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不只是灌溉，還有排水！”李陵發表着他淺陋的見識。
大商在他的勾畫下，農田水利建設，開始由黃河、長江向淮河流域擴展，有許多建設可謂功在當代也利在後世。
李陵大力發展水利，甚至把隋、唐、宋時期大肆興修的圩田、水網，從大商開始來規劃起來。
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氣候受季風的影響，降水量的年際分配和年內分配很不均勻，旱澇災害頻繁，亟須修建農田水利工程來加以調節，進行灌溉或排水。
可以說，中國的農業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發展農田水利、克服旱澇災害的鬥爭史。大商在李陵的治理下，數個朝代的水利建設在大商匯聚：
戰國以前時期的溝洫：公元前480以前，與奴隸社會相適應的農業生產方式是井田制，佈置在井田上的灌排渠道稱爲溝洫。
傳說溝洫在公元前2070年前後大禹治水時已經出現，限於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一般規模較小。
周代農田溝洫已形成系統，當時按其功用不同和所控制的耕地面積大小一般分作澮、洫、溝、遂、圳、列各級，分別起着向農田引水、輸水、配水、灌水以及從農田排水的作用，形成有灌有排的農田水利系統。
引水蓄水：前者是從河流中引水，灌入溝渠流向農田。後者即在天然湖沼窪地周圍，人工築堤構成的小型蓄水庫，可以調蓄河水和天然降水，提高灌溉保證率。
西周的京都（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南）剛近的滮池，就是一座灌溉陂池。楚國在公元前598~前591年間建成的芍陂，位於今安徽省壽縣南，灌溉面積已達l萬頃之多。
戰國至西漢時期的大型渠系：公元前480~公元24年，從戰國開始，農田水利建設蓬勃興起，大型渠系工程取代了溝洫，水利工程技術也得到迅速發展。
公元前256年秦滅西周後，在蜀郡守李冰的主持下，修建了舉世聞名的都江堰。工程建於岷江沖積扇地形上，爲無壩引水渠系。
渠首工程主要由魚嘴、宅瓶口和飛沙堰3部分組成。在科學技術上有許多創造，是古代灌溉渠系中不可多得的優秀典型。都江堰除灌溉效益外，還有防洪、航運和城市供水的作用，促進了川西平原的經濟繁榮。
戰國末年在今湖北宜城的白起渠是陂渠串聯式灌溉工程。它從漢水支流蠻水引水，將分散的陂塘和渠系串聯起來，提高了灌溉保證率。
關中平原上規模最大的鄭國渠，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由鄭國主持興建。它西引涇水，東注洛水，乾渠全長300餘里，灌溉面積號稱4萬餘頃。
西漢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又擴建了白渠，灌溉面積4500餘頃（參見鄭白渠）。在渭水及其支流上，則有成國渠、蒙蘢渠、靈軹渠。利用濟水的灌溉工程有以井渠施上技術著稱的龍首渠。
在水資源方面，《呂氏春秋·圜道》指出了降水受東南季風影響的事實。《周禮·職方氏》羅列了全國主要的河流湖泊分佈及其灌溉效益。
《管子·地員》對地下水質和埋藏深度與其上土壤性質和作物的關係有所說明。在農田水利工程和灌溉技術方面，《管子·度地》的一些論述，表明當時對明渠比降計算、有壓管流的水力學現象、水躍以及土壤含水量與施工質量的關係等有所認識。
都江堰石人水尺的應用，渠口選擇和對彎道環流的利用，對高含沙水流灌溉效益的認識和利用，對鹽鹼土的認識和改造等，都有重要意義。
龍首渠的大型無壓隧洞，標誌着測量和施工的水平。灌渠已有閘門控制水量，輸水渡槽已經出現，鑿井開採地下水以及井壁襯砌技術已較成熟。在六輔渠上還出現了首次見於記載的灌溉制度。
東漢至南北朝時期的陂塘：這一時期，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諸流域農田水利建設均有發展，其中以淮河流域陂塘建設成就更爲突出。淮河上中游多丘陵，適於修建陂塘。三國時期曹魏在淮河南北大興屯田，修建陂塘等灌溉工程較多。
上述在酈道元《水經注》中記述較詳。除淮河流域之外，唐白河流域的陂塘也較發達。
這時期還發明瞭一些灌溉機械和水力驅動的機械，如翻車（龍骨水車）、渴烏（虹吸管）、水排（水力鼓風機）等。
如此數年後，原本歷史上會發生的商周大戰，周興而商亡，隨着李陵鐵腕鎮殺比干、微子等反對派，然後東征巧妙轉化俘虜之後，勝利的天平便發生轉移向大商了。
加上李陵大肆鼓勵發明創造，大興農桑，大商可謂蒸蒸日上，國力一復一日的強大起來。就是國內那些蛀蟲一般的貴族、神棍們，也被他無與倫比的威望所壓制的不得動彈，並逐漸被軍功系新貴們所取代上層地位。
你讓百姓生活好了，那麼你這皇帝的威望自然無與倫比，他們不管原因只問結果。要不然歷史上經過明末清初的大亂，康熙的“無爲而治”怎麼都能成爲明君典範呢？
但是臥榻之側，豈能他人安睡？尤其原本軌跡中還是逼得紂王點火燒死自己、讓大商滅亡的西周？
興兵討伐？現在忙於國內經濟建設，追求和平發展的李陵，有些不知道該怎麼辦了！不過他沒主意，並不代表大商的一羣文武官員們全部束手無策！
“啓稟陛下，臣有一策，可不戰而滅西岐，但此方略見效比較慢！”老丞相商容獻計道。
“哦，愛卿有何良策，快快道來！”李陵睜大眼睛洗耳恭聽。
“陛下，臣是這樣想的……”商容娓娓道來。
“不錯不錯！”李陵聽後，讚不絕口。
好一個“釜底抽薪”計劃啊，簡直是給西岐放血啊，等於“割腕自殺”。
你道商容說的是什麼計策？
人才人口吸引計劃！
吸引各種人纔到大商來，同時吸引平民人口到大商來！而且是大規模的，可比後世英美的移民計劃強太多太多了！
美國是一個經濟、政治和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國家，是一個得益於人才智力貢獻的糧食生產和科學技術大國。也正因爲如此，美國高度重視人才和人才能力的發揮，這一點，從美國的國家發展歷史過程中可以明顯看出。
他們從早期重視人文教育，到有意識引進勞動力、農業人才、科學人才、技能人才，到建立大平臺，引進和開發高科技人才和STEM人才，採取了一系列務實可行的辦法，反映的是人才與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相結合、人才與產業需求深入融合、人才和使用條件相結合、平臺建設和人才成長相結合的措施。
從西部開拓到“二戰”後搶運愛因斯坦等1236名科學家，美國的發展使得其對人才的胃口越來越大，而人才的集聚，對美國的發展也提供了想象不到的前景。
同時，美國的移民政策，在配合美國全球囊括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國300多名諾貝爾獎得主中，有70多名爲移民。
美國對於留學生也不惜重金資助，許多留學生學業完成後，繼續留在美國工作。良好的資源環境、對人的基本權益的重視、對人才培養的資助力度、國家政策對人才的關注、市場機制和社會保障制度、制度與政策的配套實施是美國吸收全球人才的幾大法寶。
美國人比較高明的一點就是，他們認爲：人才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點在於“人才”是人。
作爲比較有特別價值的“人”，這個特別價值需要有“特定的條件和環境”來實現，而不受到環境、時空、體制機制的制約。
在高度複雜的社會體系中，如何保障人才充分發揮價值，是一個重要的挑戰。中國歷史上就有高度重視人才的故事，管仲與鮑叔牙、劉備三顧茅廬等。
概括起來，美國的人才戰略，可以分幾個階段來審視：早期移民階段、西部開發階段、“二戰”階段、“二戰”後階段、1957年蘇俄衛星上天后的競爭階段、90年代的國家競爭力發展階段和金融危機後的全球創新競爭階段。
（一）早期移民階段
美國早期移民階段的人才戰略是：“所有的人都是才。” 1608年《五月花號公約》的制定，認證了美國對於所有人都是“才”的態度，其強調，對領袖、工匠、契約奴一視同仁。
後來的哈佛大學的建立（1636年），是美國早期人才培養的最重要的里程碑。從15世紀開始陸續逃往美洲的新教徒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牛津和劍橋大學受過古典式的高等教育。
他們在新大陸建立學院，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神職人員擔任着學院的領導者，直到1708年第一個非清教徒的校長上任，哈佛才從清教思想的管制中獨立出來。
1727年，爲順應北美產業革命的勢頭興起，以及新興的工商業對應用科學的需求，哈佛學院設立了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教授職位，還置備了一批科學儀器和設備，教授們用實驗的方法，向學生講授天文、物理和化學知識；在數學領域內，設立了測量術和航海術等技術學科。
1775-1783年，北美13個英國殖民地爆發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哈佛學院順應潮流，站在同情和支持獨立戰爭的正義事業一邊。
在馬薩諸塞，幾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的畢業生，包括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
1775年7月3日，喬治·華盛頓在哈佛學院所在地“劍橋”就任北美獨立戰爭軍隊的統帥，他的司令部也一度設在此。
1776年美利堅合衆國誕生後，哈佛學院爲獨立戰爭的主要領導人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國第三任總統）、約翰·傑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首屆美國聯邦政府財政部長）等人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1780年馬薩諸塞州頒佈新憲法，哈佛學院擴建、更名爲哈佛大學；同年設立醫學教授職位。後來，哈佛進行了一系列的教學改革，淡化宗教、發展醫學、法學、科學、理科教育，開放招生，給非貴族出身的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強調大學的責任，也不斷地積累基金，成爲人才培養的高地和現代美國的研究型大學。
可以說，美國的建國發展史，與哈佛以及後來建立的其他常春藤學校的人才培養和追隨科學和社會發展需求的教學科研改革是分不開的。
哈佛在這一過程中，作爲獨立於牛津、劍橋之外的一種標杆，引領了美國的人才發展。
（二）美國西部大開發時期
西部大開發也稱西進運動，是美國人才戰略的第二個里程碑。這一時期的戰略，是以公共政策爲基礎的國家戰略，有具體的需求導向，政策上追求綜合與全面。這一時期的人才，是農業種植能手，農業技術員和各種修路、築橋、搞建設的工程師。
西部大開發政策以配套的方式出現，以法律、產權、補貼和保護收益的方法吸引人、資金、創造制度和容留環境，利用制度變遷提供良好的激勵，鼓勵來的人發揮才能，建功立業。
還辦相關大學，提供技術支持。引發了18到19世紀中葉三次較大的移民潮，讓他們涌向中西部，開發農場，進行農作物生產。
西進運動時期的另一個里程碑式的法案就是美國的《莫雷爾法案》（Morrill Act of 1862），又稱《贈地法案》。法案規定各州凡有國會議員一名，撥聯邦土地3萬英畝，用這些土地的收益維持、資助至少一所學院，而這些學院主要開設有關農業和機械技藝方面的專業，培養工農業急需人才。
1890年又頒佈第二次《贈地法案》，繼續向各州贈地學院提供資助。根據法案第40條，這些大學的宗旨在於教授農學、軍事戰術和機械工藝，也不排斥古典教育，使得勞工階級子弟能獲得實用的大學教育。
這些土地法令，爲教育的發展提供優惠政策，促進公共教育的發展，爲西部開發提供相適應的工商和各種專門技術人才。
同時，大學研究面向農業科技和地方工業發展，是批量性科技人才發揮創造性的工作平臺。
（三）“二戰”期間的曼哈頓工程
“二戰”期間，曼哈頓工程就是美國科技發展和人才使用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當時，聯邦政府以軍方大項目爲依託，從全國各地抽調科學家、工程師、工人和相關服務人員，以國家任務的方式，將人才、資源集中和配套使用，集中科技攻關。曼哈頓工程的重要經驗是：目標意識強、人才物資配套使用。
他們還設立了人才使用的配套法律，設立僱傭職工公平實踐委員會（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ttee），結束了戰時對工人的種族歧視。
建立勞工政策委員會，加速瞭解決生產過程的問題。工程進行人才配套：專家主導，科學家、建築工人、電器工程師、廚師應有盡有。
軍方官員以後勤保障和服務爲主，努力創造生活環境，建設許多住房和公寓單元，提供商店、咖啡店，以及洗衣房設備，建立學校，吸引農工進入工程領域工作。
與曼哈頓工程相關的一個最重要的人才政策遺產是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費米原子能反應堆的主要研究者在“二戰”開始的時候，還是軸心國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公民，對於國家是否應該支持他的研究工作也有過爭議。
但最後這個工作還是交給了他，他對原子彈研製的成功做出了決定性貢獻。大家熟知的錢學森、郭永懷、林家翹等大科學家的老師馮卡門，出生在奧匈帝國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家庭，還在奧匈帝國軍中服過役，1936年從德國移居美國，是工程力學和航空技術的權威。
1946年，他成了研究空氣動力學技術的美國空軍科學諮詢團首任主席，對於20世紀流體力學、空氣動力學理論與應用的發展，尤其是在超聲速和高超聲速氣流表徵方面，以及亞聲速與超聲速航空、航天器的設計，產生了重大影響。
他的學生錢學森，也被授予上校軍銜，與他一起，代表美國參加對納粹德國的實驗室接管。在“二戰”和曼哈頓工程時期，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四）“二戰”後的退伍軍人福利法案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
“二戰”後，美國政府的人才戰略除了關注科技人才的培養外，同樣重視退伍軍人的培養和國家自然科學研究。政府通過了《退伍軍人安置法案》，在接下來的7年裡，大約有800萬老兵享受了教育的益處。
該法案擴大了高等教育規模，培養了人才。經過了戰爭和行伍再回爐的學生，成熟好學，有的成爲優秀學者和工程師，用一技之長服務社會。
美國的退伍老兵，被重新培養成國家發展和創新的動力，其中許多人，成爲著名學者和科學家，這是非常有遠見的國家戰略。
“二戰”後另一個里程碑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成立。“二戰”中科技對美國軍事力量的貢獻使美國意識到科技的重要性，國會開始討論戰後如何繼續支持科學研究。
1944年，羅斯福在給科學研究和發展辦公室主任萬尼瓦爾·布什的信中也思考了如何成立科學組織以及如何開發科學人才。
萬尼瓦爾·布什一份“無盡的前沿”報告，系統闡釋了政府對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大責任。1950年5月10日，美國通過國家科學基金法案，建立國家基金，開發科學人才，激勵科學研究，傳播“二戰”期間形成的科學知識，用科學戰勝疾病。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成立，再一次加強了美國對科學技術人才的支持。
（五）斯普特尼克衛星上天后的競爭階段
蘇俄的衛星Sputnik上天，震驚了美國朝野，美國開始高度關注國家對科技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會對於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經費投入增加了兩倍，達到13600萬，於1958年1月1日開始共12個月，相應對於教育部分的資助經費增至三倍。
在該背景下，美國當局反思教育，於1958年出臺了《國防教育法》，明確了國防與教育之間的重要關係，提出要促進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質量，培養高質量的、特別是國防方面的頂尖科技人才。
《國防教育法》要求把外語、數學、自然科學和技術教育列爲核心教學內容，爲科技人才的培養奠定了基石。此後，國會先後頒佈了《1963年職業教育法案》《1964年研究生公共教育與培訓修正案》《1965年高等教育法》和《1965年中小學教育法》，加強基礎教育，提升科研水平，基礎教育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經過10年的努力，美國在科學技術水平上超過了蘇聯，並於1969年發射載人飛船並實現登月行走。
（六）國家競爭力時期
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是美國國家競爭力討論最熱烈的時期。該階段的人才戰略主要依託私營部門的力量，在電子工業、汽車、科技園方面與世界競爭者角逐。
這一時期，美國不少公司成立聯合體，如由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通用儀器公司、飛利浦消費電子公司、湯姆森電子公司、澤尼斯電子公司、麻省理工學院聯合成立的數字高保真電視聯盟“the Digital HDTV Grand Alliance”等，試圖用集體的力量應對日本電子工業興起引起的競爭，並遊說國會推動科技政策改革。
在電子工業領域競爭激烈的同時，科技園（research park）在美國得到快速發展。事實上，20世紀50年代初，就有建在高校周圍的斯坦福科技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