說得這些話，我不贊成，世界上哪有公平二字啊，英國的鴉片大量地傾銷中國，我們稍微有點兒反對意見，他們就用大炮對付我們，太欺負人了。”
陳少白說：“這個事，也不是不能解決，等我們強大了，和他們力量平等了，再建立上一個反不正當競爭法，或者反壟斷法之類的條約，這個事不就解決了嗎。”
公韌說：“那得等我們推翻清朝了吧。”
陳少白又說：“兩國打仗是最不經濟的事，我們和西方國家開仗，他們失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而我們失去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只有兩國貿易往來，纔是對兩方面都有利的事。”
伯倫知理( 1808-1881)生於瑞士蘇黎世，是當時歐洲知名的學者、政治家;著有<<一般國家法>>、<<德意志國家詞典>>、<<國家學(論) >> 等, 在國家理論和國際法領域有一定影響。有賀長雄（1860－1921），字帚川，出生於日本大阪；法學博士、文學博士；是當時世界一流的國際法專家，在中國清末留學日本熱潮中，他是很多中國青年的老師。主要著作有：《日清戰爭國際**》、《國法學》、《近時外交史》。
公韌和陳少白對這些理論問題越討論越熱烈，對這些書與刊物越讀越有興趣，不禁到了廢寢忘食、日夜攻讀的程度。
有一日，忽然有敲門聲，陳少白就問：“誰呀？”門外有人答：“是我呀，楊衢雲。”陳少白不聽便罷，聽了就大罵道：“你不在**好好地當你的伯理璽天德，又跑到這裡來幹什麼？”而孫文也聽到了是楊衢雲的聲音，臉色也是一沉，對陳少白說：“這個楊衢雲啊，準是又犯病了吧，怎麼今天到這裡來了！？”陳少白繼續大罵道：“楊衢雲伯理璽天德，你這麼大的身份，跑到我們這個小地方來做什麼？我們這裡的廟小，盛不下你，趕緊走吧，趕緊走吧，我們不歡迎你！”楊衢雲幾乎是哀求着說：“你們總得讓我進門啊，進了門再聽你們的教育還不行嗎！”
（楊衢雲到底要說什麼，且聽下回分解。感謝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請收藏，請評論，請投花，請投凸票，請動一下金手指，點一下頂或者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