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民們想方設法適應這突然來臨的放逐生涯的同時，鼠疫已使城門旁有了守衛，使前來奧蘭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來，連一輛車子也沒進過城。從封城那天開始，汽車彷彿都在原地打轉。從林陰大道高處俯瞰，港口也呈現出一片異常景色：在整個海岸線上這裡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現在喧鬧繁華一下子銷聲匿跡。幾艘接受檢疫的船還泊在那裡，但在碼頭上，閒着的大吊車，車斗斜傾在一邊的翻斗車，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這一切都說明貿易也被鼠疫奪走了生命。
儘管眼前有着這一幅幅不尋常的景象，可是看來我們城裡的人還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然，大家都感到恐懼，或是感到別離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沒有一個人真正承認疫病的來臨。對大部分人說來，他們主要感到的還是習慣遭到破壞，利益受到損害。他們感到惱火、生氣，但不能光用這樣的情緒來對抗鼠疫。他們首先的反應便是責怪當局。報刊反映了羣衆的批評（《究竟能不能考慮放寬一些目前採取的措施呢？》），省長的答覆卻相當出人意料：迄今爲止，報紙和朗斯多克情報資料局還沒有收到過官方送來的有關疫病的統計數字，現在省長卻逐日把數字送給該局，並要求它每週公佈一次。
然而公衆對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應的。因爲公佈在發生鼠疫的第三週計有三百零二人死亡，這樣的消息並未引起公衆的猜想。首先，這三百零二個人可能並非都死於鼠疫；其次，城中沒有一個人知道在通常情況下每週死亡的人數是多少。本城居民總數是二十萬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雖然這一類精確數字具有明顯的意義，然而平時從來也沒有人去過問。可以說，公衆缺乏比較的依據。要等日子久了，發現死亡人數有所增加，公衆方始意識到事實的真相。第五週的死亡人數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週已達三百四十五人。數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說服力了，但力量還不夠強，仍不足以改變市民們的看法，他們在一片愁雲密佈之下，依然認爲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終究是不會拖得太長的。
他們照舊在街上來來往往，或在咖啡館的露天座上閒坐。一般說來，他們還稱不上懦夫，談笑風生的時刻多於唉聲嘆氣，對這顯然是暫時的不便仍能笑臉相迎。因此城市的體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幾乎就在下面還要談及的祈禱周裡，更爲嚴重的新情況使城市的面貌起了變化。首先，省長對車輛往來和糧食供應採取了一些措施：糧食受到限制，汽油實行配給，甚至還規定節約用電。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過陸運和空運運人奧蘭。這一來市內交通車輛逐步減少，直至幾乎完全停止交通，賣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營業，另一些商店的櫥窗裡出現了“無貨”的字牌，而購貨者則在店門口排着長隊。
奧蘭呈現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時刻也一樣，因爲商店和某些辦事處關了門，閒着沒事幹的人羣擠滿了街頭和咖啡館。暫時他們還不是失業者，只能說是放了假。下午三點，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奧蘭簡直給人以一種節日中的城市的虛假形象：停止了交通，關上了店門，以便讓羣衆性的慶祝活動得以開展，市民擁上街頭共享節日的歡樂。
不用說，電影院是不會放過這種公共假日的，它們趁機大做其生意。但是省裡影片的正常輪流放映已經中斷，因此經過兩週的放映後，各電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換影片，又過了一段時期，電影院終於只得將同樣的幾部片子放了又放。可是它們的收人卻也不見減少。
最後再來談談咖啡館的情況。在一座葡萄酒和燒酒貿易居於首位的城市中，這類商品的庫存總是可觀的，因此咖啡館倒是能滿足顧客的需求的。說實在的，酒喝得可真是不少。有一家咖啡館貼出了“醇酒具有殺菌效能”的廣告，羣衆本來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傳染病的作用，這一來輿論就表示對此堅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兩點，街頭上到處可見相當數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漢，樂觀的言論也到處可聞。
但所有這些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來，顯得異乎尋常，又出現得突如其來，因此很難說這是正常和會持久的現象。最後，個人情緒還是在大家的頭腦中佔據了主要的位置。
在封城後兩天，裡厄醫生從醫院出來遇見科塔爾，他得意地迎向裡厄。裡厄說他的面色很好。
那矮子說：“不錯，我身體完全好了。醫生，請告訴我，這該死的鼠疫，嗯！嚴重起來了吧？”
醫生承認情況確是如此，而科塔爾卻以一種異常輕鬆的口吻發表意見：
“現在它沒有理由停止蔓延。一切都將被它搞得亂七八糟。”
他們兩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科塔爾講到他區甲的一個食品雜貨店大老闆囤積居奇，以圖厚利。當人家來送他去醫院時，發現牀底下藏着罐頭食品。“他死在醫院裡，鼠疫是不會給錢的。”科塔爾有着一肚子這種真真假假的有關鼠疫的傳聞。譬如有人說在市中心區，一天早上，一個帶有鼠疫症狀的男子在高燒中精神錯亂，奔出屋外，向遇到的第一個女人撲去，把她緊緊摟住，大喊他已得了鼠疫。
“好吧！”科塔爾用一種同他語氣不相容的和悅的語調說道，“我們大家都將發瘋，這是肯定的。”
同一天下午，約瑟夫-格朗終於向裡厄醫生傾吐了他的秘密。他見到放在書桌上裡厄夫人的相片，回過頭來向裡厄望望。裡厄回答他說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療養。“在某種意義上說，”格朗說道，“這還是運氣。”醫生回答說這的確是運氣，只要她的病能好起來。
“啊！我懂您的意思。”格朗說。
自從裡厄第一次認識格朗以來，他還是第一次話說得那麼多。儘管他說話時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幾乎總是能找到適當的字眼，好像他對當時要講的話，早已思考過了似的。
格明很早就結婚，對象是鄰居家的一個貧窮的年輕姑娘。他就是爲了結婚才輟學就業的。讓娜和他都從未到他們那個區以外的地方去過。他是到她家去看她的，讓娜的父母看見那位沉默寡言、舉止笨拙的追求者感到有點好笑。她父親是個鐵路工人，休息時間常常見他坐在靠窗的角落裡，一雙粗大的手平放在腿上，沉思地注視着街景。她母親則終日忙於家務。讓娜幫着她。她身材長得那麼纖細，使格朗每次見她過馬路時總是要爲她擔上幾分心：所有車輛一到她面前都成了龐然大物。有一天兩人在賣聖誕節禮物的店鋪面前走過，她朝着櫥窗裡陳列的東西看得出了神，把身子往後一仰靠住他說：“太美了廣他緊握着她的手腕。這樣他們就訂了終身。
往後的事，照格朗說，十分平凡，正如一般人一樣：他們結了婚，還有點相愛，兩人都工作，工作一忙，愛情也就淡了。由於辦公室主任食言，讓娜也只得工作了。讀者讀到這裡，應該用些想象力才能瞭解格朗的話。勞累的工作助長他隨波逐流、得過且過的思想，他越來越少說話，他也沒有能夠繼續滿足他妻子的希望：仍得到他的愛。一個忙於工作的人，生活在貧窮中，前途逐漸渺茫，每晚在晚餐桌上默默無言，在這樣的環境中哪裡還談得上愛情？讓娜也許已感到痛苦了，但當時她忍着沒離開他；人們長期飲着苦酒而不自知的情況也是有的。這樣一年一年地過去，到後來，她走了。當然她不是一個人走的。“我愛過你，但現在我厭倦了……我並不因這次出走而感到幸福，但是並不一定爲了幸福才找新的開端。”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現在輪到約瑟夫-格朗開始難受了。他也可以有新的開端，正像裡厄提醒他的話那樣，但他卻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經常地想着她。他本來想寫一封信給她爲自己辯解。“但是，”他說，“這有困難。對此我已想了好久了。在我們相愛時，我們無需說什麼話就彼此瞭解。然而雙方的愛情不是永久不變的，有一個時期，我本來可以找些話來留住她，但我沒有做到。”格朗用一塊方格子的手絹擤鼻涕，再擦擦他的鬍髭。裡厄瞧着他。
“醫生，”格朗老頭說，“請原諒，但是我怎麼說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說話，說了使我感到激動。”
顯然，格朗離關心鼠疫還有十萬八千里。
晚上，裡厄發了一份電報給他的妻子，告訴她說，城已封了，他身體健康，要她繼續當心自己的身體，他惦念着她。
封城後過了三個星期，裡厄從醫院裡出來的時候，看到一位年輕人在等他。
那人說：“我想您認識我吧。”
裡厄覺得好像曾見到過他，但思索着不敢肯定。
“我曾在事件發生前，爲了瞭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況而來討教過你，”那人說，“我叫雷蒙-朗貝爾。”
“啊，對了！現在您大有文章可做了。”裡厄說。
對方顯得有些煩躁，他說他來不是爲了這件事，他是來請裡厄醫生幫忙的。
他接着說：“原諒我的冒昧，但是在這城中我沒有熟識的人，我們報館的通訊員不幸是個笨蛋。”
裡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區的一家診療所去一次，因爲他有事要吩咐。他們就順着黑人居住區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漸朦朧，但是過去一到這個時刻就很吵鬧的城市，現在卻變得出奇的安靜，從餘輝未盡的天際傳來的幾聲軍號聲，只能說明軍人們還作出像在執行任務的樣子。他倆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兩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藍色、赭石色和紫色的牆頭。朗貝爾談着，情緒十分激動。他把妻子丟在巴黎，說真的，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沒有多大區別。封城開始後他曾給她打過一份電報。起初他認爲事情長不了，他只想設法同她通信聯繫。他在奧蘭的同行們告訴他，他們對此無能爲力；郵局把他拒之門外；省府一位女秘書對他的要求則嗤之以鼻。他最後只好去排了兩個鐘頭的長隊，獲准打了一份僅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會”幾個字的電報。
但是今天早晨起牀時，他忽然想到畢竟他不能預計事態會持續多久，決定離開奧蘭。由於他是經人介紹過的（他的職業有這種便利），所以他能夠見到省府辦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說明原委：他與奧蘭市無關，沒有必要留在這裡，他是偶然來此的，因此按理應讓他離去，即使出去後要接受檢疫隔離也在所不惜。主任對他說他對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處理。主任又說他將再研究一下，但總的說來情況是嚴重的，不能作出任何決定。
朗貝爾說：“但我畢竟是外地人。”
“這沒有疑問，但總而言之，還是希望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爲了結束談話，他試圖安慰朗貝爾，提醒他能在奧蘭找到很好的報道資料，如果仔細考慮一下，任何事件都有可取的一面。朗貝爾只能聳聳肩膀。這時他們已走到市區的中心。
“真是糊塗話，醫生，您是明白的。我不是生來就是爲着寫報道的。也許我是生來爲着同一個女人一起過活的，這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嗎？”
裡厄說，這種說法不管怎樣，看來還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心區的大街上，見到的已不是平時的人羣了。幾個行人急急忙忙地向遠處住所走去，沒有一個人面帶笑容。裡厄想，這是那天朗斯多克情報資料局的通報造成的。一般情況下，市民們本來在事後二十四小時就會恢復信心，但是在當天，人們對數字仍然記憶猶新。
朗貝爾突然說道：“這是因爲她和我，我們相識不久，但十分投機。”
裡厄不說什麼。
朗貝爾又說：“我打擾您了。我只想要求您爲我出一張證明，說明我沒有患上這種倒黴的疾病。我想這也許對我有用。”
裡厄點頭答應。這時一個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跌倒在地，他輕輕地把他扶起，然後兩人再起步走到閱兵場。蒙着一層灰色塵土的無花果樹和棕櫚樹的樹枝一動不動地下垂着，樹叢中有一座滿是塵土的、骯髒的、象徵共和國的雕像。他們在像前停步，裡厄把兩隻滿是白灰的腳先後在地上蹬了蹬。他朝朗貝爾看看，這位記者的呢帽戴在後腦勺上，繫着領帶的襯衫領子的鈕釦解開着，鬍髭也沒有好好剃過，臉上一副負氣不服的神情。
裡厄最後說：“我理解您的心情，這點您不用懷疑。但是您的想法是有問題的。我不能爲您出證明，因爲事實上我並不知道您是否患有這種病，即使您現在沒有病，我也不能證明您在離開我直到走進省政府的一段時間內不會傳染上。況且，即使……”
“況且，即使什麼？”朗貝爾問。
“況且，即使我給了您證明，對您也無濟於事。”
“那爲什麼？”
“因爲城中像您這種情況的人有好幾千，然而沒有放走過一個。”
“但假使他們本人都沒有染上鼠疫呢？”
“這個理由還不夠。我也明白這是笑話，但是事關大家安全，也只有這樣做。”
“但是我不是這裡的人嘛！”
“從現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樣，也算是這裡的人了。”
朗貝爾激動起來，他說：
“這是個人道問題，我向您發誓。也許您不體會一對情投意合的人兩相分開的滋味。”
裡厄並不立即回答。過了一會，他說他認爲自己是能體會這一點的。他衷心希望朗貝爾同他的愛人重逢，希望一切相愛的人們再度相會，但是礙於法令，礙於鼠疫，他的任務是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不，”朗貝爾痛苦地說，“您不會體會，您是在講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觀念中。”
醫生擡頭望着象徵共和國的雕像說，他不知道他是否在講大道理，不過他講的是明擺着的事實，這兩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記者整了整領帶說：
“那麼照您說我只好另想別法了？但是，”他接着以不服氣的口吻說，“我會離開這個城市的。”
醫生說他是理解他的想法的，但是這事情與他無關。
朗貝爾突然發作了，大聲說：“不，這事與您有關。我來找您就是因爲人家告訴過我，在這次決定中有您很大的份兒。當時我想過，您這個參加系鈴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鈴。但是您卻無動於衷，您根本不顧任何人。您沒有爲分居兩地的人着想。”
裡厄承認，在某種意義上，這話不錯，他確是不想考慮這方面的情況。
“啊！我明白了，”朗貝爾說，“您就要講些爲了公衆利益之類的話廠，但是公衆利益也要以個人幸福爲基礎的！”
甲厄彷彿從分心的狀態中醒了過來。“得了，”他說，“不光是有這一面，還有另一面，不要就下斷語。但是您發火總是不對的。假使能解決您的問題，那我當然高興之至。但問題就是我的職責所在，不能徇情。”
朗貝爾忍不住大搖其頭。
“不錯，發火是我錯。而且我這樣也浪費掉您不少時間。”
裡厄要求朗貝爾隨時把進行的結果告訴他，並且請這位記者不要對他耿耿於懷。他又表示以後肯定會有一項計劃讓他們走到一起來的。朗貝爾突然顯得困惑不安起來，他沉默了一陣之後說：
“這我相信，不管我怎麼想法，也不管您方纔和我說些什麼，我相信這點。”
接着他又猶豫起來說：
“不過我不能贊同您的看法。”
他把呢帽往前額一壓，快步走開了，裡厄目送他走進讓-塔魯住的旅館。
過了一會兒，醫生搖了搖頭，當然記者盼望重獲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責怪他“生活在抽象觀念中”是否正確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醫院中每週的犧牲者高達五百來人，而他在醫院中過的這些日子難道也是抽象的嗎？的確，這場災禍中也有抽象或不現實之處，但當這種抽象觀念涉及到人的生死問題時，那就必須認真對待，不能掉以輕心了。裡厄只知道這不是最容易辦的事。比如說，他所負責的那所輔助醫院（像這種醫院現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間面對門診室的房間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間房間的地上挖了一個水池，水中加了臭藥水，池中央有一個磚砌的小平臺。病人擡到平臺上，迅速地脫去衣服，丟入池中。病人洗過身，擦乾後，披上醫院裡的粗布襯衫，送到裡厄那裡，然後進入病房。現在不得已只好把學校的風雨操場用來收容病人，總共放了五百張病牀，但幾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裡厄親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溝腫塊切開等工作後，還要查覈統計數字，午後回去看門診，最後到了晚上再去出診，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親把媳婦的電報遞給他的時候，注意到他的雙手打着哆嗦。
“是在抖，”他說，“但只要堅持下去，我就不會這樣緊張了。”
他體格健壯，能頂得住，而且事實上他並未感到疲勞。倒是這些出診中的情況使他感到受不了。一旦斷定是瘟疫，就得立刻把病人運走c於是又得開始講抽象的大道理，困難的場面也開始出現，因爲病人家屬知道，只有這個病人痊癒了或是死了才能再見到。“可憐可憐吧！醫生！”洛雷太太說，她是在塔魯所住的旅館中工作的女傭的母親。但這有什麼用呢？當然他心裡是可憐她的。但是這對任何人都沒有一點好處，他必須打電話。一會兒傳來了救護車的警鐘聲。起初，鄰居們推窗望望，後來就搶着把窗關上。接下來便是掙扎、啼哭、勸說，總之是些抽象的觀念。在這些被髮燒和恐慌搞得亂哄哄的寓所裡，出現了一幕幕瘋狂的場面，但是病人還是被帶走了，最後裡厄自己也可以走了。
開始幾次，裡厄打了電話不等救護車來就趕去看別的病人。但是後來病家卻關上了大門，寧願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願與他作別，因爲這一別結局如何，他們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繼之以警察的干預，最後是出動軍隊，把病人強行搶走。頭幾個星期，裡厄只好等到救護車來了才走。到後來，當每位醫生都在一個志願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診時，裡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趕。但在起初一段時間裡，每天晚上的情況都像那晚在洛雷太太那小公寓中的一樣：當他走進牆上裝飾着扇子和假花的屋子時，病人的母親欲笑不笑地來迎接他說：
“我想這不會是大家所說的那種發燒吧？”
他掀開了毯子和襯衣，默默地觀察着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紅斑，腫脹的淋巴結。那母親看着女兒的腿間，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驚叫起來。每天晚上都是這樣，母親們在露出的腹部所顯示的致命的症狀前號哭，臉上帶着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每天晚上，裡厄的胳膊被她們緊緊抓住，無濟於事的話、許諾、哭泣，一片混亂；每天晚上，救護車的警鐘聲引起了無濟於事的、情緒激動和痛苦的場面，晚上出診時間長，而且遇到的情況千篇一律，最後裡厄感到，除了這種相同的場面不斷地重複出現外，再也盼不到出現任何別的了。不錯，鼠疫跟抽象的道理一樣地一成不變，只有一樣東西也許是在起着變化，那就是裡厄自己。那晚他在象徵共和國的雕像前深深感覺到了這點：他兩眼盯着朗貝爾的身影消失在那裡的那家旅館大門，覺察到那難忍的麻木不仁之感已侵襲到他整個心靈。
幾個星期的令人筋疲力盡的生活過去了，每晚暮色降臨後全城的人照舊擁上街頭在原地轉圈，這時，裡厄已懂得不必再花力氣去剋制同情心。當人們覺得同情也無補於事後，對它也就厭倦了。在那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的日子裡，唯一能使裡厄感到輕鬆的卻是心腸慢慢變硬起來的感覺。他明白這樣反而可以便於完成仟務，因而藉以自慰。他的母親每當深夜兩點見到裡厄回家時茫然的目光，感到難受，同時也因裡厄將他唯一能得到的母愛的溫暖漠然置之而深爲痛心。要同抽象觀念作鬥爭，就不得不像他一樣。但這又怎樣能使朗貝爾明白這一點呢？對朗貝爾說來，抽象觀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馳的東西。說真的，裡厄也知道這位記者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時候抽象觀念比幸福更要緊，而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重視前者。這就是朗貝爾將要遇到的情況，裡厄將在朗貝爾日後向他說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話中瞭解到詳情。這樣，每人的個人幸福和與鼠疫有關的那些抽象觀念之間的陰沉險惡的鬥爭，在新的局面下展開，構成本城在這一冗長時期中的整個活動。而裡厄則自始至終參與了這場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