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羅號是一條划艇，這是一種用中西合璧方式製成的船。由中國人蘇亞成於一八五四年在中國內地製造的，後來被賣給了一個在香港居住了十年左右的名叫方亞明的中國人。
方亞明在一八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將亞羅號在香港殖民政府登記，登記後領了一張執照。
有了香港殖民政府的執照，亞羅號就可以懸掛英國旗和受到英國政府的保護。它的全部水手都是中國人，只有船長是愛爾蘭人，名叫唐瑪氏•肯尼迪。
肯尼迪曾清楚地表示過，他只是這條船上的掛名船長。
一八五六年十月三日，亞羅號駛進廣州。在這之前的九月二十七日，它僱傭了二位助理領水員，名叫樑明太、樑建富。
這兩個人是海匪，在同年九月六日曾經搶掠了兩條中國貨船。被搶的兩條船的主人是個紳士，名叫黃連開。
劫案發生時，黃連開正好在船上。雙方從早上七點開始火併，到了下午四點時，黃連開的人漸感不支。
在他船上的四個水手被殺之後，黃跳水逃跑了。
同年十月八日，黃連開到了廣州，發現樑明太就在亞羅號上，他立刻認出了樑明太，因爲樑明太的重要標誌是沒有兩顆門牙，而在雙方交戰時，樑明太腰纏紅帶，頭纏紅巾，不斷招呼同伴，向黃連開的貨船開火。
黃連開立刻向廣州水師報信。水師千總樑國定馬上帶兵登上亞羅號，當時，亞羅號既沒有懸掛任何旗幟，也沒有任何外國人在船上，他們看到的只有中國水手，於是就把這條船作爲一條中國船來處理，把水手作爲嫌疑人犯帶走。
當時亞羅號的船長肯尼迪——唯一的外國人，正在另外一條名叫大特號（Dart）的船上和幾位朋友一塊吃早餐。他們從遠處看到了整個事件的過程。
其實，亞羅號是一條海匪船。肯尼迪利用亞羅號來接贓，他當然不願意看到其中任何水手被*拘捕，以防東窗事發。
因此，當他在遠處看到中國水師登上亞羅號時，連忙趕回船上，希望通過治外法權以防止他的任何水手被拘捕。
他向千總樑國定強調，亞羅號是一隻外國船，他就是亞羅號的船長，同時，把英國國旗，重新升了起來。但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
最後，只好懇求樑國定留下來兩位水手看管亞羅號。樑國定同意了他的請求。
沒有辦法之餘，肯尼迪只能希望通過外交途徑儘快把水手搶回來。他要搶時間，搶在中國官員的前頭，在水手們還沒有被中國官員審查之前就搶回來。
在這種情況下，肯尼迪爲了使英國駐華領事巴夏禮立即採取行動，而虛構了扯旗的事件。
當亞羅號的其他水手（十二位）被樑國定帶走後，肯尼迪立刻跑到英國領事館向巴夏禮報告。
他的報告內容可歸納爲兩點：一、中國水師拘捕了他管轄下的一條英國船上的水手；二、中國水師扯下了當時在船的桅杆上飄揚着的英國國旗。
當時巴夏禮半信半疑，不願意草率地對這麼嚴重的事件“聽信一面之詞”。當時就派人去調查。
而他自己又翻閱船隻的登記簿。雖然巴夏禮對肯尼迪的誠實程度有所懷疑，但亞羅號的執照證明它是受英國保護的。（其實，亞羅號的執照已經過期了。）
因此，巴夏禮也覺得有責任去領回那批被拘水手。
當巴夏禮接獲有關亞羅事件的口頭報告，得知亞羅號的十二名水手均被拘禁在附近的一條船上後，立刻登船索人。
巴夏禮來到關押被捕水手的船上後，要求樑國定把水手們帶到英國領事館以備審訊，遭到樑國定的拒絕，巴夏禮於是虛聲恐嚇，以武力相威脅，並準備親自動手放人。樑國定當然不允，於是雙方糾纏起來，在紛亂中，巴夏禮捱了一記，他頓時懷恨在心；但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先撤了回來再做計較。
這一拳改變了整個事件的性質。
捱了一拳的巴夏禮回到領事館，心中忿忿不平，寫了一份措辭尖銳的申陳，送給兩廣總督葉名琛。申陳一開頭就說：“我趕忙讓閣下注意一下需要立即洗雪的奇恥大辱……以你的才幹來說肯定會使你立即承認，這種公開的侮辱一定要得到同樣公開的洗雪方能罷休。”
“我要求閣下命令樑國定親自帶領被拘水手，在我面前送回亞羅號船上。”這份申陳以武力威迫作結束。
同時，還給他的上司駐粵公使兼香港總督司包令爵士寫了份報告，說他在亞羅號事件發生後，亞羅號的船長來報案，他當時就派“人”去調查。調查的結果，令他相信“英國船亞羅號在珠海炮臺附近升起旗幟停泊的時候”，被中國水師拘捕了差不多全部水手，“還扯下我們的國旗，這對我們來說，真是奇恥大辱”。
可以看出，在動武之前，巴夏禮只是要求那些被捕水手被送到“英國領事館”；動武以後，卻要求樑國定在他面前將水手送回亞羅號。動武而帶來的無名恥辱，對巴夏禮有莫大的影響，促使他對扯旗的事，作了些不實的報告，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他對整個亞羅事件的態度。
正如上面提過的，在十月八日事發的早晨，在第一次聽到肯尼迪的報告時，巴夏禮是半信半疑的，經過一天折騰之後，他給包令寫信時，就變得言之鑿鑿，說英國國旗在亞羅號桅杆上飄揚時，被中國水師扯下來。
其實，除非亞羅號啓航了，升起英國旗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亞羅號的執照已過期失效，本不在英國的保護之下了。
巴夏禮在第二天，即1856年10月9日，錄取了幾個人的證詞，其中有亞羅號的船長肯尼迪和留在亞羅號上的兩名中國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