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從年輕男子的手機找出電話號碼，讓他現場打電話，找個藉口問出對方在什麼地方。 年輕男子很爲難，勉強打電話，但卻已經關機。看來，這個接手者也很狡猾，得手後立刻關機，免得出意外。
沒辦法，警察只好把我們全都帶回派出所，做了詳細的筆錄。我和孕婦的短信記錄也算證據，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明內容，但至少說明有鬼。放我走之前，還嚴肅地警告我不要再從事這種封建迷信活動，什麼泰國佛牌，都是騙人的，也不是什麼好事。我連連點頭，哪裡敢跟警察解釋這些。
出了派出所，我又輕鬆又着急，想起剛纔那位年輕父親被打的情景，不知道能不能找回孩子。在火車站附近的小旅館住下，凌晨乘火車回到北京，折騰兩天，拿到兩千五的辛苦費，佛牌也賺到兩千，總共四千五，而且還做了好事，心情還是不錯的。
回到北京，我把經過對羅麗一說，她也很高興，抱着我的肩膀說：“這纔是老爺們做的事呢，不用怕他們報復，這羣王八蛋，要是敢來北京，我非拿大棒子打他們不可！”我哈哈大笑，當晚請羅麗和小馮去簋街吃麻辣牛蛙。
吃的時候，我對他們講起當時的情形，小馮難以置信：“真有這種事？國有這麼可惡的人嗎？大白天搶孩子爲了拐賣？我不信！”我和羅麗她還意外，沒想到小馮居然會這麼想，認真地告訴她，國這種人販子特別多，而且膽子還大，以前都是偷，現在開始明搶了。
“田力看到的還只是騙局之一，”羅麗說道，“我聽說還有更厲害的，也是兩男一女組團，專盯單人帶孩子走路的。看情況而定，要是男人帶孩子出來，女人行騙，要是媽媽帶孩子出來，改成男子行騙，都是裝成孩子已經離婚的母親或父親，第三個人過去搶孩子，騙子罵孩子的母親或父親心狠，離了婚還霸佔孩子不給。圍觀的人再多，也會認爲只是家庭糾紛，都不會管！”
小馮聽得張大嘴，連連搖頭：“不可能，你們爲什麼要把國人說得這麼壞？有詐騙我信，那只是騙錢而已，怎麼能用這麼噁心的方法去搶孩子？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啊，把人家的小孩搶走，他不哭嗎，不要找媽嗎？想吃奶怎麼辦？而且誰買啊，自己爲什麼不生，非得花錢買別人搶來的孩子？那也不是親生的啊！”
聽小馮說這麼單純的話，我哭笑不得，問你在念大學的時候，老師從來不給你們講社會嗎？小馮想了想，說老師講的都是社會和諧，人心向善，高舉旗幟，偉大復興這些。我和羅麗面面相覷，沒想到大學老師居然還在講這些，算講，也不可能大學生腦子裡只有這些吧，已經是成年人了，難道半點社會知識都沒有，也從來不看報看絡新聞？
羅麗剝着麻小，恨恨地說：“世界最壞的不是什麼虎豹豺狼，是人！大白天搶走人家的小孩，然後轉手賣，能賣多少錢？他們可不管這孩子有沒有奶吃，哭不哭鬧不鬧，家庭破不破裂，知道能賺錢行，良心早喂狗了！”我倆談論着，那邊小馮的表情仍然很困惑，看來還是不相信有這麼壞的人。
幾天後，我心裡惦記着人販子的事，但又沒聯繫方式。忽然想起之前在景德鎮，讓出租車司機帶我去的那個派出所，記得牌匾的三個字，搜索“景德鎮xxx派出所”，還真找到了電話信息。打過去卻是空號，再找了兩個，終於打通。我說明身份，問接電話的民警是否找到那小男孩。
“還沒有呢！”民警回答。我很意外，問爲什麼，民警說現在的人販子很多都有反偵查能力，警惕性極高，從那三人團伙手裡把孩子弄走後關機，應該是迅速去找買家了。按團伙招供的汽車型號和顏色，在幾十條街路都查過監控，也沒能找到。
我問：“聽說現在警方都能通過手機號定位，只要開機行，對不對？”民警說哪有你說的這麼簡單，那種設備只在局裡纔有，派出所不是隨便能用的，得維穩才能特批。我連忙說孩子被搶這不是小事，難道局裡還不給批嗎，民警說了半天我也沒明白。又打聽那團伙的事，民警告訴我，孕婦懷了孩子，又是從犯，稱是她丈夫和表哥脅迫才做的，只能取保候審；而兩名男子均稱是初犯，第一次被抓，又暫時找不到他們是慣犯的證據。
“不會吧，當初我不是出示了跟那個孕婦的短信記錄嗎？她已經說了經常做那些事。”民警說但畢竟已經承認搶孩子的罪行，正在移交到法院。我還要問大概能判幾年的時候，民警有些不耐煩，稱還要工作，把電話掛斷了。
坐在出租房裡，我怎麼也想不通什麼是維穩，只知道好幾天過去，那小男孩仍然沒找到。我眼前又浮現出當時那位年輕父親被“見義勇爲”的小賣店老闆壓在地時，那種無奈和憤怒。
來到小區外想散散心，正看到樓長趙大媽正領着四五歲的小外孫女溜達，看到我打招呼。見到這個小女孩，我又立刻想起那事來，告訴趙大媽千萬小心人販子，現在都改明搶了。趙大媽難以置信：“人販子搶小孩？敢！這可是首都，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誰敢在這地方撒野，看我不捶巴死他！我說田老闆，您想得也太多了吧，哪有那麼多壞人！”語氣裡還有幾分對我的譏笑。看着她倆的背影，我心想趙大媽說得對，無論哪個國家，壞人的例肯定是少數。但國有十幾億人口，算人販子只佔十萬分之一，也有好幾萬個，而且遍佈全國各地。北京是首都，治安好，連當時那名孕婦都在賓館裡說走了嘴，稱北京太嚴不方便去。可不是人人都住在北京，那些二三四線城市縣城的居民，恐怕沒這麼高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