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相比當初小貓兩三隻的親隨什麼的，現在他身邊追隨的隊伍也壯大了何止值數十倍。人人頂盔摜甲，背弩挎刀，而在牽挽的車輛或是代步的馬匹上，還裝着相應的盾牌、長矛、斧錘、棍枷等複數的裝具，光是簇擁在他馬車周旁槍桿上的大小旗幟至少有數十面。
只是，相比現在暖風燻人薰的令人有些懶洋洋犯困的天氣，他更喜歡涼爽而乾燥的嶺南冬天。太陽曬出來青苗的淡淡清香與水田翻漿的土腥味，混雜在暖融融的空氣當中。在這一路上最大的變化和觸動，就是一種名爲井然有序的氛圍和環境。
通過前期的清洗和整頓，以及痛下殺手懲治了許多聚散爲盜匪的野外遊散之後；失去原本大多數上層存在的鄉村地方，也不得不在新推舉出來的領頭人帶領下，通過與附近城邑駐防義軍的交涉與互動，初步建立起來一套錢糧徵收和丁役派發、定期交易與彙報的基本秩序和等次。
尤其是在除了口糧等自足部分以外，大多數民生所需的相關事物，還有通過市場交易才能補充的外來物產等經濟命脈，都通過義軍把持和控制的交通要衝，變相掌握住了之後。所謂的串聯和抱團對抗，就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笑話，有本事你斷絕一個月不吃鹽，變成全身軟趴趴的到處浮腫再來說這種話。
雖然這其中還是相當的粗放和簡陋，也可以說是問題和漏洞依舊不少的；但哪怕是有瑕疵的秩序，也總比持續的混亂與無序，能夠獲得更好的結果。
因此，當新一年的春耕和播種開始了之後，路邊的水田和山坡上的梯田當中，各種勞作的身影也變得密集和頻繁起來；雖然其中老弱婦孺的比例還是較大，但至少比起初來的時候那種，走上數十里不見多少人煙，各種稀稀拉拉和荒廢的模樣好上許多了；
而且他們多數已經不怎麼避人了，面對大路上開過的隊伍，他們最多就是擡頭多望上幾眼，就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活計忙碌當中去了。也只有一些實在靠大路比較近的存在，纔會停下活計來恭恭敬敬的退到一邊，直到目送這隊伍的離開。
以周淮安的眼力，甚至看不到他們多少驚慌和侷促的表情。按照如今義軍治下的新次序，少了傳統的胥吏和大戶豪強加諸下來不斷翻倍的層層盤剝，只要一次性繳納大半數產出，剩下的部分依舊足夠大多數人以較低的負擔和而安然度日下去；
畢竟要知道，唐朝原本的一切稅賦徭役體制，都是建立在以“均田制”爲基礎的“租庸調”上；租，即課戶每丁納粟二石；調，蠶桑之鄉，課戶每丁輸絹二丈，麻三斤；庸，課戶每丁每年勞役二十日，遇閏年加二日，如不應役，則需折絹布以代役。看起來是沒有多少，但是這只是初唐立國時的標準。
隨着國家發展土地兼併日重，破產逃亡的人口越來越多，實際上以小農戶爲基礎的均田制早已經崩壞掉了；與此同時，各種各種逃避交稅的“不課戶”變得越來越多；而隨着膨脹的官僚體系和軍隊規模，是國家從各方面支取的用度是越來越繁重；而這些需求都集中追加在了各地官府賬面上，變得越來越少的賦稅戶口之上。於是，除了各種正賦之外各種繁雜的捐稅名目也就應運而生了。
（免課戶口的標準是：九品以上官員，二十歲以下的男子，老、廢、妻妾，部曲奴婢亦可，還有就是僧、道之流也享受免課待遇。所以就自然而然造就了一個相當龐大的不交稅，也不計算在正式戶口裡的特殊羣體，。）
安史之亂以後，國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併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軍政長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批准，於是雜稅林立，中央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制度非常混亂。百姓苦不堪言，乃至相對富熟的江南地區，也出現袁晁、方清、陳莊等人的武裝起義，苦於賦斂的人民紛紛參加。
於是。隨着國家財計的日益拮据，建中元年宰相楊炎建議頒行“兩稅法”進行改革。既以原有的地稅和戶稅爲主，統一各項稅收而制定的新稅法。由於分夏、秋兩季徵收，所以稱爲“兩稅法”。主要內容就是“量入爲出”，既中央根據財政支出定出的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目向當地人戶徵收；廢除“租庸調”和一切雜捐、雜稅，但丁額錢（人頭稅）不廢；兩稅依戶等納錢，依田畝納米粟；
雖然後世對兩稅法“制定預算”“九等分配”“按戶納稅”的先進意義和理念，多有贊同和褒獎；但是在真正的歷史上因爲嚴重觸犯了富有階層的利益，僅僅實行了三十多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以錢爲額”的貨幣計徵爲折納實物，以迴避物價波動的折色和縮水。
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貪得無厭的封建官吏又在兩稅定額之外巧立名目敲詐勒索，如“間架稅”、“除陌錢”“青苗費”等等。還有許多官吏爲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稅之外橫徵暴斂以爲業績。
號稱免除“租庸調”和一切雜捐、雜稅的“兩稅法”實際上已不再存在了。但是根據兩稅法而制定和分派下來的定額稅賦，卻是隻多不少而與日俱增的結果。沉重的苛捐雜稅，使勞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慘境地；
再加上中晚唐藩鎮割據林立而徵亂不止的緣故，朝廷只能將天下收取來的財賦分爲三份，一曰上供（朝廷），二曰供軍（鎮），三曰留州；然而爲了支取到足夠的用度，這三方都毫無例外的對於賦稅進行了層層加碼和增擴；而作爲基層經手的地方豪強大戶和胥吏們，同樣也要在其中牟利和自肥。
如此層層分攤加碼下來，實際上把農民手中辛苦勞作的一切都奪走尚且不足，還要逼他們賣兒賣女來補足；於是真要徹底執行到到了地方根本不用什麼災荒之年，就是各種水深火熱而競相逃亡的惡性循環了。而且，等到負擔最重的底層貧戶平民都逃亡的差不多，就輪到了六等以上的殷實戶倒黴了；等到六等?的殷實戶也相繼破產的七七八八，那些缺乏足夠靠山和背景的中小地主，也就不得不要破家來全力供應了；
等到這些與寒門士子的家庭，也開始走投無路的加入到天下蜂擁而起的農民起義大潮當中去，而導致發生從量變到着質的蛻變之後，這才意味着一個王朝的喪鐘就此真正的敲響起來
所以這一切到了最後最大的受益者，則是那些與地方官府有勾結的豪強大戶了；反正在無論如何朝廷都已經收不到多少賦稅的情況下，他們依靠兼併田產和收攏賣身投靠的流亡人口爲部曲奴婢，而在一波又一波的農民暴動中得以相互吞併壯大起來，而成爲地方上越發具有影響力和私人武裝的存在。也是將來奪取和竊據改朝換代過程當中，農民起義最終成果的潛在預備勢力。
因此，目前義軍能夠留給地方農民的小半產出份額，已經足以讓他們驚喜過望和感激涕零了；雖然這種感激只有較短的時效性，而會隨着擔心官軍反攻倒算的不確定性，而逐漸消退乾淨。這時候周懷安又給義軍留下了另一個法寶，相對於要等到夏天才能有所收穫和踐諾的稅賦，這是一個在短期內就可以迅速見到成效和反向的計劃；
就是通過輜重大隊抽取的人員和車馬，所組成的幾十只流動商販小隊，逐步深入到沿着道路分佈的百多個市鎮、鄉村當中去，販售米布油鹽酒醬農具鐵器等各種民生所需的基礎物資，兼帶採買當地相對廉價的藤、麻、陶、瓷、禽畜等特色土產，充當一個定期往來城鄉之間互通有無，調劑市面供需的原始商業流通體系。
再加上之前義軍所掌握的關市，等於是變相得將這些新生的鄉土自治團體，給變相捆綁在了某種必不可少的臨時利益體系上了。也許隨着時間的變化，這種臨時性的交流互動就會變成持續力的習慣性結果了。
雖然在這些暫時放任自流的半自治鄉村之中，隨着時間推移而可能重新分化、產生出新的剝削和食利階層和個人，但是目前的實惠和好處卻是實實在在多少令他們受用到了。這還只是對外的佈置。
臨走之前，他已經重新梳理了麾下的直屬力量，探報隊、普查隊和工作隊都有所擴充；然後是除了城邑中維持秩序和基本法度的巡禁隊五隊，另外又成立一隻百餘人的糾舉隊；專門負責監督軍中的紀律和風氣，同時兼帶着查防奸細之責。
而這最後一點兼帶的職責，纔是他這次成立相關隊伍的真正用心和戲肉所在。主要是有了名正言順的由頭，來逐步消奪軍中舊有勢力和來自廣府方面的影響力，在必要的時候甚至可採取一些果斷而非常的措施。
因此，這支隊伍實際上是由嶺南本地出身的死忠——許四、許毅將兼任的，副手則是前官軍鍾翼；具體人員也都是挑選地方收攏的苦大仇深之輩，與怒風老營少有干係和牽扯爲優先。而隨自己前往廣府的頭目同樣也要有四位人選：
一個就是馬隊隊官孫六茅，一個是重建的前營副尉吳星辰，前者曾是王蟠的親衛隊長，後者則是王蟠一手提拔的新進；更兼是潮陽事變中死裡逃生重要的見證人。
還有一位擔任直屬（隊升小）團副尉的青州人林銘，則是真正負責自己周身安全與保衛工作的人選；最後一位則是周淮安一直看好的新晉旅帥葛國美、葛從周，也算是給他個在義軍上層當中露臉和開眼界的機會。
而這次賞賜來的絹帛，他也毫無意外的將一部分散發給了身邊人權做添置衣物，一部分作爲軍中額外收容那些孤兒少年的補貼之用。
反正除了日常吃食所需之外，他暫時沒有更多堆積私人財貨的需求，真有什麼需要直接用權力去調撥就好了；因此在所有的明面上，一貫下來他能夠支取的收入和分到的斬獲，很快就變成各種實驗性的材料和成品，或又是對身邊人等的補貼和扶助，基本沒有在身邊留住多久。
而他由此整出來的一些新事物或者說試驗品，也會立馬與身邊的各人分享（充作實驗的小白鼠性質），算是一種惠而不費的潛在福利和親近的表現。不過效果還是相當不錯的，因爲誰都知道他總能鼓搗出一些與衆不同的好東西來，而將優先試用的機會視爲一種絕無僅有的獎勵和褒獎。
這可比什麼錢財的直接賞賜和饋贈，要更有意義和激勵作用的多。
不過這這一路上，伴隨周淮安同行的還有充爲信使和查訪官的校尉柴平。似乎是因爲身份地位的變化也因爲接觸相熟的程度，相比當初惜字如金的高冷模樣也變得有些話語見多起來；他幾乎是事無鉅細的詢問了許多與怒風營相關的事物，除了潮陽之變中的一些細節之外，甚至還對諸多發生在怒風營當中的變化和舉措，甚有興趣而一副盤根問底的樣子。
對此周淮安到沒有多少隱瞞的心思，只是有所選擇和過濾的告知一些東西；一方面算是回報他當初的那點提攜之情，
另一方面則是全盤上的考慮，有些內容像是衛生防疫和內務整理、後勤分配在內的而一些經驗和手段，如果對方能夠認真的學過去一絲半毫的，對於提升整體的義軍實力也是有所好處的事情。
相比這些知識本身的價值，更重要的是能夠培養出傳播和推廣這些知識的羣體。
大家新春快樂，我又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