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以勤也不知道，他親看看着大明一步步的陷入頹勢，根本無力挽救。
在到任河南的時候，陳以勤是志得意滿，他還去河南新鄭拜見了老上司高拱。
大明的這一次崩潰，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次王朝的崩潰，確實可以看做是千古未有之大變局。
因爲大明崩潰的這個時間，是完全跳出歷史週期律的。
高拱退回了老家之後，就開始仿照司馬光開始修史，在修史的時候，高拱也提出了歷史週期律的概念。
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是土地比較多，人口比較少，經濟上遭遇了前一個王朝末年的重大戰亂破壞，野心家也被和除雜草一樣除乾淨了，而且這時候軍隊和將領都是打天下的一批人，戰鬥力比較強，外患也很容易對付。
在這個時期，國家只要正常的，不要和隋煬帝那樣亂搞，基本上國家都不會滅亡。
等到了王朝中期，在達到繁榮頂點之後，土地兼併，腐敗叢生，軍隊戰鬥力低下，外部遊牧民族威脅，內部邊疆動亂。
不過這時候整個帝國的官僚系統大體上還能運行，修修補補也能夠過，如果遇到一兩個願意改革的皇帝和政治家，那又能續命一波。
等到王朝後期，那就是積重難返，各種社會問題尖銳對立，矛盾無法調節緩和，各種問題都徹底爆發出來，財政上出現無法填補的大窟窿，皇帝就只能加稅，加稅又導致老百姓活不下去開始農民起義，財政上的大窟窿就更大了，最後經濟徹底崩潰，王朝覆滅。
這個理論從高拱提出後，蘇澤也提出了類似的理論，這條規律幾乎可以套用所有之前的王朝頭上。
但是這條規律對於如今的大明卻不行。
無論怎麼看，嘉靖朝的大明，也算不上快要覆滅的王朝末年。
雖然大明的百姓也很苦，但是朝廷還沒到那個地步，胡宗憲在江浙已經快要平定倭亂了，而明廷在嘉靖執政時期的國家也能大體上收支平衡，加稅也沒有加到百姓活不下去的地步。
遇到了幾次天災，也沒造成多少農民起義，在嚴嵩倒臺以後，明廷的政治風氣還好轉了一些。
對北方草原也算是均勢，俺達汗是幾次打到京畿，但是蒙古人都是來搶劫的，甚至連稱霸的意思都沒有，就是訛詐一些錢財要求開貢市，最後還接受了隆慶皇帝的冊封。
甚至可以這麼說，如今的北方明廷，是對邊疆異族最後壓迫力的時候。
如今的蒙古人對大明非常恭順，每年用大量的牛羊戰馬換取中原的商品。
遼東的女真人恭順的如同狗一樣，自帶乾糧給遼東總督效命。
朝鮮國主全家跑到了大明，求着大明出兵幫他復國。
大明朝廷丟了一大半的國土，田稅比以前少了一大半，但是其他稅收卻遠遠超過了田稅，而且甩掉了宗室的負擔，軍隊的糧食還充分了不少。
可以說如果當年明英宗是帶着李成樑出征，肯定不會出現土木堡，甚至可以將瓦剌人提前趕出草原。
偏偏這麼不符合規律的節點上，大明快要亡了。
主要是蘇澤崛起太快了。
東南崛起，幾乎是瞬間佔據了大明最精華的江南地區，然後迅速佔領沿海地區開始瘋狂發展。
又從天津登陸打跑了皇帝，徹底打沒了朝廷的權威性，直接將大明朝打到四分五裂。這一次已經完全無法用歷史週期律來總結了，完全跳出了正常的王朝興衰變化。
高拱總結出歷史的規律，卻在當下這個時代失效了，他閉門不出也就是研究到底這一切是爲什麼。
陳以勤到任河南的時候，拜見高拱後，就談到了這個問題。
當時高拱向陳以勤提出這個問題，陳以勤根本無法回答，他只能說蘇澤天生逆賊，又僥倖趁亂而起，是千古以來的異數。
但是現在陳以勤說不定能夠回答高拱這個問題了。
因爲這個時代完全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個週期，蘇澤也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個反叛者。
大明舊的體系，已經完全無法適用整個時代的發展了，無論是官僚體系還是軍隊，陳以勤幾乎都照搬了東南的很多政策設置，才能駕馭住河南。
而河南還只是一個內陸省份，陳以勤完全無法想象，到底東南那些狂飆猛進的沿海省份，到底會在發展中遇到多少問題，到底會遇到多少千古未有的事情。
面對這樣的世界，明廷只有兩條路。
一條就是繼續當縮頭烏龜，繼續閉着眼睛不看這個世界，執行鎖國政策，並且禁止和外界交流，銷燬各種新式武器和紡織機，重新回到朱元璋設計的那個小農經濟時代。
要麼必須要改革，建立一套能夠適應新時代的體系。
而這兩條路，都註定是走不通的。
前一條路東南根本沒有給明廷這個機會，如果不組建新軍，大明早就已經亡了。
而後一條路，高拱張居正都試圖走了，但是在明廷腐朽的政治框架下，在各方勢力的掣肘下，改革速度又怎麼可能比得上另起爐竈的東南？
這就是一個死局。
在明白了這些後，陳以勤突然也覺得釋然了。
自己能夠在河南抵抗這麼久，也算是對得起幼年學習的儒家經典，對得起提拔任用他的嘉靖和隆慶皇帝了。
大明已經是積重難返，自己已經爲大明盡過忠了，沒必要再耽誤兒子了。
他兒子陳於陛可沒受過明廷的恩情啊。
在東南發出通令的第二天，開封城內的陳以勤突然下令所有河南新軍放下武器投降，並且向整個河南軍民發出了《告河南軍民書》，說明自己投降的理由。
東南第五旅的立刻開進開封城，並且接管了陳以勤麾下的新軍。
陳以勤的《告河南軍民書》隨着東南新軍一起，第五旅幾乎沒遇到什麼像樣的抵抗就佔領了整個河南。
等得到消息的李成樑大驚失色，一邊痛斥陳以勤是國賊，辜負了朝廷的聖恩，一邊又命令山東的明軍“伺機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