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可端坐在包下茶樓的二樓臨窗口，一邊默默注視樓下繁華喧鬧的廣州街市，一邊靜靜聆聽手下彙報。
來到廣州就任兩廣總督已經過去了一個來月時間，有着隨行三萬鄉勇隊精銳戰士保駕護航，他很輕鬆的便在廣州城站穩了腳跟拿住了權力。
剛開始時，廣州城裡的大小官員，以及數十萬百姓商賈，可被他帶來的三萬精銳將士嚇得不輕，生怕來了夥匪軍貪婪無讀盤剝嚴苛。
結果駐紮在城外四方的鄉勇隊三萬精銳表現完美，不僅軍紀嚴明從不繞民，就是稍微一些過分舉動都不許有。
這一下，羊城百姓好奇了，心中的忐忑放下了一些，對於城外駐紮的那三萬精銳官軍很有好感。
能沒好感麼，官軍什麼鳥樣羊城百姓可是深有體會，特別是越來越多的洋人出現以後，駐囤廣州以及周邊地區的清軍不要太多，那軍紀鬆弛得真沒法多說。
一到休浴日那就是羊城周圍百姓的災難日，那些出得軍營的兵大爺們吃霸王餐嫖霸王雞還是輕的，動不動便是拳腳相向肆意妄爲，比起山上那些大王們都有所不如，羊城百姓能有好感才見鬼了。
像鄉勇隊這樣守規矩的官軍實屬罕見，頭一次碰上要說沒半分好奇怎麼可能？
安徽清軍的赫赫威名羊城百姓倒是聽過，可是親眼所見還是頭一次。
與嚴重依賴兩廣籌糧籌餉的湘軍不同，鄉勇隊可是有自己的財政體系，根本句用不着向外界求爺爺告奶奶，也是因此鄉勇隊與其它清軍部隊很少有深入交流，因爲根本就沒這個必要。
與鄉勇隊最爲親密的清軍部隊，當屬江忠源所部楚軍人馬，誰叫鄉勇隊剛剛崛起之時兩軍又很長一段時間聯合作戰的經歷。
之後江忠源戰死廬州，左宗棠在吳可的幫助下，順利接手了楚勇的指揮權，所以左宗棠部對鄉勇隊的底細也十分了解。
更不要說，在河南和淮北那幾年並肩作戰的時間裡，左宗棠部楚軍乾脆學習鄉勇隊建制，幾乎就是一個簡化版的鄉勇隊。
左宗棠雖然不像吳可那般會合理斂財，但跟着鄉勇隊一起行動多年，積攢起來的家底也十分豐厚，養上數萬軍兵不在話下。
在河南兩次剿匪，還有兩次支援京畿，鄉勇隊基本上都是獨立作戰，與河南清軍以及京畿清軍的交流不多。也就是在京城保衛戰中，因爲人手不足的緣故鄉勇隊才與京城守軍混合作戰。
可就算如此，隨援的鄉勇隊精銳也是單獨立營，沒有跟京城守衛清軍有過多接觸，鄉勇隊的底細也沒有暴露於京中大佬眼底。
兩江清軍算是與鄉勇隊配合得不錯的清軍部隊，沒辦法連兩江清軍的整編都是鄉勇隊派出大隊教官親自訓練，是除了左宗棠部楚軍對鄉勇隊最熟悉的清軍部隊，可就是這樣兩江清軍與鄉勇隊依舊是不同的兩個體系。
三萬鄉勇隊精銳戰士以他們嚴格的軍紀，讓羊城百姓大生好感。
緊接着鄉勇隊又貼出招工告示，招募了數千羊城底層百姓做工，間接更是讓數千個家庭受益，這一下更得民心之前的閒言碎語也慢慢消失無蹤。
果然中國人是最容易適應環境的，見城外駐紮的三萬官軍沒有饒民之舉，城裡的百姓雖然心中依舊帶着擔憂，但廣州城很快就恢復了原本的繁華和喧鬧。
與前任勞崇光交接用去了小半個月，之後又是與廣州城裡的大小官員瞭解情況，又花去了大半個月時間。
等他對廣州局勢有了個大概瞭解的時候，時間不知不覺已過去一月有餘。
廣東局勢真的不容樂觀，被洋人滲透得實在太過厲害，民心都不一定在朝廷這邊，萬一有事也不用指望地方團練武裝能幫上什麼忙。
首先就是民心問題，這兒的‘漢奸’實在多了點。
早在1841年5月底，廣州城北的三元里爆發了民衆抗英事件，後來這個事件因被寫入歷史教材而廣爲人知。
但少爲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衆抗英的同時，也有不少民衆成爲英國軍隊的後援。據記載，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這個數字要遠遠超過喪生三元里的英軍數量。
不僅僅在三元里，在兩次鴉，片戰爭中，都有衆多的中國民衆爲英軍以及後來的英法聯軍服務，他們爲這些“夷人”提供後勤，刺探情報、引路，甚至直接參與作戰。
這些援英者被斥之爲“漢奸”。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有清廷官員慨嘆，“漢奸”是清軍戰敗的重要原因。
1841年2月，琦善在連吃敗仗的窘境中，上書道光皇帝，指出廣東已不堪作戰，原因就在於廣東民衆除已爲漢奸者外，其餘民衆鹹被英軍誘惑以助敵勢。
浙江巡撫劉韻珂在奏報中說：“論者本謂該逆（清廷對英軍的稱呼）不長陸戰，而兩年之中，該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陸路，且能爬越山嶺，又有漢奸爲之導引，各處路徑，較我兵更爲熟悉。”
這些寫給皇帝的奏摺難免有推卸戰敗責任，誇大事實的部分，但不可否認的是，“援英”現象的確普遍存在，成爲令官員們頭疼的大問題。
因此，歷此對外作戰時，清軍不得不面臨兩線作戰的局面，一面是要對付裝備先進的英軍，另一面則是要對付數量龐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當時的很多人看來，剿滅“漢奸”是比抗擊英軍更緊要的事。比如“靖逆將軍”奕山在對道光皇帝上奏戰果時，每次都把“殺死漢奸”放在斬殺英軍官兵的前面。
所謂“漢奸”，大多數原本是和英國貿易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中國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戰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國人排斥。而紀律散漫的官兵爲了謊報戰績，濫殺貧民，污名爲“漢奸”，反過來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數量。
儘管“漢奸”一詞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起在中國開始被廣泛使用，但這一概念的首次出現則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於“夷夏之防”被過度關注，嘉慶皇帝就曾稱那些爲暹羅（泰國的古城）充當貢使的中國商人爲“漢奸”。
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由於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鴉，片的中國販子的存在，“漢奸”一詞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廣東禁菸的欽差大臣林則徐禁止了與英國的通商，那些違反禁令繼續與英國人做生意的商人統統成爲“漢奸”。
1840年春天，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裡，林則徐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態度，即最壞的敵人不是英國人，而是那數不清的與英國人往來的商人、水手和爲英國人勞動的“苦力”。
隨着局勢的越發緊張，這種“漢奸”行爲也就越發讓林則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鴉。片戰爭打響，中國“漢奸”正式成爲了英軍得力的“第五縱隊”。當中國嚮導帶着英軍通過素稱難行的珠江水道時，林則徐的憤怒達到了極點，認爲正是“漢奸”破壞了他辛苦營設的水上防線。
在虎門的沙角、大角炮臺，英軍在正面進攻的同時，“又撥夷兵漢奸數百名，由大角山後緣山而上，從牆缺處打進攻臺……其攻沙角炮臺也，逆先撥黑夷千餘名，漢奸百餘名，由穿鼻灣登岸，逆兵船則攻炮臺前面，黑夷從山後攻炮臺後面，我兵兩面受敵。”。
林則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戰役中的“漢奸”之害，他們“或冒官兵號衣，或穿夷服，用梯牽引而上。”既爲英軍帶路，又幫助英軍作戰。
1841年5月份，英軍兵臨廣州城下，趁夜在“漢奸”的指引下奪取炮臺，攻下城門。5月27日，廣州守將奕山被迫求和，與英軍締結了《廣州和約》。滿清親貴們把清軍戰敗的責任不斷地歸咎於“漢奸”。
在他們的眼裡，“漢奸”無所不在。奕經形容兩廣一帶“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爲奸匪”；爲了消除這種恐懼，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於防寇”的觀點。
不僅僅是在廣東，在其他地方，凡是英軍所到之處，都有“漢奸”接應。
在寧波，被清軍拿獲的名爲虞得倡的寧波漢奸供稱：“夷人用漢奸各處打聽信息，日日有報，或數十起，或一二十起。”
在定海，英軍在“漢奸”引導下，從清軍設防薄弱的後山登岸。1842年7月英軍攻鎮江，“遣漢奸駛駕杉板船，預伏岸側，乘火輪船開炮頭，捨命登岸。”
真真是漢奸成羣賊寇聚窩，廣州就是這麼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