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伊直孝在天津呆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這一個月的時間，頭半個月他是在天津市的檢疫中心度過的，後半個月他則是在天津市東遊西逛無所事事。
不是井伊直孝不想盡快的和中國進行外交談判，而是中國方面現在缺乏和倭國方面談判的意願。
雖然王書輝在理論層面上看待中倭之間的關係，但是以陳封爲首的政府方面很快就對王書輝的觀點進行了基於自己立場的理解。
在新中國建立的這四年多的時間裡，新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雖然復興黨是一個非常新嫩非常幼稚的工業組織，但是復興黨畢竟是個近現代化的工業組織。這個以推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建立工業中國爲核心理念的組織獲得了領導中國的權力，掌握了中國絕大部分領土、資源和人口之後，在將近十年的工業化積累下，立刻就爆發出了巨大的力量。
截止到1637年年末爲止，通過企業複製的方式，新中國的鋼鐵產量從1625年幾個根據地的一百二十多萬噸，爆發到六百多萬噸。煤炭開採量，因爲中國的主要煤炭產地在建國後都被複興黨所控制，從1625年的兩百多萬噸，爆發到了八百多萬噸。
通過不到五年的時間，復興黨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已經基本完成。一百七十多個國家重點項目順利建成。
三十二條鐵路，兩座黃河大橋，以及全國範圍內的主幹公路在復興黨領導的幾百萬生產建設兵的努力下建設完成。六家拖拉機廠和三家汽車廠順利投產。
在重工業快速發展的同時，特別是在復興黨機械製造業爆發式發展的推動下，全國各種國營和私營的輕工企業蜂擁而起。
以五小工業爲基礎的地方工業體系，在復興黨地方組織的主持下在全國各地區基本建立了起來。地方五小工業和國家重點工業項目幾乎是同時建設，交相輝映。
在工業化全面發展的同時，復興黨大力推動全國各地區的農業發展。在嚴密的軍事化模式下，全國各地區的農業生產大部分進入到了工業化、現代化的大農業生產階段。
隨着大量國有農場的建成，被不斷抽取人力資源的農業生產條件較差的人民公社和小農生產大量的被消滅。到1637年年末，新中國4千多萬噸的糧食總產量中，百分之九十八的糧食產量，是由全部使用柴油和蒸汽動力的農業機械，優質良種，農藥和化肥進行大農業生產的國營農場生產的。
可以說，用了不到五年的時間，處於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之間的全國工農業生產體系，就被複興黨生拉硬拽的建立了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巨大生產力，每天都有大量的工業品被生產和堆積起來的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已經不再是怎麼樣進一步的提高產量的問題了，而是一個非常棘手的，怎麼樣有效的消化這些大量的被生產出來的工農業產品的問題。
雖然現在復興黨領導的中國每天都在投入建設各種大型的國家級工程項目，每天都在消耗着海量的工農業產品，但是對於復興黨政府來說，給那些仍舊在不停的積壓的產品找銷路纔是他們目前最主要的問題。
畢竟就是對於王書輝本人來說，誰也沒想到生產力快速發展的新中國能夠爆發出這樣巨大的力量來。
所以說，目前的中國和完成了第一工業革命的英國遭遇的問題的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支持。
不同之處在於，當時完成了工業化的英國因爲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原因，面對的是相對過剩的問題。而提早幾百年完成了初步工業化的中國，因爲生產力水平比當時的英國高，生產關係比當時的英國先進，面對則是一個真正過剩的問題。
只不過因爲目前的復興黨政府還處於比較懵懂和稚嫩的階段，還沒有完全的掌握通過計劃的手段有效的消化這樣巨大生產力的手段。
在這種情況下，兩者的相同之處就在於，都要面對一個怎樣把過剩的產品投入到世界市場中去的問題。
17世紀的世界還不是19世紀的世界。十七世紀的復興黨政府也不是19世紀的英國政府。
17世界的世界雖然因爲殖民主義的興起開始了全球化的進程，但是因爲這個時期地球上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還處於蠻荒階段，所以全球市場還沒有發展起來。
所以復興黨政府在這種情況下面臨的問題就是，他們必須主動的引導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走向文明和開化，自己親自動手去開發和發展全球市場。
面對這樣一個復興黨人從來也沒有遇到過的局面，面對這個王書輝自己也有些懵懂的狀況，復興黨政府在各方面政策上的遲滯和遲緩，就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可以說，復興黨中國面臨狀況的本質就是，具有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係，採取了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制度的復興黨中國，突然間就遭遇了一次典型意義上的經濟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其實就是王書輝不向復興黨指出原始的殖民主義老路走不得，復興黨政府也不會去走原始的殖民主義的老路。復興黨政府裡那些本來就有着帝國主義傾向的領導幹部們，在理性上認清了原始的殖民主義道路走不通之後，立即就轉向了殖民主義的更高階段，開始把“自由貿易”這杆大旗揮舞了起來。
所以在和王書輝進行了交流之後，在復興黨政府召開的全國經濟會議裡，陳封主導的，“以一切手段打破世界範圍內封建制度對全球自由貿易的束縛，建立全面自由開放的世界市場，給全世界各地區人民帶去文明和進步”的，充滿了中期階段的殖民主義臭氣的對外經濟政策，在復興黨內的工業黨人的支持下，成了復興黨的一個爲期三年的經濟實驗計劃。
王書輝本人對於目前階段的情況還有些搞不太清楚。他覺得除了要做一些理論上的研究之外，他還應該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考察和調研之後，再決定下一階段中國的發展方向。
在這種情況下，他覺得完全可以讓復興黨的這些正在開始成熟起來了的黨員們在組織原則的約束下，進行下一嘗試和試驗。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在復興黨的“以一切手段打破世界範圍內封建制度對全球自由貿易的束縛，建立全面自由開放的世界市場，給全世界各地區人民帶去文明和進步”的經濟實驗計劃下，外交委員會開始制定針對倭國的外交政策。
自然而然的，在這個計劃下，倭國的德川幕府作爲一個封建主義的，對自由貿易有着極大牴觸的，妄圖抗拒“中華帝國帶給倭國人民文明和先進”的反動政府，就成了復興黨的一個敵人。
在這種情況下，在天津苦等了一個多月，強忍下健康檢查和衛生檢疫“屈辱”的井伊直孝到達新京特區的時候，面對的就是一份中華帝國外交委員會準備的，充滿了喪權辱國味道的條約。
中華帝國外交委員會給倭國德川政府準備的條約規定：
第一條：承認島原地區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確認島原地區的獨立。
第二條：因爲倭國政府對薩摩藩侵犯中華帝國屬國琉球犯罪行爲的默許，倭國政府必須向中華帝國賠償白銀一千九百萬兩（按照現在的倭國人口每人一兩）。
第三條：倭國割讓北海道島（中華帝國已經在事實上佔據六七年的時間了）、九州島和四國島給中華帝國。
第四條：倭國向中華帝國開放江戶、橫濱、大阪、神戶、下關五地爲通商口岸。
第五條：爲發展倭國商業，倭國海關交由中華帝國控制。
第六條：支持和幫助中華帝國在倭國（本州島）建立四個海軍基地和七個駐軍基地，維護倭國各地治安和秩序。
第七條：倭國僞皇因爲冒犯中華帝國權威，必須舉族押往中國，接受中華帝國的懲罰。
第八條：……
…………
第二十一條：倭國政府全面放開中華帝國公民在倭國各地區的傳教和佈教。
井伊直孝在新京特區剛建成不久的外交賓館剛剛住了一天，還沒等他對新中國的一切，包括他從天津到新京特區坐的火車，以及他在沿途看到的連綿不絕的工廠等等各種奇景消化過來了呢，在到達新京特區的第二天，他面對的就是這樣一份像一塊板磚直面而來的巨大打擊。
作爲倭國的貴族，井伊直孝的漢學修養是相當不錯的。可是當他看到這份用漢語和倭語雙語寫成的條約文件的時候，他根本就無暇去探究這份條約裡的漢語和倭語中他發現的很多細微的問題，而是雙眼無神的看着坐在桌子對面的中華帝國外交委員會的幹部，腦袋裡一片空白。
要知道，一直以爲自己把着中國這個天·朝上國的脈搏的井伊直孝，根本就想不到中華帝國會提出這種完全無法想象，在歷史上從未有過，對於倭國完全是亡國滅種意義的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別說是想要求得中華帝國對幕府的幫助了，德川幕府現在面臨的就是一個很可能滅亡的下場。
看着條約裡割地賠款之類的文字，再看到倭國僞皇全族遷至中國服刑之類的條約要求，井伊直孝的腦袋根本就轉不過彎來。還是在中華帝國的外交幹部提出結束第一天的談判，讓工作人員把井伊直孝送回外交賓館的時候，井伊直孝才憤怒的用顫抖的聲音說出了一句：
“各位上國大人，各位還記不記得上國史書裡有一句話，叫做‘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因爲井伊直孝的漢語本來口音就很重，再加上他哆哆嗦嗦的聲音，他的話就更讓參加談判的幾個外交委員會的幹部搞不清楚他在說什麼了。
因爲幾個人聽了井伊直孝的話之後立即湊在一起分析他在說什麼，以至於這句話裡本身的悲憤和詛咒的味道被消解的非常的嚴重。最後還是最先搞清楚井伊直孝說什麼的外交委員會副主任鄭建秋說道：
“你這位老先生要搞搞清楚歷史再引經據典。不管是你這句話裡的秦還是楚，都是已經滅亡了千年以上的封建政權。而且不管是秦還是楚，那也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和政權。你一個倭國人，難道還想以中國自居不成？”
鄭建秋的話引起了幾個參加談判的外交委員會的幹部的輕笑。井伊直孝不能理解帝國主義者對於落後國家和政權的輕蔑，根本就不明白他自己的這句話的笑點在哪裡，所以他只能單純的認爲，會場上的笑聲是中國人對於倭國的輕視和嘲笑。
井伊直孝作爲倭國的精英人士，當然能夠客觀的判斷倭國和中國之間巨大的實力差距。不說別的吧，就是那艘在海上救了他的中國商船，在整個倭國就沒有任何的戰艦和船隻能夠和它媲美的。而這樣的鉅艦巨炮，在中國的天津港里居然是最普遍最常見的小型船隻。
但是即使是井伊直孝這樣的倭國精英也有一種嚴重的認識侷限。在他看來，自古以來的中國都是整個世界上最強大最富饒最先進的國家。中國和亞洲各國的關係就像一個富翁和一羣乞丐一樣，只有乞丐騷擾富翁求利的事情，哪有富翁剝削乞丐的道理呢？
而且從歷史上看中倭關係，從來都是倭國站在主動的一方的。無論是唐王朝時代的倭國侵朝，還是萬曆時代的倭國侵朝，甚至就是幾十年前的薩摩藩入侵琉球，從來都是倭國主動騷擾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然而不到比較嚴重的情況，中國根本就不會對倭國進行理會。
所以現在井伊直孝面對這種完全顛覆常識的情況根本就不能形成什麼有效的理解。
當然了，作爲倭國人，井伊直孝就是真的對中國的強大有着理性的認知，但是他對於倭國本身的認知卻是非常的非理性的。
對於他來說，他面對中華帝國提出的條約雖然感到憤怒和不解，面對中華帝國的實力雖然畏懼和驚恐，可是他卻從個別特例出發，覺得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元朝都不能登陸神風保佑下的倭國，那麼現如今的中華帝國就是再強大，肯定沒不會真的威脅到一直被神風保佑着的倭國的。
井伊直孝這個倭國人就從來也沒想過一個問題，既然薩摩藩能夠被中國艦隊消滅了，既然各地大名能夠和中國展開走私貿易了，既然島原的倭國人民的抵抗運動都能得到中華帝國的大力支持了，既然他本人都能從倭國達到中國了，那麼那個所謂的神風，還有個毛的用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