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胡思亂想了，不過我沒有質疑掏錢對一個陌生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不是值得？我爲何會幫助一個與我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這跟我幫助朋友的獨特原則有關：我喜歡把所有的朋友想象成講信用之人，如果有機會的話再從中隨機篩選，篩選的標準就是被騙一次。
也就是說，如果別人說借我的錢，我感覺他人可以，會不假思索地借給他。我算了下，即使他騙了我，最多隻能騙我一次，就算被騙，也騙不了幾個錢，我的資金很有限。
你想啊，我又不是傻子，不可能被同一個人騙兩次。很多人倒是因爲我被同一個人騙過一次而說我是瘋子。
我最傻的一次是在小學五年級，那時候怪我瞎了眼，借錢給一個連飯也吃不起還經常被揍的傢伙。
一天，那傢伙偷了別人的東西，被校外的“狼狗幫”給狠狠揍了一頓，衣服被扯爛了，身上僅有的幾毛錢被搶光了，他用盡最後一絲力氣，晃晃悠悠地支撐到班級門口，然後栽倒在地，一動不動。
十分鐘過去了，他還是不動，跟死人一模一樣。同學們理所當然地以爲他死了，我認爲他只是餓了，沒力氣了，所以爬不起來了。
我拍了他一下，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一息尚存。他張嘴張了半天沒說出一句話，口水留了一地，同學們像期待一個人的臨終遺言一樣，期待着他能說點兒什麼，個個緊張地大氣不敢喘一下。
我鼓起勇氣，在衆目睽睽之下，把一身傷的他扶了起來，他站穩後，揪住我的上衣，很不客氣地說，媽的！我沒錢吃麪包了，你說怎麼辦？
他可能是被揍的意識模糊了，要不怎麼敢那麼不客氣地跟我說話呢？我看他可憐，大發慈悲，當衆借給了他六塊錢，後來他不守承諾，說還不還。
小學即將畢業，我急了，心想，張口要錢吧，不好意思；要是不要吧，又太虧了。同桌說了，借錢容易要錢難，最好的就是不借，再好的朋友、親戚如果和錢掛了鉤關係就得破裂。
在那個冰棍一毛錢一根的年代，六塊錢對於農村子弟而言可是一大筆錢，要積攢好幾個月才能攢夠，攢錢期間可能被父親揍幾頓。
要賬不易，後來我急中生智，花費了一晚上的功夫，想出一個妙計，我再次找到正在被一羣人圍揍的他，冒着被羣毆的危險，挺身而出打跑了那些揍他的人。
他當時尚未被揍倒在地，右眼已經腫了，鼻血出來了，我拍拍他一身灰塵，說我再借給你四塊吧，到時候你直接還我十塊，你感覺怎麼樣？
我說話的語氣很客氣，也很虛僞，小小年紀的我已經意識到了要債是一件尷尬又傷和氣的事兒。
他聽了我的話愣了足足一分鐘，擦了擦滿嘴的鼻血，感激涕零，一把握住我的手說，兄弟！在這個冷酷無情的學校裡，只有你對我好，等我有本事了一定認你做老大，你放心，我就是把我賣了也一定把錢還給你，只要我不死就少不了你一分錢！
他哭的淚流滿面，我心想，他一定是對我感激的不行，我果斷地把身上最後的四塊錢很放心地掏給了他。
結果，他沒有把自己賣了還我錢，而是把我給賣了。
接下來的三四天裡他消失了，我發動所有的人脈，到處找他也不見他的蹤影，他媽/的！難道他死了？他說過只要不死就還我錢的。
後來，他同鎮的一個同學對我說，他輟學了，跟他媽一塊跑了，跑的連他爹都不找不到。
再後來，也就是幾年之後，聽說他傍了富婆，發了大財，移民去了美國……當時我很爲吃驚，出路不僅上學這一條啊，傍富婆也能飛黃騰達啊！
我回憶了一路童年往事，心情好了很多，一會兒的功夫我們就到地方了。蘇晨在租的住處拿了錢包，說帶我去他們食堂吃一頓，我們點了六個菜，四瓶啤酒，買了兩包軟中華。
我們很能聊的來，在文學方面的話題更是聊的層出不窮。我們都是不可救藥的、最自戀的文字狂、我們都夢想着做文壇的領軍人物、我們都夢想着自己的一本書能賣一千萬。
蘇晨夾了塊豬肘子，吃的滿嘴流油，含糊不清地說：“楓兄，你抽菸多久了？”
我喝了口啤酒，道：“剛加入龐大的菸民隊伍，準備給中國的菸草事業貢獻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蘇晨說：“你還年輕，爲什麼不戒菸呢？”
我對此的回答是：“窮人即使一輩子不抽中華也買不起一輛寶馬，二十年不抽中華能買得起寶馬是富人才能做到的事。”
蘇晨說：“窮人一輩子不抽中華也買不起寶馬的一個輪胎，所以沒必要戒菸。楓兄，那你覺得什麼樣的人生纔有意義、才自由呢？”
我說：“最有意義、最自由的人生是一輩子做着自己喜歡的事。人只有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纔是自由的，你所謂的夢想，無非就是做着自己喜歡的事情，人生應爲自由而戰。”
蘇晨重重地點點頭，道：“你對人生還有什麼看法，包括學業。”
我說：“人一生只做兩件事，一件是工作，一件是學習。人一生只有兩個班，進級和上班。在學校不要做學業的奴隸，在社會上不要做生活的奴隸。”
蘇晨拍案而起，道：“楓兄，幹！今天算是遇到知己了。”
我舉杯，道：“幹！”
把酒杯放下，我說：“我小時候有個夢想，希望當一名電影演員，像李連杰一樣，路見不平，說幹就幹，後來聽說李連杰只在電影裡纔打架，我也就夢想破滅了。再後來，我有個作家夢，但是上學這麼多年只顧學課本知識，至今夢想也未實現，這麼多年活的跟他媽奴隸一樣。”
蘇晨驚訝道：“你說的是真的？”
我說：“如假包換。”
蘇晨站起來，道：“你看我像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