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贛州通往廣東韶關的官道上，一支三萬人規模的清軍部隊，正以極爲緩慢的速度緩緩前行。
南國的春天來得特快，這不剛剛二月下旬，道路兩旁便滿是綠色，和煦的春風輕柔吹拂，讓行軍中的清軍戰士渾身舒暢恨不得倒下睡個大懶覺。
此乃新任兩廣總督吳可，所率赴任逼兵馬。
從正月下旬出發，三萬精銳清軍橫穿整個江西，路上蟊賊太平軍勢力無比膽戰心驚，不敢對這支過路清軍部隊有絲毫挑釁之意。
人的名樹的影，吳可全憑赫赫戰功立下的名頭可不是吹出來的。
太平軍在吳可和麾下鄉勇隊手下，吃過多少虧損失了多少精銳人馬？
吳可‘剿匪總督’的名頭也不是開玩笑的，每每就任一地首先做的便是清剿當地土匪山賊勢力，手段狠厲行動間更是雷霆萬鈞勢不可擋。
江西太平軍殘餘勢力，經過與湘軍多年來的拉鋸戰，早已不復當年之勇只能在鄉下地方苦苦掙扎，之前所佔州縣城池全部落入清軍之手。
因爲連年戰亂，整個江西的秩序都一片海軍亂，到處都是佔山爲王的土匪山賊勢力，凡是地勢險要的山就飄揚着名頭甚響的綠營旗幟。
可以說，自從湘軍入贛作戰以來，除了逐一收復陷於太平軍之手的州縣城池，對於江西秩序的破壞當負首要責任。
別以爲曾國藩是什麼好人，湘軍上下也沒啥好鳥。
因爲軍費大部都需自籌，湘軍又不像鄉勇隊有諸般產業支撐，財政缺口之大可想而知。
也因此湘軍軍紀良莠不齊，給江西的地方秩序帶來極大不安。
江西地處長江中游，又是安徽、浙江、福建、廣東、湖南和湖北六省交界之地。這對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國來說，是必守的門戶，而對肩負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湘軍來說，又是扼敵致死的咽喉，江西是雙方必爭的戰略要地。
曾國藩有過一次比較詳盡的敘述，那是在1855年初湖口之戰後，太平軍乘勝直搗武漢三鎮，上游空虛，咸豐帝急令曾國藩率軍上援，謹小慎微的曾國藩居然婉言申辯，拒不奉旨。
他那是就提出了“其難有三端，一則潯郡爲長江腰膂，陸軍未能輕撤；一則內湖水師乘春漲可以由湖口出江，所慮在既出以後，孤懸無依；一則金口水陸諸軍餉項缺乏，若再添師前往，更無可支援，恐餉匱而有意外之虞，臣實乏良策，惟有堅扼中段保全此軍。”
曾國藩的不奉旨，無非怕失去長江中段的地利，無法保全他的水師陸軍。在江南作戰，十分重視水師的作用，保有江西，便能充分利用鄱陽湖，成爲水師的巢穴，這一着是很惡毒的。
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經直言不諱地表示：“餘辦內湖水師，即以鄱陽湖爲巢穴，進而切斷轉戰湖北的太平軍與其首都天京的聯繫，間或出江剿賊，亦不過三分之一，與賊鏖戰。
剿上游則在九江、武穴、田家鎮處遊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利則交戰，不利則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剿下游則在彭澤、望江、安慶等處遊七，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利則交戰，不利別亦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如此辦理，
則上游武穴之賊與下游金陵之賊，中間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勢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賊之命。”
既要將鄱陽湖作爲水師的巢穴，自然必須保有江西；而控制了鄱陽湖也就控制了長江中段，湘軍水師才能縱橫內湖外江，可進可退。
一旦羽翼豐滿，時機成熟，它便可以順流而下，爲剿滅太平軍事業發揮最後一擊的作用。地處長江中游的江西，被曾國藩稱爲“長江腰膂”的九江，自然成爲他必爭的戰略要地了。
而湘軍的銀餉主要是自籌，這使得江西與六省交界的地理位置顯得分外重要。籌措銀餉是曾國藩最感頭痛的事，他常對湘軍將領說：“今之辦賊，不難於添兵而難於籌餉。”
曾國藩兢兢業業地“惟當力保廣、饒以通蘇、杭之餉道，先剿撫、建以固閩、浙之藩籬。”又亟亟乎要求“上海抽釐金撥解臣首專濟楚軍之用。”
這些，都說明江蘇、浙江、上海是在江西戰場的湘軍的軍餉重要來源之一。
而廣東呢?
甚至在曾國薄起軍前夕，就專賴廣東的餉銀以便動身，他曾專函當時的湖廣總督吳文鎔說：“惟口糧一事萬難爲續，目下專望廣東九萬金來，爲起程之資。”
而湘軍到江西以後，廣東仍然是湘軍餉銀重要來源之一，曾國藩在給李元度的信中說過：“四、五月，餉項竭蹶，每日只能合百文，待六月廣東餉到，再行逐一補足，每日加賞米一升，鹽三錢，將來不復扣還。”
富饒的江蘇、浙江、廣東的財力，商賈雲集的上海厘金，以及收入冠於全國的粵海關稅款，是湘軍餉銀來源的後盾，有了餉銀才能使這支地主武裝發揮它的戰鬥力。這些地區與江西不是毗鄰，便是有道可通，保有江西，自然便於籌餉。
而江西本身，就是湘軍與太平軍籌集軍餉、軍糧的重要基地。
曾國藩承認：“吾在江西，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之多，所以他說：“籌餉以江西爲本。”
關於軍糧，江西物產豐富，尤其盛產大米，更引起雙方的重視。曾國藩認爲“江西物力尚厚，供我水陸兩軍口糧，大約足支八個月”。
太平天國方面也是如此，1854年東王、北王、翼王三人向天王上書稱：“弟等細思安微、江西米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
除此以外，湖南是湘軍的老巢，湘軍雖然出省作戰，但是，其兵勇的補充仍然要回湖南招募。
如在江西作戰時，曾國藩還是“委副將朱品隆……等回湖南續招鄉男四千人赴撫州訓練以備攻剿”。
周風山、曾國荃也曾經分別從湖南招募鄉勇，這些事情都是屢見不鮮的。江西與湖南毗鄰接壤，湘軍佔得江西，自然便於補充兵源。
綜合上述，無論從戰略位置、糧調籌措以及兵源補給等方面，佔有江西都是至關緊要的，無怪乎湘軍與太平軍都在江西戰場投下了精兵良將，展開了歷時五年的激烈的爭奪戰。
敵對雙方在一個戰場上反覆搏鬥五年，確實是個不短的時間，整個江西也在這樣的拉鋸戰中打成一片廢墟。
從咸豐四年十二月至咸豐五年十月(即公元1855年1月至11月)爲止，是太平軍楔入江西戰場，阻止湘軍凌厲攻勢的時期。
咸豐四年秋，太平軍佔領的湖南、湖北重鎮嶽州、武昌，先後被湘軍攻陷；十月，秦日綱率領的大軍又在田家鎮半壁山爲湘軍所敗，湘軍乘勝水陸並進順江東下，聲勢逼人。
石達開臨危受命，督師九江，咸豐四年十二月先後取得湖口、九江大捷，使湘軍水師喪失戰船、民船共七、八十艘。當時湘軍水軍的整個兵力，也不過擁有戰船“凡大小二百四十，輜重炮船百二十，輜重民船百”，不能說沒有傷及元氣。
太平軍在這戰役中，將湘軍水師“一分爲兩截，出現了外江無小舟，內湖無大船”的局面。留在外江的水師“實覺無以自立”，不得已上駛金口，內湖水師又擔憂“不便宿食，不能紮營，……無得力將領統之，……外與九江隔絕，內又與江省遠離，銀兩子藥俱無所出。”
湘軍的銳氣受挫，石達開有效地阻截了湘軍水陸大軍順江東下的攻勢，扭轉了危局。
曾國藩沒有就此退卻，下定決心慘淡經營江西。僅僅過去一個月，也就是咸豐五年正月，曾國藩由九江抵南昌，又是下令讓內湖水師的營官“撫輯衆心”，又是“設局製造炮位子藥，專，供楚炮船之用”，又是“派員卉回湘，增募水勇”，又是撥船、造船，甚至“設立船廠添造各船”，於是“內湖水師自成一軍矣”。
在曾國藩親自坐鎮南昌竭力整頓下，又過了兩個月，“今水陸各軍在江西境內者，傷者平復，勞者休息，羸弱者遣汰添挾，仍可恢復去秋壯盛之氣。”
接着，曾國藩對今後的戰略部署作了一番具體分析，他在《統籌全局摺》中說：“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論之，陸路須有勁兵四枝，水路須有勁兵兩校，乃足以資剿辦。”
水路以及陸路四支又分東、西兩路、曾國藩認爲“江南自九江以上興國、通山、祟陽、武寧等屬，皆土匪勾結粵賊之淵，是爲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東流建德、饒、池、徽、寧四府，皆逆匪覬覦浙江之要途，是爲東一路。……南岸以東一路爲重要，而西路次之。”
根據這一戰略思想，曾國藩的強兵悍將都佈置在部陽湖東、西兩岸。他在西路以塔齊布一軍五千人屯潯郡，伺隙攻城，妄圖牽制堅守九江及小池口一帶的石達開的主力軍，使之不敢全數上爭武漢，基本上還是守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