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大學，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大學，不是“大樓”的別名，而是“大師”的總稱。在這個透徹的認知下，梅貽琦執掌西南聯大，從而成爲教育史上的一位功臣。
戰時大學離開京華，遷到鄉野邊陲而活力不衰。課堂依然神采奕奕，充滿魅力。在失去高樓校舍的同時，西南聯大，集中起三大名校的教授，可謂是“因禍得福”。他們的學術與人品相互輝映、激勵，形成了戰時的奇觀。
當年教授，對內“治校”，對外議政。可以說，他們引導和支撐着當時中國社會的精神潮流。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大學生活所有的內容，圍繞教授形成。正是教授，使學術變成“人的學術”與“傳承的學術”。他們肩負了使整個社會羣體向更高精神層次進步的責任。
民國時代的大學教授與校長們，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批學貫中西、才德俱修的卓越知識分子。這樣一批人，是中華民族不甘凌辱、衝破封建、謀求出路，歷幾代人奮鬥積澱而出的一代精華。
提起西南聯大，人們總是強調它的行政管理——“教授治校”。那是一套完善的借鑑西方民主議會制的學校體制。而我以爲，那個時代大學的構建和精神發源，其本質應該是：教授“立”校。教授是一切的中心，不僅只是在“治”的管理層面上。
大學，就是一個以“教授”爲中心的校園舞臺。
教授是學術的核心
相互敬重
陳省身先生給人印象是頗具紳士風度。回憶昆明生活，他對我說：
我同住還有華羅庚，他也是一個名人，我們同住了一年多。那個時候我們是三個人同住，還有一個王信中，是日本問題專家，三個人三張牀。我們一起來的時候經常開玩笑，也挺有意思的。
我問他，玩笑怎麼開？他說：“互相開。開玩笑很容易，早上沒起牀，三個人就互相說上話了，就和學生一樣。”
幾位有名望的教授，早上像同住的男生一樣，互相開着玩笑；要達到這種親切自然的氣氛，相互間必須有很深的認可與敬重。陳省身先生說：
西南聯大在中國高等教育方面和其他大學不同的就是：從教授到學生層次都高了一點。所以面貌和其他大學有一個基本的不同。而西南聯大三校能夠合作，就是因爲它有很多好的教授，教授之間互相又很佩服的。同時還有一個西北聯大，立刻就垮掉了。如果大學在一起合作，對隊伍、對朋友、對同事們，沒有一點敬重的心理，很難穩固起來，一下子就會因爲一個小問題吵起來，就不能合作了。
陳先生認爲，西南聯大能夠聯合下去，就是教授之間有互相尊重的心理，大家不管對政治的意見，對社會的意見是否相同，但對於對方的學問，很多情況下都有相當的尊重，所以學校就能維持下去。
“因爲教授高級了，就能吸引更好的學生，所以西南聯大的學生水平也比較高。西南聯大學生在建國的時候，很多人起了重要的作用，學生是很好的。”西南聯大三校的和諧合作達九年之久，人們往往說“校長是君子”。其實還不只是“校長”的關係，因爲是龐大的團隊合作，而且時間很長，每個人都要彼此接觸到，例如“同住”情況的出現。如果感到對方與自己不是一個層面上的，那麼很多事情就很難相互讓步、協調。正是因爲三校在學術水平上的相近，教授們對於相互能力的認可，所以彼此心理上都能夠接受對方。
互借文稿
這是一個令我十分震驚的細節。當年聯大的教授們，互相傳閱對方未完成、未發表的文稿。朱自清先生的兒子朱喬生說：
當時昆明有一個很好的風氣，大家互相都不忌妒。在抗日戰爭那個艱苦條件下，你學術著作沒發表的可以借給我看，我沒發表的也可以借給你看。
我父親就到聞一多先生家借他沒有發表的東西看，借王力先生的東西來看，他們也借他的看，互相學習。這個對促進學術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風氣。
條件那麼艱苦，大家都拼命帶學生，就是爲了把國家的元氣，學習知識的元氣，能夠恢復和繼承下去。
在那些非常典型的學術環境裡，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更突出。
我以爲，在昆明時期，學者們可以互借文稿，也由於當時戰爭引起的各種困難。例如：學術論文的發表與印刷，學術會議的召集等都變得不可能。而在被封鎖的中國，在偏僻的小城，學者們必須想辦法去打破這樣一個封閉的、不利於學術發展的侷限。於是他們依靠與同仁及時和親近的交流，創造一個活躍的小環境，以使自己的思維不停滯僵化。這完全是一種相濡以沫的行爲。在熟悉和親密的學科圈子裡，每個人的研究範疇和思路發展，都是彼此認可和清楚的。對彼此的爲人、品格更是相當地信任與瞭解。而面對日寇要對我民族亡國滅種的嚴酷現狀，學者們的胸懷更加淨化。
“圖書、機械、設備都有”
由於南遷時候的努力，爲西南聯大保存了“基礎的試驗設備”。火箭專家王希季說：
我們的設備不算很好，聯大有一個基礎的試驗設備。我們學物理學，普通模擬、各種基礎的試驗設備，它都具備。我們學機械學，實習時，鍛工機牀都具備。不是新的，但是它都有。那些設備都是從北京千辛萬苦地運來的。圖書它也很寶貴，我們的圖書館有書。
盧溝橋爆發抗戰後，清華大學工學院施嘉煬院長帶領學生在濟南實習，他們就把那些設備和書籍從濟南撤下來，搬運到了昆明。王希季說：“這個我不清楚，但是我們上學的時候，住的、吃的非常艱苦，但是這些都有。圖書、機械，還有各種設備都有，實驗可以做。可以動手做，所以學生動手能力也強。”
在工程方面，清華有原來的老家底。在戰火中，由於梅貽琦校長的遠見和敏捷，院長施嘉煬、青年助教董樹屏等艱辛輾轉，使得西南聯大工學院在昆明擁有了較爲完整的設施；以至於後來一些理科學生轉系到工學院學習。
摩擦力學家鄭林慶說：
我原來學的是物理，到了昆明之後，我轉機械。爲什麼我要轉機械呢？因爲物理系的設備全沒帶出，丟的丟，什麼都落在北平了。而機械系很多設備都運到了，先運到四川，後運到昆明。
人們告訴我，鄭林慶爲中國“摩擦力學”的創立卓有貢獻。問起他，只是一笑。
吳大猷造光譜儀
當年，吳大猷先生與他身患重病的妻子就住在昆明西郊的崗頭村永豐寺。吳大猷的學生沈克琦回憶：
當時因爲飛機轟炸，教授都疏散到鄉下，他在那裡就用從北京帶去的一些光學元件，裝成了一臺大型光譜儀。大型光譜儀應該有一個很穩定的平臺，他就用磚頭砌了一個。上頭應該有
架子，他的架子是用木頭做的。它本來有一個像暗箱似的暗筒，這暗筒是用黑紙糊的。還有一個放照相機底版的東西，要拍照，拍光譜的照片。就這麼一個光譜儀，經過仔細調整以後，它就能工作了。
所以吳大猷先生說：我看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臺光譜儀。他用這個光譜儀還做了一項實驗工作，而且還取得了一定成果。這是我親眼見到的。
每天，吳大猷都要乘馬車趕到城裡去上課。一次因爲道路坎坷，吳先生從馬車上摔下來，當場昏迷，腦震盪。
次日，吳先生依然前往學校上課，也依然乘着馬車。
胡適寄書
西山華亭寺有海慧塔，那是和尚墓。爲了躲避敵機的轟炸，西南聯大一部分圖書也放在這裡。
數學系教授江澤涵一家人住在寺裡。在晨鐘暮鼓中，江澤涵進行數學研究和教學工作。他曾經在一張照片背後自題：“臥薪嚐膽。”就在這山林古寺中，江澤涵的孩子，親眼看到一本從美國寄來的書，卻沒有封面；後來由母親用紫紅色的布做了封面，接着被數學系的教員傳抄。
而在清華大學教師江丕權的家中，我看到了這本穿越過重洋，穿越了戰火的書。這書是胡適寄來的。它飽含着身處海外的學者對祖國與學校的深情。江丕權說：
胡適是我的姑父，他當時是中國駐美大使。他知道我父親是搞數學的。在昆明，要得到當時數學的現代文獻是非常困難的。這是最新出版的書。胡適不一定懂得這個拓撲學，但他買了一本，寄到昆明。由於當時航空寄信的郵費很貴，所以他把精裝書皮裁掉，只把這個書瓤寄回來。我父親接到這本書非常高興，又專門裝了一個硬殼，是用紅布包的。
這本書拿來以後，西南聯大數學系的老師就抄，手抄，輪流讀它。江丕棟說，陳省身先生1992年到北大的時候，還跟年輕人講：“當時我們都是手抄書的，大家輪流地作報告，來讀它。現在都是計算機或者複印。我們當時困難啊，材料很難得，得到了以後認真鑽研。你們現在條件好，應該努力。”他就是講的這本書。
當日寇的炸彈將教員們逼進深山古寺，卻擋不住他們吸收國際上最先進的知識的信念，並把它傳授給學生。
“思想上的馬幫”
兩次採訪費孝通。一次在北京他的家中；一次是他應邀來到雲南，住鄭莊招待所。在鄭莊採訪時，中間他吸了一次氧。但九十歲高齡的他還是去了麗江。昔日走馬幫路，今則以輪椅攜氧氣瓶重上高原；令我感受到費孝通作爲一位中國社會學創始人的可敬可佩。
費孝通說：
我的學術生涯、學術生命，可以說是從雲南開始的。
我們社會學注重實地調查，當時國內還不大懂。我們就帶回來，開始實際地同人民接觸。從實際生活裡邊出理論，總是最自然的，從實際裡邊得到知識，從知識裡邊提煉出理論，來幫助人民改變他們自己的生活。
這可以看做是費孝通對於社會學的最原創的定義。
我從英國回來，直接到昆明，兩個星期後我就到了祿豐。我的一個老同學，祿豐人，幫助我找到一個農村裡的農戶，我就住在他們家裡面。他完全地幫助我。我要問什麼，他就說什麼。同我相處一起，像一家人一樣。
同他談談，就像請教了一個老師嘛！說到的我就記下來，帶回去看對不對。或者出題目給他，他回答我。
費孝通稱這位農戶爲“老師”。他講給費孝通聽，他不用準備，而是海闊天空地講自己怎麼生活，怎麼種田。
我就跟他學，學了就把它記下來。它的意義我看出來了。他們爲什麼這樣生活，爲什麼成爲一個制度，一個經濟制度？他是講不出來的。我就把它整理出來，串起來成爲一本書，叫《祿村農田》。
當年，費孝通在雲南走了三個村子，三個地方，就找到了三個不同時期不同形態的經濟形式。
後來我又從這裡開始，到了易村。根據我的思想發展，逐步地又到了玉溪。我看到中國原來的傳統經濟，發展到當時最先進的工業化時期，看這個過程是怎麼變的？
這三個村子，是和我的學生一起搞的，叫做《雲南三村》。
雲南，現在被世界人類學者所注目，認爲它不僅氣候與地形多樣，並且保留有多個時期、多個狀態下的人類發展模式。人類史是按時間縱向展開的，到了雲南就形成了地域平面上的鋪開，所以稱其爲人類社會發展形態的活化石。
雲南的農民是我的老師。從老師口裡邊我把它聽下來，把它寫下來。因爲我沒有經過這個生活，他們是經過這個生活的。實際考察這個生活，他如實地說給我聽，我從實際中得到知識，從知識裡面得到學問。
雨過天晴，在燕子的呢喃聲中，攝製組跟隨費孝通一起，重返呈貢魁閣，那是他的舊居。
1938年從英國回來，我從雲南開始，創造了我自己的一個學術生命。我組織了一個研究中心，呈貢魁閣。魁閣是雲南的一個小地方，魁閣屬於雲南大學，是從吳文藻先生開始的，他是支持我們的。
因爲日本人轟炸，他們疏散到呈貢鄉下去。魁閣也是費的家居。“這是我學術生命的開始，開始很小，我們希望它能長大，這要有條件，需要我們繼續地努力。”在魁閣那天，他爲我們題寫了《西南聯大啓示錄》片名。
我是1910年生的，1930年之後，二十幾歲到三十歲，人年輕。當時，我就是用這兩條腿走的。滇池附近我都去走過，就住在廟裡面。到了半夜，在破廟裡搭個牀，睜開眼睛有一個大的佛，我睡在他們那兒。在菩薩身邊睡覺，這很有意思，到現在還記得。
費孝通一生追求，盡歷艱辛，在學術上具有拓荒氣魄。費孝通稱自己是“思想上的馬幫”。因爲當年他在玉溪一帶遇到過很多馬幫，就聯想起自己的學術調查來。
我們看到當時農民的生活比較苦，吃不飽穿不暖。看他們背鹽巴，從產鹽的地方到昆明，不是用馬，都是人揹着鹽，在山裡面走。我去背，背不動，背都腫了。
玉溪這個地方，當時是馬幫集中的地方，是邊區交易的經濟中心。我也是思想上的馬幫啊，思想上到處跑。我想認識我們舊的中國，人們生活怎麼樣？這是我主要的一個課題。我的目的是瞭解我們工業沒有發達的時候，中國的農民生活是怎樣的。這是我的主題，人們給我一個很好的條件，因爲比較偏僻嘛！
學術也是在思想上做一種溝通和調動的事。用現代的話講，就是“物流”、“文化流”，都必須流動。“聯大的一個特點，我創立了新的一個社會調查的方法，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也給了我很好的獎勵。”
早年，費孝通的新婚愛妻爲做社會調查，失蹤於貴州荒
山野嶺中。這事我從來不敢問，我看過他寫的文字：“從此我沒有幸福。”
在昆明佳華酒店舉辦的文化調研大會上，費孝通發言時情緒忽然激動，回憶起被打成“右派”的經歷。他如此悲憤，和平時那個樂呵呵的學者相比，彷彿是換了一個人。費老那顫抖的江蘇口音，我是難以忘記的。
當費老去世的消息傳來，我忽然有一種慶幸感：他在最後的高齡裡重遊了雲南高原，見到他久違的山水。費孝通提出的“鄉土中國”，在日寇進犯的當年，成爲南遷學者們的一個愛國口號。
我的志願是，說實在，雲南鄉村也可以出一本書了，雲南鄉村、美麗鄉村。雲南風景美麗，氣候很好，是值得我留戀的地方。
我在雲南有很多鄉親，我在生活方面瞭解他們，覺得很親切，也願意相信他們。我們當時的知識分子，不怕困難。我們有一個奔頭、有一個希望、有一個志向，就是通過雲南具體的經濟情況，把我們早年的一般情況表現出來。
“怪人沈有鼎”
那時候，很多人在國外得到學位回來。很多聯大教授是這樣的。在國外研究黑格爾的，回來就介紹黑格爾；在國外學康德的，就回來介紹康德；也有研究亞里士多德的或者是美學的。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也許是自己的體系，至少是一種偏愛，帶給學生。學校裡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哲學體系。熊秉明回憶道：
有一個教授叫做沈有鼎，他在學校裡面是一個怪人。他不太被人知道，他沒有寫過太多哲學著作。可是在哲學系裡邊，大家都非常欣賞他。他有很多對話，他的生活也很奇怪。他教我們形而上學，這一年也沒有教很多東西，好像也沒有什麼進程，沒有一個順序。他夾着一本大書，那書是關於聖多瑪神學的。
神學，當時在大學也被認爲是很奇怪的東西。他教的時候，就是他給這本書做的一些解釋，這些解釋也許有點奇怪、有點荒唐。但是有一種哲學的眼光。這種哲學的眼光，很難說得清楚，也不能夠說是某一個體系。但就是一種哲學的眼光。這本身就了不起。
沈教授在聯大哲學系得到一個雅號——“怪人沈有鼎”。
有一天系裡面開一個會議，講中國與科學。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裡面，爲什麼沒有產生科學？大家都發表很多意見。他提了一句話。他說：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裡面沒有產生科學，這很自然；但是西方文化裡面出現了科學，他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大家的意思，基本認爲西方產生科學是正常的，而中國這麼燦爛的文化居然沒有科學，我們對世界文化有那麼多貢獻，出現那麼多哲學家、思想家，但是沒有出現科學，是很可怪的事。沈有鼎覺得中國沒有科學是很自然，而西方有科學卻沒什麼文化。
他沒有做什麼解釋，大家都鬨堂大笑。
熊秉明說，後來想，他是對的。因爲人類觀察大自然，他一定是通過他自己的眼光去看的，所以主觀性很強。科學要求的是什麼？科學要求的是一種客觀的態度，把個人主觀抽掉，抽得越多越好。現在觀察星體，絕對不再用肉眼去看，它用儀器去看，這個才準確，這個才客觀。而中國文化是一種主觀精神非常強烈的文化。
後來我在臺灣遇到劉孚坤學長，他也說“怪人沈有鼎”：
在西南聯大，各種精神都有，當場辯論，甚至在上課的時候，有的教授跑去聽別的教授講課。沈有鼎，有點神經的、非常天才的人，他去聽別人的課。他坐在後面，他是打瞌睡的樣子。那個教授在講課，講着講着他就站起來說：“你講錯了”。
沈有鼎教授令我想起西方的哲學狂人尼采。剛入北大的時候，我在學校圖書館裡啃着饅頭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看得入迷。那是庫本，不許帶出。
也許，要有一種衝破世俗與世故的單純，纔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釋放出人的智慧，從而得到一個宏大的世界。莊子不就是這樣的嗎？莊子連自己是醒着還是睡着，自己是蝴蝶還是莊生，都不清楚。
他總保持着在一種跨越時空的狀態下，這就是哲學的狀態。
劉文典罵人
聯大校友中，知道“校園掌故”最多的，是趙寶煦先生。
趙寶煦，給人的感覺是浸潤着那個時代濃郁的文化底蘊。他的語言節奏，開始時會令人覺得有些慢，可是當你聽進去，就會聽出味兒：
有一個教授，也很有名氣，是國學大師，叫做劉文典。這個劉文典最愛罵人。
因爲那個時候聽課沒有限制，有可能三十人選課，卻能有六七十個人來聽。因爲聽的人主要不是聽課，就是聽他罵人。
劉文典因爲自己是搞古典的，所以他只認“古典”這一塊，“他上課講，他說他佩服陳寅恪。他說，陳先生講課值四塊錢，我講課值兩塊大洋。沈從文先生要講課，給我四塊錢我也不去。”
雖然他也講《紅樓夢》，但卻瞧不起現代創作與作者：
有一回就問他：“先生先生，有個巴金你知道不知道？”他說：“巴金？沒聽說過。”其實他知道，但是他說“沒聽說過”。
待會他說：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這是自然現象啊；春天裡的秋天，秋天裡的春天，狗屁不通！他就罵。
他也罵聞一多：我們文學院某教授，他就不認識字。
在北大唸書時，老教授在“文革”後出山，如王力先生、林庚先生，他們的課都是人山人海。跨系的、校外的，聞風而來。走廊上、窗臺上都是人。我沒有聽過在課堂上這樣攻擊同仁的。劉文典縱然有學問，未免有失厚道。
我們那個時候老跑警報。那個時候叫“拉球”。到處都有高杆，杆上掛球。掛“炸球”了，你就趕快臥倒，說明飛機臨近了。有點什麼重要的東西，錢或者一塊表，這都是最寶貴的財產，都放在身上隨身帶。飛機一來就跑警報。
西南聯大在大西門城牆中間，出北校門就是野地、墳地。大家就往外跑。學生、老教授都往那兒跑。
有一回，劉文典在前面跑，沈從文在後面跑。跑啊跑啊，劉文典他不走了。他一看沈從文在後面，他不走了。等着沈先生來了，他說：“沈先生，你跑警報跑什麼呢？”沈從文不明白他說什麼。劉文典說：“我跑，是跑我這個東西（指指肚子），你跑什麼呢？”沈先生他也不是會吵架的人，所以根本不理他，接着跑。
劉文典這段刻薄的話廣爲流傳。當然它無礙於沈從文的造詣和舉世公認的文學成就。人們之所以要把它流傳下去，是因爲它含有一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其意義超出了具體的角色。我們可以將它看作一個老牌知識分子對於同仁的苛求，和對於生命的嚴厲，也可以將它看作對自己生命意義的審視。
學術就是學者的生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