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寧殿便殿,在福寧殿西,位於西上合門的右手邊。
自趙煦即位以來,他很少啓用這裡。
但他的父皇在時,此地纔是大宋真正的決策核心和中樞。
元豐時代的無數政策、法令,都是在這裡與宰執們商議過頒佈、實施的。
但趙煦卻覺得這裡太顯眼了。
來來往往的內臣、女官、親從官太多了。
很容易讓外人知道,他見了誰?和誰談過話?
故此,趙煦將自己的小圈子,搬進了東閣後面的靜室。
而這便殿,則變成了一個,他想要泄密的時候纔會來的地方。
一如現在!
“前行宣徽南院使、彰德軍節度使、提舉元祐字典書局、元祐字典修撰使臣方平……”
“中書侍郎、提舉翰林院、元祐渾運局兼同提點工部臣頌……”
“恭問皇帝陛下聖躬萬福!”
兩位老臣,伏拜於殿上,四拜問安。
然後,就是曾肇、蘇轍,這兩位中書舍人了。
他們規規矩矩的趴在殿上,口稱:“中書舍人臣肇(轍),恭問皇帝陛下聖躬萬福!”
然後跟着張方平、蘇頌,四拜俯首。
趙煦卻是彷彿沒有看到他們一般,只是熱情的與張方平、蘇頌打起了招呼。
“張老相公、蘇相公,快快請起來!”
“馮景!”他扭頭吩咐:“還不快給兩位相公賜座、賜茶?”
“諾!”馮景趕緊帶着人,搬來椅子,又奉上茶水。
張方平與蘇頌起身後,稽首謝恩,這才坐下來。
張方平先小心的端起茶盞,抿了一口茶水,然後他才坐在椅子上,恭敬的說道:“老臣與蘇侍郎今日入宮,乃是來御前,特來乞陛下降恩的……”
“嗯?”趙煦端坐在坐褥上,揣着明白當糊塗,問道:“究竟是何事?竟需老相公與蘇相公一起來朕面前相求?”
張方平嘆息一聲,道:“中書舍人蘇轍,是老臣舊友蘇洵之子……”
“如今,轍因輕信他人之言,以至繳還太皇太后詞頭……”
說着他就起身,持芴拜道:“轍自有罪,老臣不敢偏袒……願乞陛下治罪!”
入宮求情,當然不能直白的說求情。
這樣的話,皇帝很容易下不來臺。
同時,大臣自己也要冒極大風險——萬一傳出去了,對名聲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哪怕有人洗地,青史上恐怕也難逃一筆!
像張方平這樣,打着大義滅親,請皇帝治罪的幌子來開口就好多了。
也方便皇帝寬恕、推恩,對外也好解釋——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於是,就可以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罰酒三杯,下不爲例!
這是符合儒家的思想的——懲前毖後嘛。
傳出去,天下人也都指摘不得,甚至還得稱讚幾句。
蘇轍當即在殿中再拜:“臣有罪,乞陛下治罪!”
趙煦瞧着,並沒有說話。
蘇頌見着,只好起身,也持芴道:“奏知陛下,臣今日入宮,也是因此而來……”
“中書舍人曾肇、蘇轍,皆臣親友之後……”
“此二人,輕信他人之語,以至錯怪國家大臣,繼而繳還太皇太后詞頭!”
“此二人,罪莫大焉!陳乞陛下治罪,以儆效尤!”
趙煦這從終於說話了:“兩位舍人的事情,朕自然知道。”
“但是……”
他看向曾肇、蘇轍,問道:“朕有個問題,一直想不清楚!還請兩位舍人,爲朕答疑……”
蘇轍、曾肇,連忙再拜稽首:“臣等恭聽德音教誨!”
趙煦靠着坐褥,問道:“煩請兩位舍人教朕……”
“中書舍人之職在何?”說着,他慢慢起身,走到便殿的臺階前,居高臨下,俯瞰着曾肇、蘇轍。
趙煦最近一年多,身高一直在長。
如今,已接近四尺六寸(約145CM),算是個小大人了,看着也不再如初初即位那般瘦弱。
故此,他雖然還小,但當他走到御階前,藉助着御階的高度,加上他表現出來的氣勢和氣場。
在這剎那,竟讓曾肇、蘇轍,忍不住的身體一顫,有種瑟瑟發抖的感覺。
當然,這也和他們自己心虛,在進入福寧殿後,就已經先喪了膽氣有關。
過了一會,蘇轍才拜道:“奏知陛下,朝廷之制,中書舍人,爲外製詞臣,受君命、依王言而草吏、工、禮、刑、兵、戶六房詞頭……依先帝之制,中書舍人,若覺事有不當,或除授非妥,許封還詞頭。”
趙煦聽着,笑着問道:“是嗎?”
“朕卻怎麼聽說,朝中有人言:‘中書舍人,乃是閣老’還有人說什麼‘中書舍人筆乃是五花判事,能判人生死’云云……”
說到這裡,趙煦就戲謔的問道:“兩位‘閣老’,且來與朕解釋解釋……”
“這中書舍人是怎麼做到判人生死的?”
蘇轍、曾肇聞言,身體都在顫抖了。
雖然說所謂‘閣老’、‘五花判事’,都是故老相傳,傳下來的說法。
但,天子卻將之放到今日殿上,公開來講。
等於是在指責,他們兩個藉着中書舍人的權力,隨心所欲的要挾、爲難他人。
而大宋的中書舍人們是有前科的。
過去,兩制大臣(翰林學士、知制誥/中書舍人),給人寫詞頭,是要收潤筆費的。
尤其是知制誥(中書舍人的前身)!
因爲其面對的是州郡官員,好多都是微寒出身,於是可以隨意拿捏。
中書舍人的‘閣老’、‘五花判事’的威名,就是這些官員們的斑斑血淚鑄就的。
如今,明面上雖已罷去了潤筆費的規矩(王安石辦的)。
但,潤筆費真的消失了嗎?
蘇轍與曾肇,聽到殿上天子的指責,都是戰戰兢兢,不能發一言。
因爲這事情,是不能解釋的。
首先,閣老、五花判事等等都是中書舍人的外號,而且在汴京城中,乃至於官場上,人盡皆知。
而過去知制誥們爲了拿潤筆費,故意刁難官員的事情,也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次。
普羅大衆都是記得這個事情的。
其次,和天子爭辯,就算爭贏了,又能怎麼樣?
恐怕,只能是罪加一等!
而張方平、蘇頌這兩個當過翰林學士/知制誥的老臣,也都是低着頭,不敢發一言。
比起蘇轍、曾肇,他們兩個可都是光明正大的拿過潤筆費的。
尤其是張方平,在經濟問題上,他的屁股根本不乾淨——當年他甚至在這個事情上,捱過包拯的彈劾!
其他什麼請託、徇私一類的指責和非議,在張方平的仕途履歷上,也是數都數不過來。
這也是大宋士大夫們的常態了。
除了少數人。
如王安石、司馬光這樣的人外,其他所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都不乾淨。
尤其是曾經管過經濟、財政的大臣!
就沒一個乾淨的!
如今還算好的,經過范仲淹的古文復興運動,士大夫們的節操和吃相都好多了——讀書人多了,輿論對官員的監督和牽制力也隨之加強。
換過去,哪怕當朝宰相,在經濟上的吃相,也是難看的很!
爲了娶一個富婆,兩個宰相能打的頭破血流(向敏中、張齊賢)
爲了廉價霸佔他人祖產,於是收買人家的乳母,誘騙一個七歲的孩子,在典賣宅邸的契書上籤押(程琳)。
最典型的,則是大文豪歐陽修。
因爲程琳家給了天價潤筆費——五千匹帛。
於是昧着良心,給程琳寫了墓誌銘,在墓誌銘上隱去其惡,極力稱讚其爲官政績。
因歐陽修背書的緣故,程琳這個昔年的大貪官,如今的名聲居然很不錯!
於是,哪怕是歐陽修的學生、門生,在這個事情上也是非常羞愧,不敢面對。
只能是爲尊者諱,含糊的記下:自某公死,某公爲作碑誌,極其稱讚,天下不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匹。
趙煦在現代留過學,看過無數史料。
上上輩子,更曾君臨天下十餘年,哪裡不知道這些大宋士大夫的秉性?
一個兩個三個,在評論、抨擊別人的時候,都是大義凜然,彷彿正義化身。
但輪到自己的時候,就是蠅營狗苟,想方設法的撈錢。
一個個在家鄉,都是豪宅高屋,良田美園。
不信的話,可以去洛陽看看。
看看那一個個舊黨元老、宰執所營建的奢華園林。
趙煦看着靜悄悄的殿上,嘆道:“祖宗之制,事爲之防,曲爲之制!”
“中書舍人本職,乃掌朕言,受朕命,出納文字,草制詞頭!”
“雖有‘事有不當’或‘除授不妥’等條件,可封駁詞頭……”
“但是……什麼時候,中書舍人可以僅僅因爲‘風聞某某爲官如何’,就拒絕草制詞頭了?”
“此御史之職也!”
“若中書舍人,從御史之職,御史又該做什麼?”
蘇轍、曾肇只能是乖乖匍匐着,立正捱打。
張方平和蘇頌則對視一眼,頷首點頭。
甚至在心中暗暗讚了一句:“罵得好!”
爲什麼?
皇帝肯罵人就說明是願意原諒你的。
最可怕的是罵都不罵!
就像李定李資深,直接下獄論罪,然後快速審理,迅速落錘。
可憐一位待制級的重臣,距離兩府只有一步之遙的士大夫,就這樣被打落雲端,貶去了英州,最終病死於英州。
哪怕李定是新黨的人但舊黨大臣們每每想起此事,都有種兔死狐悲的感覺。
趙煦繼續道:“朕嘗讀書,見尚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
“自古以來,多少功業,便因亂而亡!”
“大宋祖宗創業,鑑古今得失,定君臣條貫,各守其職,各司其事,於是掩有今日!”
“朕紹烈聖之弘休,承祖宗之基業,即位以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常恐因朕之不德,以羞皇考之聖德……”
這話一出,不止是蘇轍、曾肇了。
張方平和蘇頌也都跪下來,口稱有罪,乞請降罪。
沒辦法。
趙煦的話,政治上太正確了。
趙煦擺擺手,讓馮景下去,扶起張方平與蘇頌。
這才接着道:“朕在宮中,常問左右宮外之事,也常常聆聽士大夫之議論……”
“可最近數月以來,朕常常聽到,有人言,宮外某位大臣,大發厥詞,說什麼‘兩府大臣,應該多多往來……’,還講什麼‘諫院與御史,理當同氣連聲’云云……”
“尤其是朕當衆宣佈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後,士大夫大臣中,類似的議論就越來越多了。”
蘇轍、曾肇,聽着瑟瑟發抖。
因爲他們都參與過類似的討論。
這也是大宋士大夫們的特點。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鬆就得意忘形。
當年,烏臺詩案前,蘇軾這大鬍子,甚至敢直接在給趙煦的父皇謝恩表上寫: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要換了弘曆,就這一句話,蘇軾全家現在應該已經和趙煦差不多大了。
而這,只是蘇軾當年陰陽怪氣的嘲諷朝廷的文字裡,程度最輕的話。
烏臺詩案後,這些傢伙總算老實了些,不敢再隨便議論、陰陽怪氣了。
而如今,隨着趙煦放寬言論。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發展空間和發育時間。
但,各類小丑,也隨之開始翩翩起舞了,各種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來。
舊黨的人,開始公開討論,恢復仁廟明道之制,允許兩府大臣往來,甚至允許宰相兼任東府樞密使。
同時,這些傢伙還盯上了臺諫。
再次想要將御史和諫官合一。
讓御史諫官,歸到一個系統,這樣御史既能風聞奏事、彈劾大臣,也可以干預國家政策,朝廷法令。
他們這是要幹嘛?
跑步進入大明王朝?
新黨的人,也沒有閒着,也不給趙煦省心。
這纔多久?
坊間就已經出現了對新學的‘以道觀分,無爲爲君,無爲爲君則有爲爲臣矣!而君臣之義,便在此中!’思想的公開討論。
陸佃公開在太學中,與太學生們大談特談的所謂‘有體有用之學’。
至於什麼叫‘有體有用之學’,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字說等著作爲核心的荊公新學。
當然,他陸佃陸師農,作爲王安石‘最愛的’學生,早已掌握了新學核心技能——摻私貨。
所以,陸佃毫不猶豫的將他自己的個人著作《說文》,列入其中,作爲《字說》的參考書目。
也就是他還有點良心,知道要討好一下趙煦,於是把趙煦命張方平編修的《元祐字典》也列在書目裡。
而致命一擊,則來自於十二月初入朝述職,順便參加元祐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轉運使呂升卿,帶回京的呂惠卿在‘河東潛心新學’,‘發三代先王之真意’,所撰寫的一部書稿。
這部書稿的名字叫《縣法》。
這個縣,自然不是郡縣的縣。
而是縣官的縣——漢家天子,自稱縣官。
所以,其實這部書稿真正的名字應該叫《國法》。
全書分四卷,別立九門,述呂惠卿仕宦多年的經驗,以及在處置政務過程中的思考、見解。
實用性非常強,堪稱是新黨官員入仕必讀之書。
便是舊黨的年輕人,其實讀一讀的話,對將來仕途也有很大幫助。
只要學到呂惠卿手腕,起碼不至於被胥吏欺瞞、逼迫。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呂惠卿所做的序言。
在序言中,呂惠卿爲輿論指責其的‘嗜殺’、‘濫殺’辯解。
他怎麼辯解的?
拿着三代先王和周公孔子孟子的名義給自己辯護。
呂惠卿是這麼說的——蓋仁者之於殺,則慘惻而矜之,以其愛之也;不仁者之於殺也,則憤怒而快之,以其惡之也!真人者,非有愛惡者也,則其於殺,豈不綽乎哉!此則見其所體也!雖然,古之聖人之於殺,未嘗不矜者,與人同之也!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所謂慘惻憤怒之念,是因爲思想境界還不夠,對聖人的理解還不夠透徹。
若是真正理解了聖人思想的人——比如說他呂惠卿。
那就不會拘泥糾結於個人個體的私情,而是會站到一個更高的角度,從天下、天道、天理上看待人間的種種。
於是,就會順天道而行國法。
而什麼是新黨理解的天道?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而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就像王雱說的一樣——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繫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
於是,呂惠卿的這部著作一經版印出版,立刻引發輿論震動,朝野側目。
無數抨擊、讚美、詆譭乃至於謾罵、歌頌如潮水一般涌來。
十二月的汴京輿論場,因爲呂惠卿的這篇序言而震動。
所有人都開始各自站隊,互不相讓。
趙煦頭都大了!
這也是他要指示童貫,拱火此番曾肇、蘇轍繳還詞頭的事情的原因之一。
此乃現代新聞學的奧妙。
用一個事情,來掩蓋另一個事情。
吸引輿論關注,轉移焦點。
果然!
效果很好!
新舊兩黨的注意力,一下子從呂惠卿身上轉移開了。
大家開始關注起曾肇、蘇轍的事情。
葉康直與李憲的名字,開始登上汴京熱搜。
如今,當葉康直一案反轉。
更大的流量,洶涌而來。
再也沒有人去關注呂惠卿到底說了什麼了。
一場很可能引發新舊兩黨大爭辯的風波,就這樣慢慢消散。
故此,這次的事情,之所以鬧到這個地步。
其實,是趙煦故意爲之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
但蘇轍、曾肇怎麼知道?
他們聽着趙煦的指責,只能是趴在原地,也只能是頓首謝罪,口稱‘臣等有罪,乞陛下降罰’。
趙煦聽着,清了清嗓子,然後接過旁邊的馮景端來的蜜水,潤潤喉嚨,然後才接着道:“祖宗的法度國家的條貫,朕一向敬重。”
自從在慶寧宮醒來後,趙煦就一向如此。
嘴裡三句話離不開祖宗法度、國家條貫。
但實際上卻是打着左燈,瘋狂向右轉。
這一點,張方平、蘇頌都是看的仔細的。
但曾肇、蘇轍,卻被一直被迷惑。
故此,張方平和蘇頌都知道戲肉來,於是豎起耳朵,做出一副認真嚴肅的樣子。
而曾肇、蘇轍卻還是老樣子,趴在原地,動也不敢動。
“此番風波,兩位舍人,因信他人之語,以至國家大臣無故受污,更損太母慈聖之名。”
“兩位舍人,固是有罪……”
“但朕,也是難辭其咎!”
張方平、蘇頌連忙再拜:“陛下……”
曾肇和蘇轍則頓首泣道:“此皆臣等之罪也,與陛下何干?”
趙煦搖頭,道:“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朕既未曾立法,也未曾戒下,自是有責!”
“自也當至太母之前請罪……”
蘇轍、曾肇再拜而泣:“陛下……”
而張方平心中,卻想起了一個事情。
如今,汴京新報上連載的《三國演義》故事中——因士卒踩踏麥苗,於是魏武割發代罰。
這不就是,魏武之事的翻版?
於是,張方平暗道:“難怪有人言:當今聖上,頗類漢唐明主了……”
這種手腕,趙官家們是沒有的。
只有姓劉的那幾位和姓李的太宗曾經掌握,並將之修煉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張方平內心,頓時五味雜陳,說不出來悲喜。
理智告訴他,一個這樣的君主是有益的。
但屁股卻讓他多少有些毛骨悚然。
好在,他已經致仕退休了。
不必面對一個在沖年就已經如此老成熟練,還在不斷成長的君主。
這也是張方平、文彥博這樣的老狐狸,並不擔心趙煦成年親政後,會讓新黨獨大,乃至於重走元豐老路的原因——新黨和新學的主張與追求,是任何專斷型君王都不會接受的。
他們想要皇帝垂拱而治!
他們想將皇權,關進制度的籠子!
當先帝察覺到這一點後,就疏遠了王安石,於是王安石只能辭相。
先帝尚且如此,當今的權力慾和手腕只比先帝更大更強。
豈會容忍新黨胡來?
必是要倚重他們這些正人君子,支持天子獨斷的賢士大夫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