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縣政。縣、區、鄉一套機構，是馬鴻逵統治寧夏的基礎，也是爲馬拉壯丁、斂錢糧的爪牙。馬鴻逵施政的特點之一，是橫徵暴斂，竭澤而漁。但那些與土豪劣紳串通一氣的縣、區、鄉長，總要“經手三分肥”，都要從中撈一些，馬則貪得無厭。因而就產生了馬與各縣之間爭奪油水的鬥爭。馬憑藉手中的權力，最後成爲這場鬥爭的勝利者。
開始，各縣貪污很多，馬所得不足，就向各縣開刀。1935年夏，馬鴻逵委派省廳、局、處長及軍部各處長爲“清查縣政委員”，到各縣、鄉、堡進行清查、稽覈。後據民政廳長馮延鑄公佈，各縣存在“十大害”、“八弊”、“十二費”，均系縣、區、鄉長與土豪劣紳巧立名目，向百姓苛派勒索，層層榨取。馬嚴令各縣迅速查明貪污、侵吞案，限於年底清結，逾期嚴懲。但各縣、鎮、保長均與房、科相勾結，層層貪污，盤根錯節，根本無從查起。馬氣急敗壞，一次即撤了8個縣長（當時寧夏共十幾個縣），代以十五路總部“八大處長”；並以省地方行政人員訓練所畢業人員，接充區、鄉長職務。嚴令各撤職縣長親自押帶本縣區、鄉、保長到省受審。全省約有1500個區、鄉、保長被押到省城。省府組織特別法庭，追交贓款，並槍斃了中衛縣劣紳王有棟。從此全省各縣的縣、區、鄉、保長才俯首帖耳。
1936年，馬以十五路軍參謀長李翰園爲民政廳長，同時，將全省縣、科、區及公安、政警的長官，一律調軍官充任，並在縣設縣佐以輔助縣長，但軍官與地方官本是一丘之貉，一到地方，照樣搜刮民財，貪污成風。侵吞縣鄉經費、濫報開支、貪贓受賄、截留正款，種種惡行，較原任尤甚。馬又對各縣提出警告，制“三殺”匾額，懸於縣府大堂。其內容是：貪贓枉法，詐財受賄，欺騙百姓者，應處死刑；違背法令，紊亂手續，蒙上欺下者，應處死刑；用人不當，考察不周，曠棄職守者，連坐治罪。馬爲了不使暴斂的錢糧爲縣長等截留中飽，的確大殺了一陣：1935年省墾殖局總辦王敏悟以侵吞清丈土地登記費而被槍決。1937年槍決寧夏、寧朔、平羅三縣區舞弊區、鄉、科長、助理和政警隊長9人。1938年槍決侵吞公款的寧夏縣縣長戴義贊。1939年，判處寧朔縣長哈爾玉、寧夏縣長馬毓乾等人徒刑。1940年，集合全省城官吏，當衆以皮鞭責打財政廳秘書魏烈忠，以木榔頭敲碎鹽池縣長劉兆漢的踝骨。但這一味的殺和打，也並不解決多少問題，後來馬鴻逵到底變得聰明瞭一些，即壓榨來的錢，要各有所得，按成分配。從1941年起，規定縣長除月薪之外，每月給特別費100元，田賦徵實每石糧按5％提成，緝私者也給獎金。這樣分贓分肥之後，各縣縣長等人有所得，馬鴻逵得的更多了。縣政辦到這個地步，馬鴻逵才覺得滿意了。此外，各縣、區長還經常向馬孝敬一些土儀，如靈武縣的水果，中寧縣的枸杞，中衛縣的蜜棗、香梨，寧朔縣的大米，平羅縣白菜，按季節源源送至“將軍第”。
至此，寧夏的縣政，沒有什麼計劃，也沒有什麼規章，除了催兵、辦糧、要款，再操心好公路兩旁的“馬公柳”，以備馬鴻逵專車經過時觀賞，此外別無建設，更不過問教育。縣長實際上成了馬鴻逵的“差遣副官”。
立威警衆。馬鴻逵在寧夏一人說了算，“金口玉言”，但他意猶未盡，還要故作姿態，施展權術，立威警衆。1938年，趙文府、海濤等清查田賦時，回來呈報：“寧朔縣長哈爾玉勾結地方紳商，日夜聚賭，不理縣政，將六張田賦通知單未曾分發，又將農民貸款收清未解交。”“卸任寧夏縣長馬毓乾將本年鄉鎮經費4500元迄未發放。”馬見呈即大張聲勢，要槍斃哈爾玉、馬毓乾，各廳長、處長向馬求情減刑處理。馬說：“我是主席，你們是廳長、處長，我要槍斃貪污，你們要替貪污求情，誰是誰非，召集省府各機關公務員投票公斷。”於是，馬召集公務員到大禮堂，擡來票櫃，讓大家就是否槍斃這兩人投票表決。結果大家投的票都是槍斃哈爾玉，不槍斃馬毓乾。馬卻暗中指示趙文府囑咐軍需處兩個科員投個不槍斃哈爾玉的票，銀行兩個職員投個槍斃馬毓乾的票。投票揭曉後，馬鴻逵當衆痛斥投票槍斃哈爾玉、不槍斃馬毓乾者，說哈爾玉在軍政界中沒靠山沒人情，而馬毓乾是建設廳長馬如龍的妹夫，有人情有面子。立刻令財政廳對投票不槍斃哈爾玉、槍斃馬毓乾的4個小職員，每人獎給1000元。結果是哈、馬二人誰也沒有槍斃，完全是藉機施展權術，詭譎變幻，立威警衆。另一件是槍斃戴義贊案，開始，馬大發脾氣要槍斃戴，而幾個廳長主張判處徒刑。馬於是痛罵廳長們偏袒罪犯，還假惺惺地要向廳長們交出主席印信。嚇得4個廳長馬上聯名簽呈，槍決戴義贊。馬即批了個“準”字，交軍法處執行。有些頭面人物出來求情，馬則說：“去找4個廳長，只要廳長們答應，我沒意見。”廳長們哪裡還敢露面！戴義贊終於被槍決了。至於戴義贊是否真的罪有應得，在馬鴻逵眼中並不重要。他並不是真的要懲辦貪污，不過是藉機樹立他自己的威風。
馬鴻逵還幾次在辦公的場合，責罵次子，謾罵之後，又命令憲兵拷打。一次由建設廳長馬如龍倡言“大家跪下來替二爺求個情吧！”於是在場全體軍政人員及士紳一齊跪倒在地求情，馬訓斥一番，始作罷論。教育廳長時子周是CC派，自恃腰桿子硬，在馬鴻逵一次當衆責打兒子，全體下跪求情時，他卻昂然站立。後來，馬鴻逵即故意尋隙挑釁，時子周站不住腳，只好離開寧夏。所以，責打兒子也成了馬鴻逵威脅部屬，擡高自己的一個手段。
非刑拷打。馬鴻逵對抓到的囚犯經常非刑拷打。摧殘致死者，難以數計，僥倖活命者，也多成爲殘廢。寧夏大小監獄遍佈全省，這樣折磨囚犯的場所處處皆是。茲以位於銀川城內東南角的東大獄爲例，來看看馬鴻逵是如何折磨囚犯的。
犯人入獄前都要搜身，所有東西全部沒收，連褲帶也不許有，只好提着褲子走路。牢房內除一個土炕外，只有一個破沙罐，供犯人便溺。每天早晚各“放風”一次，每次多則5分鐘，少則3分鐘，到時鐘聲一響，立即關閉號門，後到者要打軍棍，或罰跪幾十分鐘。犯人的口糧，本來在省政府預算中列有專項，但因層層剋扣，數量遠遠不夠且不說，而且撥來的糧多是軍糧局的倉底雜糧，大多發黴變質，以致犯人每天兩頓飯吃不飽，多數犯人四肢浮腫，不少人因吃黴糧而嘔吐腹瀉。監獄裡沒有任何醫療設備，犯人得病者，有親屬的還可以送些醫藥去，無親故者，只好聽命於天。監獄一般不準親屬探視，尤其是政治犯，控制更嚴。有的家中有些辦法的，多方送情託人，才得探視一次。家屬送去的衣物食品，倒是可隨到隨收，至於犯人能否收到，也只有天知道。
不捱打的犯人是沒有的，最普通的打是打手掌、打軍棍、揭背花。打軍棍時，犯人不許喊、不許動，否則加倍。揭背花是馬鴻逵的獨特刑法，即將犯人上衣脫光，左右兩人架住犯人兩臂，抱住兩腿，由數人輪換用皮鞭在背上抽打，皮破肉爛，血點橫飛；昏過去，用冷水噴灑，醒過來再打。
對於政治犯和其他重犯，則使用以下幾種酷刑：
（1）上拔筋牀：將犯人坐在一條特製的長凳上，兩腿前伸，膝蓋上壓一木槓，兩端各騎一人，然後在犯人腳後跟上墊磚，而且一塊塊地逐漸加多。
（2）敲踝骨：將襪子脫去，在踝骨下墊一層磚，上面用棍子敲打，踝骨被打碎則成爲跛子。
（3）挫槓子：令犯人跪在兩塊磚上，左右各一人架住雙臂，在兩條小腿肚子上放一木槓，兩端各以二至四人來回碾壓。受此刑者，輕則兩腿癱瘓，重則兩腿骨被碾斷。
（4）鴨子浮水：將四肢後捆，吊起來，面朝下；甚至將吊繩拴在大拇指上，背上還壓上土坯。
（5）活埋：對政治犯經多次審訊仍不得所需的口供，最後就是活埋。
所有這些非人的刑法，其殘酷程度，真不下於重慶的“渣滓洞”和“白公館”！
3．兵役暴政
憑藉兵力霸佔地盤，又以地盤來擴充兵力，二者交互爲用，成爲軍閥的一個特點。馬鴻逵統治寧夏17年中，殘酷的徵兵，是其暴政之一。
馬鴻逵在其《回憶錄》中，對寧夏的戶政，頗爲自詡：“經十餘年之努力，已完成精密之戶政制度。全省共編設一百四十個鄉鎮，一千一百○一保，一萬一千三百七十甲（按：此數字不確），每戶設有戶口冊。戶口移動隨時申報登記，嚴格而認真。”他如此重視戶口，其目的有三：一是便於收稅，從百姓身上儘可能地榨取。他供認：“過去以多報少，逃減賦稅情形，完全無法存在。因此，田賦收入較過去增加二倍多。”二是爲了，他自以爲“除以軍事佔領外，寧夏境內，各級政府未見一潛伏共黨分子出現，即因戶籍管理嚴密之故”；第三個目的，他不僅在《回憶錄》中沒有說，在其爲自己塗脂抹粉的《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中也沒敢提，但卻紙裡包不住火，即是爲了便於他抓兵。17個年頭，馬鴻逵在寧夏抓了10萬壯丁，寧夏解放前最高戶數爲12萬戶，即差不多每戶都有1個青壯年爲馬鴻逵當兵賣命。現將馬鴻逵的抓兵情況，分三個階段敘述於下。
抗日戰爭前。馬鴻逵於1933年從河南來寧夏時，僅帶回1．2萬人，蔣介石當時不僅不准他多帶人回來，也不准他私自徵拔壯丁、擴充武力。但野心勃勃的馬鴻逵卻偷偷地在5年當中徵了4次兵。而每次徵兵都有不同的藉口，且花樣翻新。1934年孫殿英進入寧夏。馬鴻逵揚言：“孫殿英是土匪，有十萬之衆，進入寧夏，殘害地方。寧夏老百姓應該拿起槍桿保衛家鄉。”甜言蜜語，一下子騙徵壯丁8000人，編爲4個保安團，由馬全良率領，全部參加戰鬥，屢有傷亡，尤以滿達橋之戰，傷亡最多。戰後有些孤老寡婦曾包圍馬鴻逵乘坐的汽車，哭天喊地要兒子。馬無恥地說：“向孫殿英要去！”隨即揚長而去。對這些家屬平時既無物質撫卹，找到他頭上，連一句好話也沒有。1935年，爲了對西北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一下子就“集訓”壯丁1萬名，並使之參加“韋州戰役”。戰役結束後，這批壯丁又全部編入馬的正規部隊。兩次徵兵之後，由於保甲長不當兵，因而不少身強力壯的人就鑽營着當了保甲長。馬鴻逵發現了這個秘密，就耍了個花招。1936年以集訓爲名，將全省保甲長調到寧夏城，說是交十七集團軍集訓之後，即可回家，實際是一個也沒放回。這次抓兵9113人。1937年馬又要擴充實力，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辦法，抽壯丁7640人。總計以上4次抽抓壯丁34000多人。由於如此頻繁如此大量地抽抓壯丁，加上其他種種苛政，勞動人民在寧夏實在生活不下去，於是紛紛外逃。城鄉富家子弟在天津、包頭、平涼、蘭州、涼州等地上學或做生意，不回寧夏。沿甘肅交界各縣如中衛、中寧、同心等地農民，即往甘肅跑。沿綏遠交界的各縣農民則往定遠營、五原、臨河跑。還有部分農民和青年進步分子走向陝甘寧邊區，參加革命。有人估計全省每年外逃的不下25000人。這就造成寧夏人口基本上呈逐年銳減的趨勢。據寧夏民政廳1940年公佈的人口變動情況如下：
年份人口
19351002876
1936987930
1937990724
1938662110
1939722808
拿1939年與1935年相比，人口減少將近28萬人，扣除紅軍於1936年解放鹽池、同心部分地區的5萬人口，實際減少還有將近23萬人，減少的大多是精壯的男勞力。這就必然引起田園荒蕪，生產凋敝。這對馬鴻逵的統治威脅很大。於是，馬鴻逵又絞盡腦汁控制人口外流，派人到臨近各省和本省各處捕捉，尤其對逃兵的搜捕更爲厲害，逃跑兩次者，抓住即槍斃。向各省行文，要求將逃往該省的寧夏戶籍者勒令還鄉。制止青年學生到外省上學，並且嚴令家屬把外出學生叫回來。命令外地經商者回省。這些辦法都收效甚微。他的最重要的辦法，是加強保甲組織。從1936年起，在各縣增設聯保主任。各聯保又增設專職書記一人，按月發給薪餉，負責推行保甲制度。保甲約規中明確規定：“於本保轄境內出入要道，設卡盤查行人，並設哨守望，派人偵諜。”並一律實行連坐切結，兄逃弟頂，父逃子替；一戶逃跑，全族負責，連坐治罪。但壓迫愈甚，反抗愈烈。農民採取各種方式抵制徵兵抓丁。有的全家逃亡，有的被徵兵之後伺機潛逃。有的以砍斷手指、腳趾，以毒品摧殘身體，以針刺瞎一個眼睛等對付“驗兵”。猛於虎的苛政，造成慘絕人寰的狀況！又由於許多年老孤寡攔阻馬鴻逵乘坐的汽車索要兒子，馬下令“再有人攔汽車告狀，要槍斃縣長”。嚇得各縣一聽到馬鴻逵要到縣，便急忙密佈崗哨，嚴禁羣衆在公路旁停留。馬鴻逵除正規軍隊外，還經常在各縣控制着八千到一萬人的地方武裝，名之爲“壯丁訓練隊”，作爲正規軍隊的預備隊，並擔負後方勤務、包圍警戒陝甘寧邊區的任務。他將寧夏劃分爲三個警備區，金積、靈武、鹽池爲一個區，司令部設在吳忠堡；中衛、中寧、同心爲一個區，司令部設在中寧縣城；寧夏、寧朔、平羅、磴口、陶樂爲一個區，司令部設在銀川市，分別統轄各縣壯丁隊。縣稱總隊、區稱大隊、鄉稱中隊，以縣、區、鄉長兼總隊、大隊、中隊隊長，派軍官負責指揮、管訓。而這些壯丁，都自備吃穿，苦不堪言。
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戰爭開始，國民黨政府公佈了一系列的有關總動員的法令，如兵役法、國民軍訓、田賦徵實等，這就給馬鴻逵以更多的機會，借抗戰之名，行其殘民自肥、反對、壓迫廣大人民之實。1940年在實行新縣制的幌子下擴充和強化保甲組織，鄉設民政主任，負保甲專責。區、鄉、保、甲長都成了有薪金的專職人員，每年用於保甲費的開支達40萬元之巨。對保甲戶冊籍的管理，花樣不斷翻新。繪製了“戶籍圖”，將各鄉各村按順序註明戶號，即所謂“將不動之戶宅地域，繪製成圖，然後由圖尋查能動之人，由不動及於動，由戶及於人”。這實際是想把“能動之人”也限制成不動之物，以期使之都成爲兵源。還制發了國民身份證、客籍入境居留證和通行證，以防範“間諜”、“奸黨”，並公佈了檢查法，組織軍警保甲聯合檢查。每次檢查，都有一些無辜的百姓遭受飛來的橫禍。如1941年的總檢查，共查出759人入戶手續不合規定，都受到殘酷的處理。有一次，一個逃兵通過永寧縣望遠橋、王洪堡，逃到中衛縣境被捉獲。馬鴻逵親自追問逃兵經過的路徑後，立即將望遠橋、王洪堡兩個放哨的甲長槍斃了。銀川市天成西商號，來了一位山西鄉親，當天沒有申報臨時戶口，馬鴻逵就要槍斃天成西商號經理，廳、處長和士紳向馬求情，馬認爲是抗拒他的“政令”，藉機發威，半個月不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