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李鴻章剿捻的一系列經過，只要能得到確切消息的，吳可都通過各種手段收集準確戰報，然後作爲鄉勇隊將官級培訓班的討論範例。
這已是鄉勇隊的老傳統了，由於兩廣多年無戰事，爲了保持隊伍的戰鬥力，吳可通過各種渠道搞來中外戰事詳略，通過中高級將官之間的討論與研究，提升自我能力之餘接受不同戰鬥風格洗禮。
雖然這樣做有些‘隔靴搔癢’的意味，但總不能想要提高實戰經驗，便不拿手下弟兄的命當回事吧？
儘管比鄰兩廣的安南國境內戰火連綿，作爲鄰居的雲貴兩省更是打得不可開交，可惜因爲各種原因兩廣清軍都不好插手其中。
在安南國攪風攪雨的黃鼎鳳和其部人馬，本就是吳可指令兩廣清軍放出去的，他怎麼可能派兵過去鎮壓，要打也得等安南國局勢徹底糜爛之後再動手摘桃子。
至於雲貴亂局嘛，之前張亮基在位時兩廣清軍積極過去幫忙，眼下勞崇光當政期間就沒這好事了，沒背地裡搞小手段下陰手已經很夠意思了。
吳可也明白，一味的訓練除了提高手下將士們的技戰術水平，保持高水準的狀態和紀律，在戰鬥經驗方面的缺失問題十分嚴重。
別的不說，拉出人數相等的鄉勇隊與黃鼎鳳部人馬放對，最後的勝利者依舊還是鄉勇隊，只不過鄉勇隊可能要付出慘重代價，這就是戰鬥經驗不足的原因。
爲了解決這個麻煩，吳可跟手下將領也是攪盡腦汁想出了各種辦法應對。
首先便是內部挖潛瘋狂剿匪，凡是哪裡出現土匪山賊防地官府必須第一時間上報，而後由總督衙門統一調派人手大肆圍剿。
這樣的動作一直持續了五六年，硬生生把一個幫派林立土匪叢生的兩廣地區，搞成整個大清都難得一見的良善之地，土匪山賊勢力幾乎絕跡。
另一方面，則是輪流派出小股精銳部隊，進入周邊戰亂不休的鄰居地界，一邊做偵察動作一邊與遭遇小股叛軍作戰積累經驗，而後回來將戰鬥經驗寫成書面文字，作爲部隊推廣學習的課外教材。
這一手的效果還是不錯的，在親歷者繪聲繪色的描述之下，不僅語言有趣還能在潛移默化中學到東西，所謂寓教於樂不過如此。
當然，在張亮基當政期間兩廣清軍也有過幾次大型軍事行動。
尤其是兩廣原來的清軍勢力，不甘於迅速下降的地位，在貴州苗民叛亂達到最頂峰之時，應邀進入貴州山地平叛。結果初戰不利，上萬兩廣清軍在山地戰中，被苗民叛軍依靠有利地形擊潰慘敗而歸。
等到吳可急調得力人手入黔穩定局勢，打得貴州苗民叛軍臺不起頭，可沒過多長時間張亮基便被調去京城，兩廣清軍也不得不退出貴州戰場。
當然如果兩廣清軍硬要留下來的話，估計新任雲貴總督勞崇光不僅不會生氣，反而還會大加讚賞，可惜的是吳可根本就不會做這等‘傻事’。
還有安南方面，囤駐諒山城的兩廣清軍也沒閒着，一邊重拳出擊清剿安南北部匪患，一邊不斷派出小股精銳人馬向安南中南部滲透潛伏，期間小規模的戰鬥哪少得了？
這些動作都是採取輪換制度，吳可不想培養出尾大不掉的山頭出來，同時還要達到提高手下戰士作戰經驗的目的，目前來看效果着實不錯。
除了陸地上的行動之外，在南海伴隨兩廣水師縱橫，兩廣清軍將士也跟隨船隊在南海的諸多島嶼上建設臨時營地，同時還參與一些對固定海盜的圍剿行動，總之不放過一切有可能提升將士們戰鬥經驗的機會。
雖然分析淮軍剿捻經過，其實並不能提升鄉勇隊對戰爭的理解，因爲淮軍雖然裝備了火器，但作戰模式依舊脫不了以前的冷兵器模式，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再說三人行必有我師，淮軍雖然在近代化軍隊進程上不如人意，但是其作戰模式還是有些可取之道的。
淮軍於剿捻初期也十分不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山東巡撫丁寶楨不願其轄境變爲戰場，對李鴻章的方案虛應故事甚至蓄意破壞。剛開始李鴻章調魯軍三十一個營佈防膠萊河，丁寶楨只答應給十一個營。
李鴻章意在嚴防膠萊河西岸，而丁寶楨卻率軍深入膠東蓄意驅捻出魯；同時丁寶楨還對淮軍進行糧草封鎖，淮軍所到之處，“城寨俱閉”，“辦糧不出”。
膠萊防潰後，李鴻章和丁寶楨爲了推卸責任，“騰章相詆”，朝廷一面進行調解，一面切責李鴻章“詢私諉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縱賊誤事”，飭令交部議處。
是時言路糾彈，朝廷惑於羣議，認爲“河防不可恃”，曾國藩也勸李鴻章“早思變計”。凡此種種，使李鴻章陷於頗爲困窘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一面主動致書丁寶楨“講好”，一面堅持既定方略。他特別加固運防，親自駐守臺兒莊就近督導，並先後設立四支由淮軍精銳組成的“遊擊”之師，計有戰馬八千匹，以騎敵騎追擊捻軍。
這樣，就使東捻軍陷入危殆的處境：它雖然突破了膠萊防線，但仍被困於黃河、運河、六塘河、大海之間的狹窄地帶，“以走制敵”的特長無法施展行動屢屢受挫。
十一月任化邦在蘇北贛榆戰敗被殺，十二月東捻軍在壽光海濱一戰折損三萬餘人，精銳幾乎喪失殆盡。1868年1月賴文光雖然率餘部突過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傷被俘，在揚州被殺。東捻軍終於被李鴻章鎮壓下去。這一結局表明，李鴻章的戰略指導是基本正確的。
李鴻章督師剿捻第三階段是1868年上半年在直東戰場與西捻軍作最後決戰。
東捻軍在危厄之際，曾向在陝西與左宗棠部對戰的西捻軍緊急求接，西捻軍聞訊即決定離陝東進。張宗禹等原擬率部南出潼關，由豫入魯，後來又考慮到清軍聚集山東，河北空虛，遂決定進軍直隸，威脅京畿，逼迫清軍回救根本，從而達到解救東捻軍的目的。
西捻軍經山西、河南進入直隸，於1868年2月抵達保定一帶。朝廷大震急忙調兵遣將防衛京畿。時東捻軍已經敗亡，清軍便得以集結直、東（直隸、山東）戰場與西捻軍展開戰略決戰。
朝廷特派恭親王奕出面節制，調集欽差大臣李鴻章、左宗棠、都興阿、直隸總督官文、山東巡撫丁寶楨、安徽巡撫英翰、河南巡撫李鶴年所部和京營、天津洋槍隊等十餘萬衆。
當時駐在山東濟寧的李鴻章，遇到兩個棘手問題，一是淮軍將領紛紛求退，“聚訟不休”，使李鴻章徒呼“奈何”而無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朝廷拔去雙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革去騎都尉世職的處分。
二是與左宗棠積不相能，此次受罰不啻火上澆油。李鴻章憤憤不已，聲稱“左公放賊出山，殃及鄙人。若使辦賊者獲罪，何以激勸將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歸去，斷不以目前榮辱介懷。”
然而，他迫於所謂“大義”，從維護朝廷統治的大局出發，不惜“吃苦受氣”，“再與左公議和，但勿相犯，決不失敬。”而淮軍“諸將雖野，尚知尊親”，在嚴旨催迫和主帥勸勉下，除部分將領“浩然回裡”外，餘“皆投袂而起”。
2月13日李鴻章自濟寧啓程，督師北援。
李鴻章有了攻滅東捻軍的成功經驗，在直東戰場基本上是“抄襲舊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東戰場實施“就地圈制”戰略，卻遇到了相當嚴重的困難：第一西捻軍鑑於東捻軍的覆轍，有了較高的警惕性，“一聞圍扎”，立即“死力衝突”，“飈疾如風，一瞬即失”，李鴻章“初意擬蹙之懷、衛之間，繼欲扼之衛、黃之交，皆未及謀定而賊已竄逸”，使得李鴻章無法從容佈置。
第二，所謂“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黃河以北，平坦千里，網羅難使”，雖說“就運河一線設防，蹙之海東一隅，較得地勢”，然而戰線漫長，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爲險”，“設防全恃兵力”，但就當時直東戰場的清軍兵力而言，“有守無戰”，難以攻滅西捻軍。
面對這種局勢，李鴻章認爲“即嚴督諸軍日以追剿爲事，能勝賊而未足以滅賊，且久有覆軍疲師之憂”，與其這樣，還不如暫且以守待變。但左宗棠卻不以爲然，他力主“追剿”。
因爲種種緣故，李鴻章與左宗棠的關係變得十分惡劣，兩人之間理念相差巨大，往往對事務的看法南轅北轍，兩人又都是性格強毅大有主見之輩，而且身居高位每每所言所行影響巨大，因爲種種緣故關係逐漸交惡。
這些都是難得的寶貴經驗，吳可照單全收化做鄉勇隊的研究自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