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總督的慘敗
1991年12月31日，現任港督衛亦信接到離職命令。接替他的人是英國前保守黨主席克里斯·帕藤。這個任命是英國首相梅傑親自宣佈的，他說：“管理好到1997年的過渡時期，從而確保香港自由、穩定與繁榮，是政府最爲優先考慮的問題之一，而帕藤先生是最爲合適的港督人選。”
正如香港《華僑日報》發表的評論所說：帕藤無疑是末代總督，他的主要任務，就是維持香港的穩定，並在五年內尋求發展，以便順利過渡到1997年。
帕藤1944年出生於英國帕爾頓，是英國有名的職業政客。1966年，他加入保守黨研究部工作，到1970年加入內閣辦公室，並自1972年至1974年，分別成爲卡靈頓勳爵和威廉·懷特勞（兩人先後出任保守黨主席）的私人助理兼政治秘書。在1974年，他以30歲之齡，破天荒地被委任爲保守黨研究部的主管，而後來1979年大選的不少競選宣言，都是出自他的手筆。1989年，撒切爾夫人讓他晉升內閣，出任環境大臣，並於1990年當選爲保守黨主席。
然而，帕藤在政壇上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1992年的英國大選中，雖然保守黨繼續贏得執政機會，但作爲保守黨主席的帕藤卻接連遭到冷遇。好友梅傑登上首相寶座後，並沒有忘記帕藤。梅傑爲帕藤在萬里之外尋得一份美差，就任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衛亦信早已做好準備，一心等新總督到港後，他儘快交接回國述職。
衛亦信覺得這個總督的位子實在是太難熬了。他人如其名，重信重義，與中國政府一直保持友好的合作態度，從而引起英國政府不滿，這也是他離職的原因。
衛亦信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曾談了一些對新總督的期望：“在未來五年內，新總督需要同中國領導人保持最良好的關係，不應觸怒中國。港督不能因爲維護英國人的利益而損害港人的利益，因爲維護港人的利益是港督的職責所在。”
衛亦信希望繼任者能明白他這番話的良苦用心。7月3日晚，在參加完告別晚宴後，衛亦信帶着家人登上“慕蓮夫人”號，告別了香港。記者曾採訪現場送行的市民，一位中年人感嘆着說：“他是個好人，好人難做啊！”
1992年7月10日，帕藤乘“慕蓮夫人”號橫穿維多利亞港，到達香港走馬上任。按照慣例，中文公事管理局送上幾個譯名供他選擇，他一眼便看中了“彭定康”三個字，取“穩定安康”之意，倒也符合目前香港的局勢。
香港市民很快發現，與以往港督不同的是，彭定康是唯一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港督，也是少有不是出身外交部，而是出身國會的港督。彭定康上任前沒有接受任何勳銜，就職時亦沒有穿上傳統的殖民地官服。由於他的身形略爲較胖，中文譯名又十分中國化，故上任後坊間以至傳媒都暱稱他爲“肥彭”。
早在4月20日，在倫敦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彭定康告訴記者，他要以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會是管理香港的最佳人選。他要把維護香港600萬居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對中國，他表示建立良好關係是處理對華關係的首要事務。
正是這番談話爲他迎來了一片讚賞聲。很多香港市民由此對這位新總督印象良好。中國政府也期望彭定康和前任總督衛亦信一樣，保證香港在過渡時期的穩定健康發展，如同他的名字一樣。
不料，這一切只是彭定康爲達到更大的政治野心所僞裝出來的面目。隨後，他就露出了
另一副嘴臉。
不久，英國外交部新任香港事務次官顧立德來到香港。他是奉首相梅傑之命來向中國政府發難的。梅傑認爲，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太偏重中國利益了，應該重新修改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找回英國損失的名譽和利益。
顧立德的到來，讓彭定康的心思活了起來。長期以來，他並不甘心大選的失意，決定再次和梅傑聯手，將香港當做他重登政治高峰的踏腳石。所謂利令智昏，彭定康一心期盼成爲獨一無二的孤膽英雄，在香港問題上和中國政府一決勝負，從而會換來大選時英國民衆的選票，送他入主唐寧街10號。
1992年10月7日，經過幾個月的醞釀，彭定康終於在香港立法局拋出了他精心策劃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長達三萬字的《香港的未來：五年大計展新猷》。
這份改革方案報告的核心是政制部分，即對香港現行的政治體制做出重大改革：
1.把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分開，使兩局議員身份不再重疊，使立法局成爲一個制衡政府的獨立組織；
2.行政局非政黨化，不委任有政黨背景的人士進入行政局；
3.港督不再擔任立法局主席，主席由議員互選產生；
4.成立由政府官員和立法局官員組成的事務委員會，以商討處理有關立法及財務計劃方面的事宜；
同時，對於在1995年進行的選舉安排，彭定康也在改革方案中列舉修改意見：
1.選民的投票年齡由21歲降至18歲；
2.分區直選實行單議席單票制；
3擴大功能組別選民數目，改變現有功能組別中的法人團體投票，選民資格包括所有在業人員，並實行一人一票制；
4.擴大區議會職權，取消區議會及兩個市政局的委任議席；
5.負責選出10名立法局議員的選舉委員會的全部，應由直接選舉產生的區議員組成。
如果按照彭定康的方案，香港立法局直選或變相直選的意願就達40名，佔擁有60名議員總數的立法局三分之二，這些人可以直接進入1997年以後的立法會。英國政府就可以通過彭定康選出的這些直選議員繼續在香港政府中指手劃腳。
也就是說，英國人想在撤走之前，把香港打造成一個自行其是的城市。它只聽命於英國人，只欣賞英國式的民主和自由。這樣，即使英國人離開香港的管理層，仍可在萬里之外遙控這個城市。
彭定康既然敢拋出這份施政報告，就已經考慮到會激怒中國政府，但卻沒想到會引發之後一連串嚴重後果，幾乎斷送了香港及其個人的前途。
中方看到這份報告後，外交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及新華社發言人先後發表談話，指責彭定康違背了中英雙方已經達成的協議，必然會給香港的平穩過渡造成障礙。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將由英方負責。
彭定康對中國政府的警告置若罔聞，相反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泰晤士報》新刊登的梅傑首相講話。梅傑的一句話堅定了彭定康與中國政府對抗到底的信心：“彭定康的計劃是這個殖民地未來發展的最佳方式，我完全贊同他的計劃。”
施政方案引發的風波還未止息，彭定康迫不及待地在新機場的修建問題上再次挑起事端。
早在1989年，港英政府便決定在大嶼山北建設一個新的國際機場，預計投資在千億港元以上。這將是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規模最大、花費最多的民用工程項目。由於新機場工程浩大
，需要大量貸款和外來投資，而債務及專營權等問題可能要跨越1997年。
《中英聯合聲明》中規定，凡是任何延伸至1997年以後的決定，都要同中國政府進行協商。但是，彭定康單方面代表英國政府重提新機場修建計劃，並拒絕中國政府參與協商。新計劃的貸款償還期由1997年開始，並延續很多年。這擺明了是“我請客你花錢”的做法，不僅僅是經濟債務問題，也是對中國主權的蔑視。
更有甚者，文人出身的彭定康竟然在梅傑的支持下，準備在香港舉行一次名爲“翼龍行動”的軍事演習，以演練香港對中國入侵的防禦。彭定康面對記者稱，這次演習是爲了向入侵軍隊顯示，香港仍是英國的領土。
但是，這場演習只是讓全世界看了場笑話，正如一份外媒評論說的那樣，中國無需派遣軍隊攻擊香港，只要關上水龍頭，香港就不攻自破了。
香港民衆開始不安，股市出現下滑。兩件事合在一起，所有人都看得出來，彭定康是想將香港帶入深淵。當時《紐約時報》發表評論說：“雖然彭定康的某些建議不需要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就可以實施，但其蔑視中國的做法勢必引起北京方面的憤怒。這絕不僅僅是引發一場脣槍舌劍，更危險的是中國人有足夠的辦法讓彭定康的所有行動搞不下去。”
彭定康決定去北京。啓程前他談笑風生地告訴記者，他相信中國領導人會同意他的方案，因爲他是順應港人意願的。
不料，彭定康在北京遭到了冷遇。中方只派出了港澳辦副主任接機，不鹹不淡地說了幾句場面話，拋下彭定康便走了。緊接着，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在記者招待會的衆目睽睽之下，拒絕了同他握手。國務院總理李鵬拒絕會見這位首次來訪的香港總督。
彭定康氣急敗壞，在離京前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擺出了一意孤行的架勢，表示既然民主改革和新機場這兩個問題不能和北京達成協議，港英政府將單獨實施。
隨即，港澳辦主任魯平就此次港督來訪舉行發佈會。魯平不容置疑地聲明：假如港英政府不徵求中方同意修建新機場，那麼1997年後，中方不僅不承認機場的債務合約，同時拒絕這個機場的所有飛機使用中國領空。
中方的強硬態度引起了各方關注。英國前首相希思、前工黨首相卡拉漢、前外相傑弗裡·豪、前駐華大使柯利達、伊文思、前任港督衛亦信等紛紛在不同場合抨擊彭定康。他們批評彭定康欺世盜名，爲了個人的政治前途不惜以香港的前途爲賭注。
英國《太陽報》就此事發表一篇評論，題目是《玩世不恭厚顏無恥的騙子莫過彭定康》，文中說，彭定康不僅損害了香港前途，而且將惡果帶給了中英貿易，導致英國航天公司和勞斯萊斯等大公司在爭取中國合同時輸給其他國家，損失巨大。
香港各界的反對聲也是此起彼伏。1992年10月28日，擁有18萬會員的香港聯合工會發表聲明稱：堅決反對彭定康的施政方案。在香港大學社會科學中心策劃的民意測驗中，他的支持率下降至百分之二十六。
英國政府擔心繼續與中國政府對抗的話，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損失，已經在尋求渠道，與北京方面達成諒解。彭定康衆叛親離，他在接受新加坡廣播公司採訪時神情蕭索，他表示自己不排除被提前解職的可能。節目播出，香港股市竟然一天之內上漲83.59點。
香港迴歸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潮流，是民心所向，是衆望所歸。彭定康想逆流而上，違反民意，遭到慘敗是他的必然結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