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李巖雖然名聲和威望已經樹立了起來，在此地也算是一言九鼎，還遠遠談不上有基礎。
對宜昌地方的滲透與控制，要達到一個目標，就是要在相對寬鬆的環境下，將宜昌人與事及農耕生產組織好，源源不斷的抽取稅賦爲軍隊所用，還要使民衆擁護、支持李巖，相信李巖是保障並且有能力保障他們利益的，並樂於將子弟送進軍中參軍，最終成爲休慼相關的整體。
唯有做到這一步，才能真正算在一個地方根基紮實。
做到這一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平衡方方面面的矛盾，要緩和方方面面的緊張關係……要扶持哪一階層的勢力，要怎麼扶持，扶持他們要怎麼確保他們對李巖產生向心力，要壓制哪一階層的勢力，要怎麼壓制，壓制他們要怎麼確保他們不會出現劇烈的反彈甚至破壞地方有序的耕織生產？
在剛到這個世界時，這些問題就在李巖的腦海裡打轉，此時，李巖身邊能絕對信任的也就只有高順，這些問題也不能與他談，而宋獻策還需要在相處一段時間。
李巖此時手裡最緊缺的不是銀子，而是可用、可以信任、可以依賴的人才。
要說地方鄉豪勢族手裡掌握的人才最多，也最成體系，一般說來，在地方上只要取得鄉豪勢族的支持，就能通過他們控制的人力、物力以及財力迅速的控制地方。就像李家，李巖只是取得李家微弱的支持，就有各樣人手源源不斷的送來，而記憶中李家可只是一個並不算大的家族而已；就這樣的家族，如果能全力支持李巖的話，李巖也能輕鬆的治理這一府之地了。
但是，這樣的大族也通常都有自己的向心力，有自己的核心利益訴求，可同甘、難共苦；這些勢力雖然要用，但一定要限制着用。
相對來說，此時有共同敵人，目前宜昌的這些人是可以信任並借用的，不過李巖還是有重點的進行選擇。
首先是要選擇年富力強且有真才實幹的人手，再一個就儘可能的從社會中下層選拔人手，這有利於緩和中下層貧佃民與一層鄉豪勢族、田主、商戶之間的矛盾，而不是去激化矛盾。
撿賢能補官吏的名單表面上看是這些人都是在此地頗有名聲的，也都是熟悉地方民情事務的賢能人士，不一定都有功名在身，但都是讀書人的身份，分佈各鄉各里，在鄉里有一定的聲望，有利於整個宜昌府迅速恢復秩序。
外人可不知道，這些人可是沒有一個是哪個大族的繼承人，這樣的話，這些人從家族中的得到的支持就不多了，這些人在這種情況下，也只能依靠李巖了。
人心一般都是看不得別人好的，縱然這些家族不會偏袒，但是每個家族的主要繼承人可都是不會讓人爬在自幾頭上的。
一般縣裡主要事權分屬六房：前三房爲掌官吏任免、考績、升遷之吏房；掌軍政鄉兵、縣刀弓手之兵房；掌刑法、獄訟之刑房，此三房最爲重要，每個縣中都基本有設；後三房爲掌田賦、戶政、倉儲之戶房；掌禮制、縣學之禮房；以及營造、屯田、水利之工房，此三房一般除了大縣都不常設；至於縣丞和主薄，編戶不到二十里的縣，是不設縣丞、主簿的，由典史承擔縣丞、主簿的責任。
這次補選賢任事，也是一個在此地紮下根基的重要機會，因此李巖的意見是每項職事儘可能補足一正三副的人手，除了減輕縣裡民衆傜役負擔外，更重要的是進行人才儲備。
當世民衆的識字率很低，宜昌因爲位於交通要衝，商業發達，因此識字的人要比其他地方要多不少，雖說相當大的一部分都是鄉豪勢族子弟，也有相當一部分爲平民階層，從中選拔、培養出有才能的基層人手來，不是什麼難事，關鍵這時候要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名目。
夜裡，李巖和宋獻策等人，清理名冊，又根據各人的實際情況，決定要提拔選用的人選，然後通過現場觀察決定每個人的職務。
不過，此時也就只是把各縣以及府裡的官吏補充了一下，而鄉里之間，李巖一時還沒有機會去動手，此時，要動這些鄉里之長位置，阻力太大，只能等戰事完結之後再動了。
這時鄉里事務都由里長、甲長掌握，完全按照約定俗成的鄉風民俗行事，這些里長、甲長實際上又是鄉豪勢族的代表。
這些人又施加影響，推薦給縣裡吏員來保證自己的利益，李巖此舉表面上是對通匪案進行徹查的需要，有這個藉口，別人也不便阻撓，實際上則是加強了縣裡對地方事務的集權，最根本的目標就是限制鄉豪勢族控制鄉里的勢力。
這次補選的官吏都是從各鄉各里撿選，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人脈與聲望基礎，也是各方面至少能勉強接受、不便公開議論的人選。
周辰等到喜訊本想回家好好慶賀一下，纔去縣裡正式任事。他本人一天之內經歷的事情也太多了，內心受到極大的衝擊，也需要時間好好消化一番。但是，既然知府要求他儘快上任，他也只能迅速的趕到家中，跟妻子和家中的長輩說了一下，就先趕去夷陵，至於家人等收拾好之後才能前去。
李巖一早也都通知了下面幾縣，此時，除了夷陵還有一個剛任命的巡檢之外，基本其他兩個縣都沒有了主官，只有些吏員、教授、驛丞等不掌權的屬官可能還在，其他幾乎都被一網打盡。
來到這個時代，也有一段時間了，李巖也熟悉了這個時代，可能有些官吏是不得不貪，只要貪污受賄了，就肯定要出賣朝廷的利益了，體制如此，洪武大帝雖然是一代偉人，但是作爲一個農民出身的人，他天生對商人就有隔閡，不知道商業的利益可以讓人滅家叛國，也沒有注意到商業纔是一個國家的主要收入，而導致了本朝商人地位過低，商稅基本和沒有沒什麼兩樣。
而商人爲了利益地位就來拉攏官員，官員也因爲俸祿過低，享受不到作爲人上人的快樂，於是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