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看到期刊封面的時候，古斯塔夫博士卻是信了三分。
滿分十分中的三分。
也許這便是古玩鑑定行業口中的“對味”吧？
古斯塔夫能在作品的筆墨色彩之間，找到很多早期印象派作品的特徵。他又找不到任何晚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纔出現的用筆特質，用來當作對論文結論的“一票否決項”。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一幅繪畫於1870年的古典油畫，它上面肯定不可能出現1908年以後才逐漸走入主流藝術圈視野的立體主義流派的用筆線條。
這就像有些明代的景泰爐上會出現一些波斯語的吉祥經文，這是明代商業發達，文明融合的珍貴痕跡。
可無論怎麼文明融合，誰家的景泰爐上出現了乾隆皇帝的提詩，或者“微波爐專用”的落款，這說破天了也不可能是明朝的東西。
從任何角度上來看，畫面都符合最早那批印象派畫家的繪畫特徵。
古斯塔夫直覺告訴他，這也不像是一幅現代人的山寨仿品。
找人仿一幅十九世紀的油畫並不難。
有些仿的好確實能達到真假莫辨的地步。
今人不必不如古人。
如今的油畫大師們的用筆技法，比起百年前的油畫家們，並不如何遜色。
但如果是一幅後仿的印象派。
畫家在畫畫的過程中，是很難注意到一些微妙的感覺的。
受到藝術風潮的演變影響，當代印象派畫家們在提筆做畫的時候，色彩的變化往往會更加鮮亮一些，會更加喜歡運用空氣透視法來表現顏色，也會更加註意作品線條的“節奏感”。
而十九世紀的畫家，則會更加註意作品線條的“自然感”。
節奏感和自然感之間的那種風格差異。
這就是所謂歷史的痕跡。
印象派、後印象派畫法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迅猛發展。
它們像嬰兒的搖籃般催生出了後來諸多現代藝術流派的同時，也使得畫具行業發生了不少改變。
越來越多新的繪畫材料，新的顏料媒介物被髮明瞭出來。
各種優質的細顆粒顏料、調色油、發光油以及如今的有機合成顏料紛紛出現在了畫家們的畫室裡。
而這種技術的進步又反過來潛移默化的改造着印象派畫家們。
這一百五十年的時間長河兩岸，所間隔的是顏料技術的進步，也間隔着整個色彩理論科學體系的發展。
現代的畫家想找來和十九世紀畫家們完全一致的畫具來畫畫，肯定是沒有任何技術難度的。
二者本來差距就不大。
但技術回滾容易，用筆氣質“回滾”是很難的。
有些時代印記出現在了你的身體中，它就會永遠伴隨着你，讓你不經意間在畫筆下留下某種特殊的烙印。
它們彷彿是某種藝術領域裡所代代遺傳，又不斷髮生突變的“DNA”基因螺旋片段。
一位當代的油畫家就算有意的僞造印象派作品，他們可能會整天盯着莫奈、德加、雷諾阿的畫琢磨，卻很難會注意到要去留心模仿康斯太布爾的風景特質，或者去特意追求少數十九世紀時的畫家所喜愛的特殊的“筆觸體積感”。
不注意這些也能畫好畫。
這些細枝末節的事物，是他這樣鑽牛尖的學究纔會拿着“放大鏡”注意的，而非藝術家會留意的。
而連古斯塔夫自己，他都沒有辦法把這些特質準確的量化。
什麼叫“康斯太布爾的風景特質”，什麼叫側重筆觸的“體積”，什麼又叫下筆時的“節奏感”與“自然感”？
世界不存在任何一架天平，能把畫家的筆觸稱量出個一二三四五的準確讀數來。
所以。
它們永遠都只能是一種模糊的感觸，一種玄而又玄的直覺。
能言傳而無法身教。
會特別注意到這些小問題、小感覺的學者們，類似古斯塔夫博士——他們很可能一輩子都沒畫過幾張畫。
講理論他能給學生講個三天三夜，說的頭頭是道，給他一根畫筆，讓他畫畫，他就只能在那裡大眼瞪小眼了。
這就是所謂的“伊蓮娜小姐悖論”。
藝術學者、藝術評論家與藝術創作者，它們是兩種有一定共同點，本質上又完全不同的職業。
真要讓古斯塔夫拿起畫筆，他頂多也就是個畫小豬佩奇的水準……也許連這都沒有。
達芬奇畫雞蛋還練了三年呢，畫小豬佩奇的技術難度至少比畫雞蛋要高。
不過。
話又說回來。
這些感覺也不是真的就不能僞造。
判斷一幅畫的歷史年代最好的，沒準也是唯一的“黃金法則”，就是在同期的歷史文獻上找到相應的繪畫記錄。
它是唯一不可質疑，無法推翻的鐵證。
除了歷史文獻以外，如果伴隨着巨大的利益，古斯塔夫上述的一切判斷畫面年代的特徵都是可以後天還原的，只是成本多寡的問題而已。
判斷一幅精品《油畫》的真僞和年代，本來就是很難的事情，裡面的水也很深。
不然的話。
豪哥龐大的洗錢生意就沒法玩了。
大英博物館那幅賣了五億美元的《救世主》，也不會產生那麼大的學界爭議了，圍繞着那幅畫到底是不是達芬奇真跡的這個議題的，可不僅僅只有一兩篇論文而已。
各種紀錄片，學術討論會一大堆一大堆。
大英博物館還自己出版了好幾本相關題材的通俗讀物，試圖用來向公衆證明這幅畫的“血統純正性”。
就這，該撕B，照樣得撕。
所以。
古斯塔夫看着封面的照片，就算他的感覺是對的，他也只敢信上三成而已。
思前想後。
博士索性也就不回自己的辦公室裡。
他又猛的瞅了《亞洲藝術》的封面幾眼，就這麼靠在身後的書架上，打開雜誌翻了起來。
都不用古斯塔夫特意的在目錄上費勁的去找。
翻開正文的第一頁，就是顧爲經和酒井勝子的論文——
“《The Female Artists Carol Forgotten by Time: The Color Entanglement and Visual Dimension of Dark Tone Impressionist Works》。”
論文的題名和引言上的大體內容，《油畫》雜誌的新聞版塊上都已經寫過了概述。
古斯塔夫的視線主要停留在了論文的作者名上。
“顧爲經和酒井勝子？多摩美術大學……”
酒井一成送佛送到西。
在最後論文發表的時候，他甚至把論文通迅作者的位置都給孩子們讓了出來，變成了由顧爲經和酒井勝子共同通迅。
他只在通訊單位上保留了自己辦公室的署名。
古斯塔夫這樣遠離聚光燈鑽在圖書館裡的老學者，明顯就沒有人家策展人唐克斯的敏銳洞察力。
唐克斯掃一眼“酒井”這個姓氏，就能憑感覺一路拔下去，把酒井一成的大屁股從地底下拔出來。
他只是覺得這兩個人挺陌生的。
藝術學者圈子就那麼大，印象派是畫界顯學，可專門研究印象派的學者其實就那麼多，就算沒有在學術會議上見過，多多少少也都聽說過彼此的名字。
古斯塔夫卻想了半天，也沒想出這兩個人是誰。
“行業新人麼？日本倒確實是印象派研究的大國。”
博士也沒在意一目十行的往下讀去。
“……早期的印象派作品裡，畫家多數會強調水面反照的光影效果和急促的短線條用筆。在這幅畫中，這一特點被畫家卡洛爾開創性的使用在了描繪天空的雨雲之上……”
“……在老照片的對比中，我們能看到這座舊式的英國國教教堂的兩側都立有塑像和浮雕，這一特點在油畫畫稿中，也有着相應的體現。但在這張拍攝於1902年的照片裡，我們能看到右側的浮雕已經被戰火……”
“……以下是摘錄的部分傳教士日跡的原文，1876年12月19日，距離聖誕節只剩下了一週時間……她有着讓人印象深刻的金紅色頭髮……”
……
藝術類的論文讀起來不像是理科論文那樣複雜，會充斥着各種各樣圖表以及數據運算。
類似古斯塔夫這樣的學者，他們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論文字裡行間中像是“顏色糾纏”、“視覺維度”、“單向度奇景”這類英文八股的內部行話黑話，不會對其造成任何理解困擾。
他們讀藝術論文其實就和讀《紐約客》上的散文小說沒有什麼兩樣。
那種幾十萬字的博士專項論文，可能還要耗費個幾天甚至幾個星期的時間，才能啃完。
這類的期刊上的文章，往往三兩眼的功夫，幾頁的論文就全部都讀完了。
古斯塔夫把整篇論文從頭到尾的掃過程，只用了不到五分鐘時間。
“先通過油畫，找到了畫家繪畫時的採風取景地，又通過採風取景地的歷史照片，判斷出了創作的大致年代，最後又通過傳教士佈道日誌的手稿，定位到了具體的畫家？”
他輕易的便抓住了這篇文章的重點。
整篇論文上的所有內容，往簡單點說，便都可以囊括到這一句話之中。
可若是往復雜了說。
這篇文章的信息量比古斯塔夫所預計的要大上不少。
推導的過程一環套着一環，每一步的猜想都儘可能給出了旁證，儘管沒有那種一錘定音的關鍵性證據，但在“藝術考古”領域，做到這一步，已經可以說是有一定說服力了。
一百年前，海因裡希·施裡曼在土耳其半島上向世界宣佈，他找到了失落的“特洛伊古城”的時候，施裡曼手裡的證據其實也只有詩人荷馬在《奧德賽》裡的幾句詩而已。
噠、噠、噠。
博士用手指輕輕敲打着期刊的封底。
依然是那兩種可能。
要不然這是一場騙局，畫作、照片、舊教堂、傳教士日記這裡面有一項或者幾項是假的。
先射箭，再畫靶子。
自然能畫的看上去正中靶心。
日本這些年來搞論文作弊，被查出來的案例並不少。
如果不是的話。
一兩項間接證據也許沒有足夠的證明力，這麼多項證據全都湊到一起去，那麼——
“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啊。”古斯塔夫揚了揚下巴。
如果是柯南這種的動漫，那麼此刻博士黃棕色的有色眼鏡鏡片背後，已經開始閃出銳利的光了。
他又把文章翻到了最開頭，從頭讀過。
這次博士不再只是粗粗的一目十行的看，而是一個單詞一個單詞的細讀，論文裡所附帶的照片也每一張都認真的看過。
二十分鐘後。
古斯塔夫博士“噌”的一下，合上了期刊，轉身拖着皮鞋，就朝圖書館的大廳走去。
他在大廳中隨便找了臺沒人用的顯示器邊坐下，拉出鍵盤來，登陸自己的郵箱。伸出兩根手指，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輸入論文附帶的通迅郵箱的聯繫地址。
「尊敬的顧爲經、酒井勝子女士/先生：」
「非常高興能夠寫信聯繫您，我是來自耶魯大學藝術學院的古斯塔夫·奧朗德博士，我剛剛拜讀了您們在《亞洲藝術》上所刊登的論文，受益匪淺，您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只是，有幾個問題不知道是否……」
古斯塔夫興致勃勃的用二指禪敲打着鍵盤，跟樂隊的鼓手似的，手指頭都快要敲出火星子來了。
論文篇幅有限，只能看一個大體上的內容。
如果誰想知道論文的寫作細節，或者深度介入到研究之中，看到一些寫論文時的一手原始資料，還是要單獨聯繫作者的。
……
西班牙。
馬德里皇家高等美術學院，穿格子襯衫的年輕學生助理正戴着耳機，隨意的翻看辦公室裡新到的論文期刊。
他隨意的讀了兩行。
忽然摘下了耳機，站起身：“Seor， seor， puede que le interese leer este documento……（老師，老師，這篇論文或許您有興趣想要看……）”
……
巴黎，奧賽博物館。
藝術史論與收藏部研究員辦公室。
穿着黑西裝，身材微胖的女研究員一邊把一塊馬卡龍夾心餅放進嘴巴里，一邊在面前的筆記本電腦面前打着字。
“……期待着您的回覆。”
想了想。
她又打字道：“另外，我希望有這個榮幸能邀請顧先生和酒井女士前來法國奧賽博物館，如果您能攜帶論文中所提到的《雷雨天的老教堂》的原作，我們將非常開心。如果不方便，我們也熱誠的歡迎您前來交流訪問。祝您在生活中美滿順利！”
“——奧賽博物館，高級研究員娜奧米·威廉姆斯。”
女研究滿意的按下了發送鍵。
……
顧爲經和酒井勝子以前從來都沒有發表這種高端論文的經歷。
他們不知道。
隨着《亞洲藝術》的刊載發表，他們的論文像是往藝術研究領域投下了一顆石頭。
如今砸進水面的也許只是巨石落下前的幾顆小小的碎石。
然而。
湖面上的漣漪，已經一波又一波的盪漾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