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是我的嘍，”格雷厄姆說道，“這是我的案子。我要去把這小子抓來。”
“那當然。”康納說道。
“我是說我獨自一人去。”格雷厄姆說道。
“那還用說，”康納說道，“這是你辦的案子，湯姆。你認爲什麼辦法最好，就用什麼辦法。”
康納把埃迪-阪村的地址寫給了他。
“這倒不是因爲我不想讓你們幫忙，”格雷厄姆解釋道，“我想親自去解決問題。這樣，我先把事情說清楚：你們二位今晚早些時候曾經跟他談過話，可你們並沒有把他抓起來，是吧？”
“是的。”
“好吧，別擔心，”格雷厄姆說道，“我在報告裡隻字不提它，所以這事不會找到你們頭上，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格雷厄姆顯得非常寬宏大量。他想到自己即將把阪村捉拿歸案，不禁喜不自勝。他看了看錶。“太棒了！從最初的報案電話到現在爲止還不足6個小時，我們已經找到了兇手。這倒真不錯。”
“我們現在還沒有抓住兇手呢，”慷納說道，“我要是你，我馬上就去抓他。”
“我這就去。”格雷厄姆說道。
格雷厄姆朝門口走的時候，康納喊住了他。“哦，湯姆，埃迪-阪村是個很怪的傢伙，但他不使用暴力。我不大相信他身上會帶槍。也許他連一支槍也沒有。他離開宴會回去的時候帶了個紅髮女郎，此刻也許正摟着她睡覺呢。我想你應該抓活的。”
“嘿，幹嗎要你們二位操心？”格雷厄姆說道。
“只是提個建議嘛。”康納說道。
“你真以爲我會對這個小雜種開槍嗎？”
“你準備帶兩輛警車去作爲接應，是嗎？”康納問道。“巡警們也許會頭腦發熱。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嘿，謝謝你的關照嘍。”格雷厄姆說着便離開了。他人太胖，稍稍側過身才鑽進自己的車裡。
我看着他開車離去，隨口問道：“你爲什麼讓他獨自去幹呢？”
“這是他的案子嘛。”康納聳聳肩說道。
“可是你今天晚上一直在爲這個案子奔忙，爲什麼現在撒手啦？”
“讓格雷厄姆去立一功吧，”康納說道，“說到底，這種事與你我有什麼相干？我是個休長假的警察，而你不過是個的聯絡官。”他指著錄像帶說：“你開車送我回去之前，是不是把那段錄像放給我看一下？”
“好的。”我把錄像帶倒了回去。
“我想我們不妨來它一杯咖啡。”康納說道，“在技偵處，他們的咖啡煮得不錯。至少以前是這樣。”
“你是想讓我去弄咖啡，你在這兒看錄像，是嗎？”我問。
“這就太好了，後輩。”康納說道。
“行啊。”我給他按下放像鍵後，轉身準備離開。
“哦，後輩，你去弄咖啡的時候，順便問一下值班警官，局裡有哪些電視錄像設備。因爲這些帶子都得複製下來。我們也許需要翻拍某些畫面。要是局裡說我們是在攻擊日本人，尤其是在逮捕阪村之後，那就用得着了。到時候我們也許有必要公佈一張照片，爲的是保護我們自己。”
這話說得很在理。“好的，我去問一下。”
“我的咖啡不要加奶，只要一塊方糖。”說完，他轉過身去，看着監視器屏幕。
技偵處位於帕克中心大廈的地下室裡。我到那兒的時候已是凌晨兩點多鐘，大多數部門都沒有人了。這兒的人大多是7點至5點的長白班。當然夜間他們也派人前往犯罪現場採集證據，不過當晚他們先把這些證據鎖在分局或處裡的櫃子裡，第二天上午再開始檢驗。
我走到印跡科隔壁那間有煮咖啡機的小屋裡，只見牆上貼了許多標語：“你洗過手沒有？說的就是你！不要給你的同事造成危害！要洗手！”這是因爲技偵處，尤其是從事犯罪偵查學的人，常常使用一些有毒化學物質。從前，這裡隨處可以見到水銀、砷、鉻之類的東西；有時，一些警官就是因爲使用他人觸摸過的杯子喝咖啡而出現中毒反應。
當然他們現在小心得多了。我弄了兩杯咖啡，然後來到夜間值班室。值班員傑基-萊文這時正把腿蹺在辦公桌上看雜誌。她塊頭很大，穿了條緊身褲，戴着一隻橙紅色假髮套。儘管她這副模樣很怪，可她卻是局裡公認的一流印跡取樣員。我見她正在翻閱一本《現代新娘》雜誌，便打趣地說道：“傑基，還想當一回新娘子嗎？”
“嗨，哪兒的話呀。是我女兒要結婚。”她答道。
“和誰結婚？”
“我們還是談點令人舒心的事吧，”她說道，“有一杯咖啡是給我的嗎？”
“恐怕不是，”我說道，“不過我想問一下，這兒誰負責錄像證據方面的事？”
“什麼錄像證據？”
“比如說，從監視攝像機上錄下來的東西，誰能進行分析、翻錄、拍照之類的事？”
“喲，我們倒沒怎麼幹過這類事，”傑基說道，“這種事以前是由電子偵察科負責，不過他們好像已經不幹了。現在，錄像的事不是由瓦利大廈那邊管就是由梅德拉大廈管。”她挪到辦公桌前面，翻動着一本電話號碼簿。“如果願意，你可以打電話找梅德拉的比爾-哈瑞爾森。不過，如果是很特別的事，我想我們就送交噴氣推進器實驗室或南加州大學的高級影像實驗室。你是要這兩處的電話號碼還是想找哈瑞爾森？”
聽她說話的口氣，我就知道該幹什麼了。“我還是把那兩個電話號碼記下來吧。”
“是啊，換了我也會這麼做的。”
我記下電話號碼後便離開了技偵處。康納已經看完了錄像，正在反覆推敲着阪村的臉反射在鏡子裡的那一段。
“怎麼樣？”我問道。
“是埃迪，錯不了。”他的語氣平和，幾乎有些冷漠。他接過咖啡呷了一口。“真難喝！”
“是啊，我知道。”
“以前的比這好喝。”他把杯子放在一旁，關掉錄像機，站起身伸了個懶腰。“好啦，我覺得今天晚上幹得不錯。我們去睡一會兒覺，你看怎麼樣？明天早上我還要到日落山去參加一場高爾夫球比賽呢。”
“行。”我表示同意。我把錄像帶放回紙箱後，把錄像機也小心翼翼地放了進去。
“這些帶子你打算怎麼辦？”
“我把它們放到處裡的櫃子裡去。”
“這些都是原始錄像帶，我們還沒有複製呢。”
“這我知道。我得等到明天早上才能進行復制。”
“我想說的正是這點。你爲什麼不把它們帶回去呢？”
“帶回去？”局裡曾三令五申，禁止把證據帶回家。這樣一來，少說也是違反規定。
他聳聳肩說：“我是不會把它們隨便亂放的，帶回去以免發生意外，明天上午你親自安排複製。”
我把紙箱夾在手臂下面。“你覺得局裡的人不會……？”
“當然不會，”康納說道，“這些證據至關重要。我們不想讓別人趁我們睡覺的時候，帶上一塊強磁鐵從櫃子旁邊走過去，不是嗎？”
聽他這麼一說，我就把錄像帶拿在身邊。我們走到外面，看見石倉依然心情沉重地坐在那裡。我們從他身邊經過時，康納用日語跟他很快地說了幾句話。石倉立即站起身，鞠了個躬便匆匆離去。
“他當真那麼害怕嗎？”
“是的。”康納說道。
石倉在我們前面不遠處，低着頭很快地沿大廳走去。他的樣子活像只受驚的老鼠，被嚇得魂不附體。
“那爲什麼呢？”我不解地問道。“他在這一帶住了這麼久，完全瞭解我們對他這種隱匿證據的指控不會太嚴重。而且，我們無法對中本公司提出什麼指控。”
“問題並不在這裡，”康納說道，“他擔心的不是法律責任方面的問題，而是擔心要出醜聞。在日本，這種事就會成爲醜聞。”
我們拐過彎，站着等電梯。石倉也在那兒等着。一時裡出現了令人尷尬的局面。第一部電梯到了，石倉往旁邊一讓，請我們先上。電梯門關上時，他正站在那兒朝我們鞠躬。接着，電梯開始向下運行。
“在日本，他和他的公司可能因爲這種事而徹底完蛋。”康納說道。
“爲什麼呢？”
“因爲在日本，靠醜聞改變強弱座次或是用醜聞擊敗強勁對手都是屢見不鮮的。這是他們那兒一種常見的慣用伎倆。你找出對手的一樁醜聞，把它透露給新聞界或是政府有關部門。這個醜聞一旦張揚出去，有關的人或有關組織就會身敗名裂。有一首相就是因爲裡庫利特受賄事件而倒臺的。兩年前，通用電氣公司就是被日本人用醜聞整了一下。”
“他們整了通用電氣公司？”
“是利用橫川醜聞。聽說過沒有？沒有？唔，這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戲。兩年前，通用電氣公司生產的醫院用掃描設備在醫療器械市場獨佔鰲頭。通用電氣公司在日本成立了橫川醫療器械公司，負責在日本的銷售業務。通用電氣公司在生產經營方面採用了日本人的做法：爲了佔領市場，他們把生產成本降得比競爭對手低；同時提供優質的服務和維修，還給顧客以優惠——向可能的買主提供飛機票和旅行支票。在我們看來這種做法是行賄，但在日本這是正常的生產手段。橫川公司迅速壓倒了像東芝這樣的日本公司，領導了市場。這下惹惱了許多日本公司，它們紛紛抱怨，說橫川公司採取了不公平的競爭手段。有一天，政府有關部門的人員突然搜查橫川公司辦公樓，發現了賄賂的證據。橫川公司的幾名僱員因此而遭逮捕。這一醜聞使該公司名譽掃地。當然，它並沒有對通用電氣公司在日本的銷售業務產生很大影響。其它日本公司行賄的做法也並沒有因此而有所收斂。不知爲什麼，每次抓住的往往都不是日本公司。這種事着實令人費解。”
“這種事果真有那麼厲害嗎？”我問道。
“日本人有時候確實很厲害，”康納說道，“他們常說‘商場即戰場’，而且他們的確也是這麼看的。你知道，雖然日本人總是說他們的市場對我們是開放的，其實不然。在過去，如果一個日本人購買了一輛美國生產的汽車，政府有關部門就要對他的財務進行檢查。所以，很快就沒有人再買美國汽車了。官員們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聳聳肩：他們無能爲力。他們的市場大門是敞開的，但如果沒有人想買美國汽車，他們也愛莫能助。他們還設下層層關卡。每一輛進口汽車在港口都必須逐一接受商品檢驗，看它是否符合廢氣排放規定。外國生產的藥品只允許在日本人身上進行試驗性臨牀應用。連外國生產的雪橇也一度不準進口，據說是因爲日本的雪比歐美的雪要潮溼。他們就是這樣刁難其它國家的。所以，這一次，他們擔心我們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不足爲奇了。”
“這麼說，石倉是擔心會出醜聞？而這在日本就可以算一樁醜聞？”
“是的，他擔心中本公司會因此而一蹶不振。但我們不會這樣做。很可能他們明天在洛杉磯照樣做生意。”
我用車把康納送回公寓。他下汽車的時候，我對他說：“唔，真有意思，上尉。你花了這麼多時間幫我，太感謝了。”
“不必客氣，”康納說，“用得着我的時候，儘管來電話。”
“但願你明天那場高爾夫球賽不要開始得太早。”
“不瞞你說，明天上午7點就開始了。不過像我這樣年紀的人，睡覺已經不多了。我會到日落山去打球的。”
“是日本人修建的球場嗎？”日本人最近買下了日落山鄉村俱樂部。這事在洛杉磯地區引起強烈不滿。西洛杉磯高爾夫球場是1990年日本人花高價買下的：兩億美元！當時買下球場的日本人說，他們對球場的一切都維持現狀，不做變化。可是，他們現在採取了一個很簡單的辦法就使俱樂部里美國人的數量逐步減了下來：只要有美國人退出，他們的成員資格就由日本人來接替。日落山高爾夫俱樂部的成員資格在東京要花100萬美元才能買到，而且還是一樁很俏的買賣，因爲要求加入的人太多。
“呃，我要和日本人打球。”康納說道。
“常打嗎？”
“你知道日本人特別喜歡打高爾夫。我爭取一星期去打兩次。有時可以聽到一些十分有趣的事情。晚安，後輩。”
“晚安，上尉。”
隨後我就開車回家了。
我剛拐上聖莫尼卡公路，車上的電話就響了起來。市分局的接線生說道：“中尉，我們接到一個電話，要求特勤處派人去，是現場的警官要求派聯絡官去幫忙。”
我嘆了口氣說：“好吧。”她把巡邏車的電話號碼告訴了我。
“嘿，朋友！”
接電話的是格雷厄姆。“你好啊，湯姆！”我說道。
“就你一個人嗎？”
“是的，準備打道回府了。什麼事？”
“我想也許在逮捕他的時候應當有負責日本事務的聯絡官在場。”格雷厄姆說道。
“我原來以爲你是想單獨去幹呢。”
“是啊，不過，也許你可以過來助我一臂之力。這樣做並不違反什麼規定。”
“是想推脫一些責任嗎？”
“哎呀，你是幫忙還是不幫？”
“當然幫了，湯姆。我馬上就到。”
“我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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