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總罷課
趙家樓的一場大火觸動了反動軍閥敏銳的神經，他們對學生的愛國行動恨之入骨。1919年5月4日晚，國務總理錢能訓在家中召開內閣會議，商討對付學生的辦法。與會的官員議論紛紛，有的主張將參加此次遊行的學校一律解散，有的建議將各校校長免職查辦，還有的人認爲應該對鬧事的學生進行大搜捕。
與此同時，總統府內也在籌劃取締和鎮壓學生運動的計劃，軍警憲特等暴力武裝也都蓄勢待發。
其實，軍閥內部在對待學生運動的處理意見上也存在着很大分歧。手無實權的大總統徐世昌和教育部長傅增湘等人主張懷柔，認爲對學生不宜採取過激的手段。而手握重兵的皖系軍閥段祺瑞等人則不同，他們極力主張要嚴厲鎮壓學生運動，斷不可心慈手軟。當然，這些分歧也是軍閥之間派系紛爭的外在表現。在此次事件中慘遭學生“毒打”的曹汝霖及章宗祥等人都是親日派的代表人物，與段祺瑞的利益息息相關。如今手下的“狗”被打了，作爲“主人”的段祺瑞自然要出面討回“公道”。
那麼，如何處理被捕的32名學生呢？軍閥們也沒能統一意見。北京政府的司法部門和憲警當局也弄不清楚這些學生究竟按什麼罪名處置，是送交法院審判還是遞解大理院關押？似乎都不合適。
反動軍閥的內部矛盾使其在對待被捕學生的問題上，充滿了不確定因素。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學生們在關押期間受到了憲警公開的侮辱和迫害。
許德珩等人被捕後，被捆在運豬的手推車上，拉進了位於前門戶部街的步兵統領衙門。在這裡，學生們被關進站籠裡蹲了幾個小時，然後被關進了一間小牢房裡，說話不能自由且不說，就連便溺也都有人監視着。這間小牢房內只有一鋪炕，東西兩側被惡毒的獄警各擺放有一個大尿桶，臭氣薰得令人作嘔，根本沒有辦法睡覺。學生們被勒令每半小時必須擡一下頭，或者翻一下身，向獄警證明還活着。每人每天只能得到一個窩頭，就着白水充飢。但是學生們依舊鬥志高昂，在陰暗潮溼的小牢房內守望着民族的黎明……
夜幕沉沉，巨大的黑暗已經籠罩了古老的京城。遊行歸來的學生們已然沒有任何心情慶祝白天的輝煌。同學被捕的消息讓大家的心裡如同澆灌了鉛塊一般沉重。學生們沒有回到宿舍休息，也無心吃飯。大家不由自主地聚在一起，商討如何營救被捕的同學以及怎樣繼續開展接下來的鬥爭活動。
北大的學生會議依然在法科禮堂舉行。校長蔡元培親自參加了會議。他對學生們的愛國舉動表示支持和敬佩，同時要求學生應該立即散會，停止任何過激的活動，明天全校恢復正常上課，以免軍閥憲警入校干涉。蔡元培懇切地說：“我謹向大家保證，同學們一日不保釋，我一日不放棄營救的責任！”
然而，激憤的學生並沒有採納蔡元培的意見。他們認爲應該進一步聯合起來，
實行全面的學生罷課，以更爲壯大的鬥爭來逼迫軍閥政府做出讓步。
當晚，北大成立了學生幹事會，擔負起學生運動的組織工作。數百名學生爭相加入了幹事會，分別承擔起總務、文書、交際、會計、演講等各項事務。國民社和新潮社中的很多骨幹成員也成了幹事會的積極參與者，比如鄧中夏及黃日葵等人加入了文書股，負責編輯《五七》小報，擔負起對外宣傳的責任。
5月5日清晨，北大學生會約同北京各高等學校學生會召開會議，決定自即日起一律罷課。在發往各省的罷課電文中，學生們陳述了兩點不得不罷課的理由。其一，北京數千名學生既傷感於政府無能，外交失敗，又悲憤於愛國學生的無辜入獄，還有何心情研究學問？其二，山東半島尚處於日寇鐵蹄之下，被捕學生尚在獄中承受非人折磨，學生們爲這兩件事整日奔波尚無結果，哪裡還有時間讀書呢？
這天上午，北京各大高等學校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星期一的校園內聽不到朗朗的讀書聲，教室中竟然空無一人。第一次大罷課開始了。
罷課活動開始後，學生代表們就通過各種渠道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嚴正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立即致電巴黎和會四國首腦，堅決不承認“二十一條”，直接收回山東半島的管理權；立即聯絡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決不得在所謂的合約上簽字；立即免除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職務，嚴懲其賣國罪行。
在這份義正詞嚴的要求信函末尾，學生們堅定地表示：“國權一日不復，國賊一日不去，吾輩之初志一日不渝！”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各校分別推舉優秀的學生代表進入學生聯合會擔任職務。其中，鄧中夏被推舉爲總務幹事，瞿秋白也參加了學聯的工作。在這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領導下，“五四運動”的浪潮開始有組織地穩步向前推進。
當學生們緊鑼密鼓地進行罷課活動的籌備工作時，北京各校的教職員工也於同一天下午在北大召開了會議。蔡元培及北京高等學校14名校長參加了會議。參會者紛紛反對教育部於當日上午下達的“將爲首鬧事學生一律開除”的命令。校長們認爲此事錯誤的根源在於政府的無能，不應該讓少數學生來承擔責任。會議通過決議，聯名向北京政府提出釋放被捕學生的意見，如果政府不採納此意見，北京各校全體教職人員不惜以辭職相脅。
5月4日的學生遊行示威以及接下來的罷課行動，代表了全國人民不甘淪爲亡國奴的心聲。社會各階層人士普遍同情並支持愛國學生的正義行動，一致譴責北京政府鎮壓學生運動的倒行逆施。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等社會名流，公開表示同情學生，申明愛國無罪。
北大教授李大釗等人四處奔走，聯絡各學校進步教師同心協力，呼籲釋放被捕學生。
蔡元培連同其他14名校長舉行
會議，討論營救方案，往返於學校與政府之間反覆交涉，費盡心血。
天津和上海等地的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紛紛發出通電，支持北京學生的罷課行動，要求北京政府“速將被捕學生釋放”。
事件如滾雪球一般，越鬧越大，甚至一些國會議員也向政府發出了質問書。軍閥們沒想到逮捕了區區幾十名學生，會犯了天下人的衆怒，一時間也是慌了手腳。密探早就傳回消息，北京和全國各地都要在5月7日“國恥日”這一天召開國民大會，屆時這些正處於罷課階段的學生不知會搞出多大的亂子來。思前想後，軍閥政府不得不考慮釋放在押的學生。
6日，警察總監吳炳湘面見大總統徐世昌，請求務必釋放學生。他說道：“若是不釋放學生，北京的秩序勢必紊亂，屬下可負不起此等責任，唯有即刻辭職，請總統另選賢能。”隨後，吳炳湘又彙報了學生們的籌劃，社會名流的激憤以及政客們的憤憤不平。總之一句話，事態已經到了非釋放學生不可的地步了。
此時，大總統徐世昌已顧不得段祺瑞的面子了，當即授意吳炳湘負責釋放學生事宜。6日晚間，吳炳湘找到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在實現兩個條件的前提下釋放被捕學生。其一，約束學生不得參加5月7日的國民大會；其二，北京各校明日起一律復課。蔡元培完全答應了這兩個條件。
在蔡元培等校長的勸說下，當天上午，各校學生代表手裡拿着寫有“爾忘五七乎？”的小旗，相約來到警察廳門前等候。鐘鳴過後，13輛載有被捕學生的汽車相繼開出。被捕學生順利返回學校，學生開始復課。至此，第一次全面罷課取得了初步勝利。
各學校都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北大學生聚集在漢花園紅樓北面的廣場上，蔡元培校長親自前來迎接許德珩等二十人的歸來。學生們擁抱在一起，相對無言卻不免熱淚盈眶。是啊，此時此刻，語言是蒼白的，什麼也不能夠表達出這羣出生入死的熱血青年心中翻滾的情感！
同樣，在北京高等師範學院，足有七八百名學生和教職員工在學校大門口歡迎着匡互生等人的歸來。學生們給匡互生等人戴上了大紅花，歡呼着將他們高高舉起，拋向空中，盡情釋放連日來的擔心和壓抑。
被捕的學生雖然被釋放了，但是5月7日這一天，卻難免在平淡中過去了。北京政府嚴令禁止國民外交協會在這一天召開國民大會。
這一天，天安門一帶戒備森嚴，左右1公里範圍內的交通被斷絕，中央公園的大門早早就被封閉。2000多名警察、成百上千的馬隊、步兵佈滿街頭。前來開會的羣衆被來來回回的馬隊蠻橫地衝散，集合演講的人羣也遭到憲警手中警棍的驅趕。這是一個被反動軍閥暴力所覆蓋的“國恥日”。
國民大會的失敗並沒有消散掉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全面罷課的勝利已經證明了團結的力量。青春不息，救亡圖存的鬥爭就不會停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