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和小學，那一個更重要？
在中國，這似乎被分割成了兩個層面，一方面，很多人認爲，大學更爲重要，他們的理由很簡單——這麼大的國家幾乎沒有工程師、幾乎沒有自己的技術人員、智力資源的嚴重匱乏限制着國家工業的發展。大學更爲重要，但他們卻無法否認的一點是，爲了樹立一個全新的民族，小學同樣也極爲重要。
而衆所周知的是，從民元開始邁向中國復興的過程中，這個古代的國家一直浸淫在各種艱難中，難以闊步向前——包括混亂、戰爭、貧窮、疾病、無序、愚昧和迷信，可以說，受教育的低下，嚴重影響到中國的未來，每一個有識之士都非常清楚，如果無法改變中國大面積存在的愚昧和基礎教育普及率低下，後者就會直接成爲國家前進的羈絆，就像現在一樣。
但是，現實的需求，又迫使中國必須要首先建立起大學教育，以滿足工業建設與發展的需要，也正因如此，早在清末時，一座座大學就已經建立，但是那些大學的規模卻是有限的，遠遠無法滿足中國需求的。
也正是在這種大前提下，出於自身的需求，早在民國二年，六合公司就同當時青島的德華大學合作建立起了“德華大學連雲分校”，但是這所分校的規模遠大於德華大學，而在規劃之中，這所大學甚至於超出了這個時代對於大學的認知，至少在其規模上。
“對於中國而言，我更希望有朝一天，德華大學會成爲一個華麗的夢想。對於我個人而言，我所希冀德華培養出具有世界水準的工程師，並能成爲一針催化劑，用以重塑這個幕色沉沉、喑啞沉淪的國家。”
在這所連雲分校創辦時，時任公司董事長的李子誠曾如此寄希望於這所大學，在滿懷希望的同時。自然就有了“不惜一切”的決心，從建校時的一千兩百萬元學校建設費，再到後來的多次擴建，無不見證着公司對於這所大學的期望。而所有的目的都是爲了把這所大學辦成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第一流的高等理工科學府。
而爲了滿足教學的需要，公司更是一次次的追加投資，並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從全世界範圍內引進教授、學者，一開始，德華大學是由中德合辦的。德國教授學者成爲這所大學的主流，
到民國三年，中德宣戰之前，387名教授之中的314人來自德國，來自英美等國的教授不過僅十數人。19世紀末以來，德國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方面領先於世，吸引着歐美各國的學子，挑戰牛津、劍橋的古典教育傳統。有批評家指出。牛津、劍橋食古不化，似乎大學教育就是培養紳士，片面注重道德、品格、行爲舉止的訓練。課程太窄，跟不上現實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甚至有人進一步推演：牛津、劍橋孕育的這種“紳士帝國主義”，使英國的精英缺乏實際技能，結果到了20世紀，英國被德國全面趕超。這樣的紳士教育，導致了大英帝國的衰落。
自然的，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和大量德裔教授以及沿用德國教材的情況下，這所學校自然帶着濃濃的德式教育風格，那時，這所剛剛成立的大學。就被教育界視爲“同德國本土別無二致，一般優秀”的高等理工大學。
而全面仿效德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德華大學，與任何一所德國大學一樣充滿了濃濃的專業化色彩，培養的是專門人才，但是在隨後，歐洲的戰爭卻改變了一切。爲了確保國土不失，中國“被迫”向德國宣戰的舉動被德華大學內的教授們所接受，雖然未影響到他們的教學，但是，因隨後的招生規模的擴大，使得德華大學必須進一步擴建，同時招聘更多的外國學者、教授來到德華。
早在公司創建時，就已經進行了一個計劃，“第一年招生三千五百人，第二年招生四千人至四千五百人，第三年招生五千人、第四年招生六千人至六千五百人，直至穩定於年招生七千人……”，這不可不謂之是一個野心勃勃的高等方案。
這或許正是企業辦學“功利性”，而之所以制定這個計劃，實際卻是和公司制定的發展計劃是相適應的，按照公司的計劃，在德華大學創辦三年半之後，也就是第一期學員畢業後，他們正好趕上公司的大發展時期，從而可以在實踐中，成爲合格的技術人員或者研究人員，當前三界學員畢業之後，公司便擁有一支全中國最龐大的“技術隊伍”，並在十年內，取代外籍技術人員佔據着公司技術人員主流的局面。
正因爲制定了這一計劃，所以，在德華大學的擴建過程中，都必須嚴格的按照這一計劃實施，但是由於戰爭的原因，從德國聘請學者教授便成爲了泡影，而且還有少部分德籍教授在中德宣戰後選擇了辭職，在這種學校要擴大、教授在減少的情況下，爲了確保教學質量不降低，就必須要從其它國家引進教授。
最終，公司把視線從德國轉向美國，從民國三年開始，大量從美國引進教授學者，在高薪和充足的研究經費等多方面的吸引下，雖說對於教授學者極爲渴求，但是在聘請美國教授學者的過程中，德華大學教授聯席會議充分發揮着自主權，對於每一位教授的聘請都進行着嚴格把關，雖是如此，在不到兩年的時間中，德華還是從美國引進三百二十餘名教授學者。
而隨這些教授一同引入的德華的，還有美國的高等教育體制，19世紀末以來，美國大學急劇擴張。大學的這種擴張，一是因爲科技的發達，一是因爲人口的增長和教育的普及。因此研究性大學和本科寄宿學院制大學，成爲塑造美國大學發展的兩種重要理念。
相比於德國大學，美國大學的優異在於其沒有一個系統。因此，人們很難用一兩個概念概括美國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經驗。在1860年到1910年間，美國的高等教育處於德國的影響之下。一批受德國大學訓練和影響的教育家，掀起了建設研究性大學的運動。並且得到了許多財團的資助，碩果甚豐。到1890年代，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院蓬勃發展，本土博士的產量大增。
到了世紀之交。在大學找個教職沒有博士學位幾乎不可能。1901年，耶魯宣佈把研究成果和在全國的學術聲譽作爲評定教授的標準。斯坦福大學甚至把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年度報告中公佈。到了1910年，大學的目標被定義爲創造知識、培養具體領域的高級專家。過去的通才教育，以及那種對心靈、智慧、品格的全面培養，似乎已經變得過時了。
這一發展，引起了教育界許多人士的反對。在他們看來，重視研究的負面結果是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視。研究院過分龐大。在大學中已經喧賓奪主。教授一心做研究，把教學看作一個負擔，不投入熱情。更重要的是，學校規模的擴大，使師生的關係更加疏遠，學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導，只是學了一些具體的技藝，有知無德。難以承擔領導社會之重任。所以，他們強調：大學的目的，不僅是傳授專業知識。而更重要的是“教育一個完整的人”。研究性大學正在腐蝕大學傳統的人文價值。
而那些美籍教授來到德華之後，並不贊同德國的“不全面教育”，在他們看來，德國大學過分專業化，培養的是專門人才，卻不是完整的人。用他們的說法是，德國人作爲個體而言，才幹出羣。只要你看看近代德國培養的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就不能不驚歎德意志民族的創造力。但是，德國作爲一個整體而言。表現一再令人失望。
而對於這種“學術”上的衝突，公司從來沒有過問，畢竟按照公司創辦這所學校的規定，“從移交之日起，公司即不再享有對學校任何權力”，在這場德美教授學術衝突中。最終，雙方選擇了妥協，畢竟兩者都有互補性，也有衝突。在這種互補和衝突中，維持着大學教育的平衡發展。在這種互相影響下，德華大學發生着極爲明顯變化，先是由系改院，所有本科生被分配在12個學院中。這樣每個學院就成了幾百個學生同吃、同住、同學的小世界，有利於學生之間的互動。
甚至在美籍教授的力主下，大學本科由三年改爲四年，而大學本科的頭兩年都要在寄宿學院過。而大部分學生，整個四年都在學院中住宿。每個學院有一個住院的院長。另外有若干住院的教授。另外，各學院還安排“學院討論班”，下午和晚間在學院舉行，每班最多18人，寫作討論班則限制在15人以內。
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德華大學從過去的“專業理工學院”，轉變成爲一所以學院爲中心的通才教育，讓學生在心靈、知識和身體上全面發展的大學，不過雖是如此，但這種轉變卻不是在一朝一夕中完成的，至少現在的德華，仍然偏重在研究，甚至這同樣也是大多數學生課業。
對於德華大學工程學院的學生而言，或許設施齊備的試驗室，從來都是他們最引以爲傲的地方，儘管大學的人宿舍顯得有些簡陋，但是對於這些將大多數時間都用於完善設計的學生而言，或許試驗室纔是最爲重要的。
“噠！”
在計時器響起的同時，安卓勤便打開電烤箱，取出烤盤映入眼間的卻是一根根極爲纖細的黑色條形物，在還未冷卻時，他便用放大鏡檢查着托盤上的筆芯，每一根筆芯的質量看起來都非常不錯。
“怎麼樣，勤勉，筆芯的研製進行的怎麼樣了？”
就在安卓勤等待着筆芯的自然冷卻時，卻聽到門邊傳來一個聲音，不用聽聲音，他也知道是誰，是他的好友宋家誠，他和他一樣都是工程學院的學生，並不兩人並不同系，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爲好友，甚至於在所有人都在爲畢業設計忙活着的時候。他們兩人還是依如繼往的追逐着一年前的暑假，他們到陝西“支教”時的那個夢想。
“支教”是德華大學一個特有的社會實踐，往往是前往遠離鐵路沿線的偏遠地區充當兩個月的“臨時老師”，不過是根據個人自願。絕大多數德華大學的學生，更願意在教授的試驗室或者工廠內從事社會實踐，但是他們兩個人卻選擇了只有極少數人選擇的“支教”。
也正是在那時，渭南地區那些在公司資建的小學內充當短期老師，才發現，那些渴望學習的小學生從來都不捨得用鉛筆寫字，原因非常簡單。一杆鉛筆五塊銅板，可又有幾個家長願意每隔幾天就花費這筆錢呢？所以，小學生們在大多數時候，都是木棍在地上練字，只有寫作業的時候，才捨得用公司捐贈的鉛筆寫字。
隨後他們纔開始關注這個從沒有人注意到的問題，鉛筆，那是學生上課的必需品。可對於絕大多數貧困子弟來說，他們來上學已經很不容易，買鉛筆更在無形中增加了家庭負擔。儘管有着教育部和公司的捐贈，但是相比於學生的需求來說，捐贈只是杯水車薪。儘管使用毛筆看似很省，但又增加了作業本的使用，同時還有可能污染需要回收的教科書，可以說，至少在習字、作業上，因爲鉛筆價格的昂貴，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幾乎是在他們回到學校。發動“一口飯一支筆”的學生捐贈的同時，亦開始研究一種“廉價”的書寫工具，爲了這種“廉價”的書寫工具，他們進行過大量的嘗試，最終，在走了一圈之後。他們還是回到了最初的起點——鉛筆。
世界上第一支鉛筆於1792年在發明，鉛筆的結構極爲簡單，兩片木片，夾上用粘土與石墨粉混合在一起,燒製而成的筆芯，這種鉛筆使用了一百餘年，從西方直到清時引入中國，木製鉛筆爲了維持書寫順利，需要時常卷削，所以一支鉛筆的使用壽命極短。
而他們兩人的目的就是爲了研製一種“廉價的鉛筆”，但是如此簡單的，原本就極爲廉價的鉛筆，如何還能更爲廉價呢？
幾乎是在他們兩人提出這一想法的時候，就遭到了周圍的不解，甚至嘲笑，還會有比“鉛筆”更廉價的“鉛筆”嗎？對於外界的不解也好，嘲笑也罷，他們首先想的是千方百計的降低鉛筆的生產成本，爲此，他們特意到鉛筆廠考查，考查鉛筆的製造過程，對於這兩位學習機械工程的學生來說，他們能做的就是改進製造工藝。
經過一系列的考察之後，他們用了半年的時間，通過改造生產設備、筆桿免漆的方式，成功降底了一些成本，但這細微的成功還不夠，最終，他們選擇了另一種方式，縮小筆芯，甚至通過實踐證明，筆芯細使用時間更長。
爲了製造更細的筆芯，安卓勤更是轉爲學習化工，以改進百年來幾未曾改變過的毛芯的配方，從而製造出一種更細，但卻不會減少筆芯強度的細筆芯，通過縮小筆芯直徑來降低成本，而按照安卓勤的設想，如果筆芯細至0.71毫米，那麼就不需要削出筆尖。而在他研製筆芯的同時，宋家誠則全心投入於免削筆的設計。
“自揚，你看！”
一見到好友，安卓勤便笑着捏起一根細如髮絲的筆芯說道。
“石墨鉛芯，他的就是石墨和粘土，不過製成這麼細，要增加強度，就要加更多的粘土，那時就會出現字寫不清的毛病，這一段時間，我一直都在試着這個……”
“一直試着，用其它材料來提高筆芯的可塑性和粘結力，從而改善鉛芯成型性能。這一次我用上了飴糖還有黃耆樹膠，爲了改變鉛芯性能材料，在鉛芯燒結後，又採用了油浸處理，藉以改善鉛芯物理性能，比如像磨耗、濃度、芯尖受力、滑度、硬度等，這一次試驗我用的是石蠟還有牛羊油，這幾種原料的價格並不高，我算了一下，成本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如果筆芯達到要求的話，那麼，至少能降低30%的成本，這樣的話，這只是筆芯，如果你的那個免削筆，能再拿出來，嗯……一盒筆芯相當於二十支鉛筆，成本只需要三塊銅元，到時，所有人都能用起鉛筆了……”
說笑之餘，安卓勤便把筆芯安裝在測試儀上，以檢驗其強度，同時又從抽屜中取出一個筆盒，其中有幾支金屬製的“免削筆”，那是宋家誠早期的研究成果。
“勤勉，你試試這支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