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噻,”呂濤嘴角抽搐兩下。才緩緩收回眼神道:“大老婆,這個問題你都能想得出來?”
呂濤的一句話,使得三人面面相覷,李雪臉上的表情雖然平靜,但內心深處卻都有着一絲莫名的激動。呂濤的話意會是什麼呢?姐妹倆猜測着,李雪見呂濤神色落寞,突起頑皮之心,便忍住笑輕聲說道:“什麼意思?很複雜嗎?”
“你問梅姐,”見得李雪一副惱自己的模樣,呂濤急忙對着李雪直使眼色,連連努嘴,示意她去問李梅。
李雪先是愣了一愣。但迅即卻是忍不住掩嘴輕笑了起來:“墓葬是怎樣行成的說不上來,只知道人死了,把死者淹埋起來,是對死者的一種尊敬。”
“我也這樣想,”李雪被笑得不行了,捂着嘴笑得都仰後合的。直到掐了自己一把,才總算止住了笑意。白了呂濤一眼。
李雪的開心,惹得呂濤是一臉苦笑,舉手投降解釋道:“不光是你也這樣想。我也這樣想,所有的人都是這樣想,但不是我們三言兩語就能說得那麼透徹。中國墓葬,是伴隨華夏文明誕生而同步發展的。從舊石器時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洞的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時代仰韶聚落遺址四周壕溝的南北兩處的公共墓地;從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會葬式的嬗變,到被稱之爲“東方文明曙光”的紅山文化遺存,大規模製度嚴明的石冢出現,華夏遠古的先民們在創造華夏文明的同時,也在譜寫着中國墓葬文化史……”
見兩女沒有相信他的解釋,個個沒有反應。呂濤只好無奈的聳聳肩道:“你們不信我也沒辦法,我不說話了,反正中國關於墓葬問題,是一件很麻煩很煩瑣的事情。”
盜墓者衆所周知,中國墓葬的起源與發展,是隨着當時人們對生命終結思維方式變化而變化的。許多人認爲:最初的墓葬,是出於先民們的靈魂不死觀念而產生。其實,遠古的先民們,其思辨能力有一個緩慢的提高過程。《孟子.滕文公上》認爲:“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歸反虆(盛土器)梩(剷土器)而掩之。”先民們在勞動中建立起原始的親誼後,當親人突然死去,受情感的驅使,不忍親人暴屍荒野,而將親人虆梩埋之。繼而置親人屍骨於一洞室,可能更接近遠古葬地的原始狀態。這是倫理觀念進步的表現,也是原始宗教的開端。舊石器時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頂洞內的下室葬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上室爲居住地,下室則爲葬地。新石器時代大量的兒童甕棺葬出現在居室附近,也深刻地反映了人類原始的一種愛心的痕跡。即便是被尊奉爲“聖人”的孔子,在找到父親的墓地後,又遷來母親的遺骨與之合葬。孔子不由地感嘆道:“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禮記.檀弓上》)這位崇尚古制的先賢,爲了親情,便於歲時可上墳祭祀,“於是封之,崇四尺”,破了“墓而不墳”的古制。南宋理學家張栻說:“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祭告亡者於墓。還是爲了親情、合義理。墓葬的源頭出於人的親情,這也是從“猿人”進化到“新人”的必然。
正因爲親情是人類墓葬起源的原始動力,人才會將親人的屍骨葬在居室及附近,以便朝夕相伴。由此,活着的人極易產生幻覺與夢想,如同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在遠古時代,人們還完全不知道自己身體的構造,並且受夢中景象的影響,於是就產生了一種觀念:‘他們的思維和感覺,不是他們身體的活動,而是一種獨特的、寓於身體之中而在人死亡時就離開身體的靈魂的活動。’”
靈魂不死觀念的產生,極大的滿足了先民們的思親之情,同時也給墓葬注入了文化的新內容。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認爲:“一個墓穴,或以石冢爲標記的墳丘,或是一處集體安葬的古冢,這些東西便成爲地面上顯而易見的人工目標,活着的人會時常回到這些安葬地點來,表達對祖先的懷念,或是撫慰他們的靈魂。”[3]同時,也表明了那時先民的思辨能力,向文明又邁進了一大步。當然,從單純的思親之情,到靈魂不死觀念上的轉變,有一個相當長的互容階段。
人的靈魂不死,拓寬了先民們的想象空間。於是,從葬式、葬具、葬地的選擇,以及隨葬物品的多寡,都隨着當時社會的倫理思想、經濟文化諸現狀的變化而變化。僅以隨葬品爲例,在新石器早器。“所有死者都有隨葬品,不是斧、鐮,就是石磨盤和磨棒,或陶製生活用具。”[4]夏時認爲“人死無知,用不堪用器物埋於墓中”;殷時認爲“人死有知,用祭器可用之物於墓中”;周時認爲“人死也許無知,也許有知,故兼夏殷二者或用明器(鬼器),或用祭器(人器)葬之”;到了列國並存、諸侯爭戰時期,往往不用明器,而用祭器入葬,“毀器”、“折兵”現象逐漸消失[5]。隨着社會對“事死如事生,禮也”觀念的認同,隨葬品無論數量與質量也急劇增加和提高。中國墓葬在春秋時期尚無庇護後人的“職能”,儘管當時墓葬中出現了“禮崩樂壞”、“僭越無禮”的局面,究其實質,還是沒超越墓葬禮制的範圍。
如果說人的靈魂不死觀念產生的早期,還能反映先民們文化進步的一面;那麼,隨着私有制的出現,這個觀念也就被浸泡在無數生靈的鮮血裡了。私有主、奴隸主以及封建統治者,爲了死後仍能享受生前的富貴,除了隨葬大量的陪葬品以外,還用活人殉葬。這種殘忍的殉葬制度。是被納入禮制規範的,也是爲當時社會所認可的。如商代的安陽侯家莊西北崗和武官村王陵大墓中,生殉、殺殉、殺祭的人數都在三四百人左右。從目前有關資料來看,距今約4200—3900年的齊家文化的墓葬中,便出現了殉人現象;到了殷商時期,殉人制度達到鼎盛。死者的權力越大,社會地位越高,殉葬的人數就越多。此後,西周初年殉人現象開始有所節制,直到明英宗皇帝臨終前的遺詔廢止殉葬制度,其間殉葬現象從未間斷。中國歷史上這種殉葬現象。人數之多、年代之曠久,爲世界所罕見。
中國墓葬從單純的親情,發展到對神靈的敬仰,又被統治者異化,成爲進一步奴役、愚弄、統治人民精神的一種工具,藉以達到鞏固其統治的目的,有一個長期的、社會的歷史演繹過程。在氏族社會的第一階段,即母系社會,婦女成了初期農業的承擔者和領導者。反映在墓葬中,婦女的隨葬品往往多於男性,而且男女分葬。隨着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男性逐步在各項生產活動中居主要地位,從而逐步取代了女性的地位。在墓葬中出現了男女合葬墓,並且男性居中,女性仰身或側身一旁。在奴隸社會時期,統治者爲了強化其統治地位,往往在死後或祭祀祖墳時肆意殺戮大量的奴隸,並建造宏大的墓葬。中國墓葬到了封建社會,更爲封建統治者利用、張揚到了至極。由於融入了“葬地興旺”、“庇護後人”等迎合封建倫理觀念的墓葬文化新內容,以致上到帝王將相有殯葬典制、下到庶民百姓有民俗民風,成了全民的自覺行爲。所謂“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至幽之故也”,正是當時墓葬文化的思想基礎。這種文化現象,確實將中國古墓葬的文化推向鼎盛,但由於摻雜了更多的封建道德倫理思想,甚至愚昧迷信觀念,因此對後世產生的消極影響,也是極深遠的。
如果拂去依附在中國古墓葬上的二千多年封建迷信觀念,我們還是不難看出中國古墓葬的兩個顯著的本質特徵:首先,墓葬能寄託、包容生者的親情。其次,墓葬能反映死者生前權力的大小。前者是人性的必然,後者是社會的必然。中國墓葬無論以何種方式以及形式(如墓葬、火葬、土葬、水葬、天葬、洞穴葬以及複合葬等),它的實質不外乎親情與權力。親情使得墓葬文化有了豐富的民衆土壤,如河東舊時的喪葬禮,從病危到死後百日,包括了停屍、報喪、封棺、守七、擇墳地、油棺、打墓、請祖、立神主、弔喪、送葬、守孝、成服等等[9]。還有的地方程序更爲複雜,名目可多達五六十種。用其冗繁的喪葬禮的形式,來表達生者的哀思。權力又使得墓葬文化變得富麗堂皇。西周出現的“列鼎”墓葬,將奴隸貴族按等級的大小,規定使用列鼎的數目,大體可分爲一、三、五、七、九,五個等級,其九鼎墓,爲當時墓葬制度中規模最大的墓葬。到了戰國初期,“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就墳頭而言,孔子爲了不忘親情,以便識別,不過爲其父母墳“崇四尺”高。可是剛過了幾百年,修築秦始皇陵時,其墳頭的封土竟高達115.5米,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親情與權力在墓葬文化中的作用。在整個封建社會,墳墓等級分明: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墳頭越高[12]。所謂“侈靡者以爲榮,節儉者以爲陋”,不過是統治者借厚葬先人,以宣揚禮教爲表,炫耀權力爲實,打出的一面欺世盜名的旗號而已。
中國古墓葬的出現,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同時,也派生出許多其他文化現象,給後世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由墓葬文化派生出的風水文化,又反作用於墓葬。這種反作用,不是制約了墓葬文化,而是逐步使其規範化、制度化、理念化,並溶入了“爲了死者後代繁昌”的封建墓葬文化新內容。反過來,墓葬文化又成爲風水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推動中國墓葬文化發展的同時,也給中國墓葬文化罩上了揮之不去的封建迷信陰影,因而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據古籍記載和流傳下來的墓葬與風水有關的書籍,不下幾十種,有數百卷之多。“風水”作爲專有名詞,始見託名爲晉代郭璞所著的《葬書》中:“葬者,乘生氣也。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儘管這本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很早就被人置疑,但該書將墓葬與風水相聯繫的基本觀點,還是與墓葬文化發展的客觀歷史相吻合的。
墓葬與風水發生關係,是先民們對靈魂不死文化觀念認同的產物。早在風水文化形成系統理論之前,作爲一種文化觀念,就已經滲入到先民們的文化意識中了。先民們基於親情和靈魂不死的文化信念,對死者的葬地有了明確的選擇。我們可以從陝西西安半坡遺址來看,當時的公共墓地坐落於居住的地方,有一條深6米、寬6米、長約300米的大圍溝把它與村子隔開。再從臨潼姜寨出土的仰韶文化村落遺址佈局來看,其居住地的東、南兩個方向,與公共墓地之間被兩條壕溝阻隔,居住地的西面既無壕溝,又無墓地。因此,這幾條壕溝與其說是先民們部落之間、人與獸之間的防禦,莫如說是先民們文化意識中的一條生死陰陽界,是風水文化發展初期中的一個鏈節的真實寫照。先民們的風水文化意識究竟萌發於“相宅”,還是萌發於“相墓”,其實,兩者之間是不可分割的。換句話說,沒有墓、宅文化做爲基礎,就不可能派生出風水文化。風水文化意識,由初期的親情,對死者的敬念,演繹成“爲了後代的繁昌”,並上升爲一種理論,似乎在秦漢以後才形成的。司馬遷在《史記.淮陰侯列傳》寫道:“吾如淮陰,淮陰人爲餘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餘視其母冢,良然。”
韓信因家貧,母親死了雖不能依當時的排場安葬,卻因擇了一塊又高又寬敞的“旁可置萬家”的風水寶地,竟成了韓信由布衣成爲漢朝功臣的詮釋,不僅被韓信的鄉人所認同,就連太史公也點頭稱是。據《漢書.藝文志》提及的兩本書即《堪輿金匱》、《宮宅地形》,以及東漢張衡的《冢賦》來看,韓信的擇地葬母行爲,確實是被當時社會特別是文化人所認同的。《幽明錄》中儒生袁安爲父求葬地,路遇三書生告之的故事,雖不足信,但表明當時文化人蔘予葬地的選擇是風行的。
墓葬作爲一種形式出現後,專事墓葬營生的工匠也隨之誕生。這些工匠中,有石工、木工、漆工、窯工、畫工以及專門從事製造明器(指專供墓中死者在陰間用的器物)的工匠。當然,早期的工匠水平不高,也許還從事其它的職業。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進一步明確,加上人們對神靈的敬仰、審美情趣的提高,專事墓葬營生的工匠職業應運而生。如著名的陝西西安半坡遺址標識——人面魚紋,是新石器時期葬小兒的甕棺棺蓋上的圖飾,恐怕也是最古老的墓葬文化藝術家的傑作吧。孔子曾說:“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墓中的飾物、器物、俑以及起源於原始社會後期、進入階級社會後被王侯貴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寢、墓厥、墓碑、神道兩側的石雕、華表、石望柱等等,這一切當然都出自工匠之手,並由墓葬派生出的一種文化藝術。僅以石雕爲例,據《西京雜記》的記載,早在秦代就有了神道前的石雕:“五柞宮有五柞樹……樹下有石騏麟二枚,刊其脅爲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現見最早的實物是漢武帝時名將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其渾厚天然又氣勢雄健,是中國古墓葬的一組裡程碑。每件石雕以原石爲基礎稍加雕琢,使之出現動人的形象,頗有中國傳統的大寫意的功力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