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可跟肅順沒多少接觸，對其的瞭解大多都是官場傳言以及手下打探到的情報所述，他跟肅順到眼下不過見了幾次面而已……
他聽得最多的，就是這傢伙剛愎自用和威服自享的傳言，當然這廝有傲氣的資本和資格。
出身鄭親王這樣的鐵帽子王貴胄之家，出仕便有大哥鄭親王端華提攜，仕途可謂一帆風順。
咸豐皇帝即位以後，短短數年的時間內，肅順迅速升騰，成爲在皇帝駕前說一不二的人物。他先授內閣學士（某種意義上這個職務相當於皇帝的私人顧問），再兼副都統、護軍統領、鑾儀使等職，又授御前侍衛，遷工部侍郎，歷任禮部、戶部侍郎。
到咸豐七年，更擢升左都御史、理籓院尚書，兼都統等，這就算是“大用”了。後來調禮部尚書，仍管理籓院事務，又調戶部尚書，出任御前大臣，拜協辦大學士，便成“宰相”了。
雖然他一直都沒入軍機，可他卻是名副其實的首輔！
看看咸豐朝後期的一干軍機大臣名單，除了文詳之外，其餘幾位無不是顧命大臣派系中堅力量，個個對肅順俯首帖耳，這更加助漲了肅順的囂張跋扈。
聽聞咸豐帝跑路去熱河之時，整個承德行宮內外防務全部掌握在肅順之手，朝堂政令也基本由他掌握大局，加上咸豐帝對其信任有加言聽計從，嚴然便是大清帝國的幕後操盤手。
當然平心而論，肅順是個很有遠見卓識、而且敢作敢爲極有能力的牛人，其魄力才幹在當時的滿漢大臣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單說才幹，恭王或者不在他之下，但若論及其敢作敢爲的魄力，恭王恐怕也要略遜一籌。但敢作敢爲過了頭，就成“跋扈”了。
吳可對於肅順這位在咸豐朝後期於他並稱的牛人，還是有些瞭解的，順風順水的官場生涯培養出了他的囂張跋扈，高貴的出身以及咸豐帝毫無保留的信任，讓他的權力掌控欲極盛。
沒錯，雖說肅順在咸豐帝的鼎力支持下，算做京城朝堂風雲人物的話，吳可顯然便是地方督撫中的風頭人物，兩人一時並稱於大清官場。
吳可沒調去兩廣被‘邊緣化’之前，在地方上的聲勢之隆可以用一時無兩來形容。兩江清軍可以說是大清在江南地區的中流砥柱，比起狀態時有起伏的湘軍表現可要穩定得多。
只要不是傻子，任誰都看得出來當時太平軍兵力過百萬，結果有一大半兵力都被牽制在兩江地區，到底是誰的功勞。
吳可作爲兩江總督執掌兩江軍政大權，可以用風光無限來形容，跟在朝堂上呼風喚雨的肅順算得上一時喻亮。
當然，出身不凡能力出衆的肅大中堂，是看不上出身草根的吳可的，不僅僅因爲吳可的出身太低又爬得太快遭人嫉妒，最重要的是他在朝堂上的奧援勢力，可跟肅順尿不到一個壺裡去。
與吳可有戰友之情，關係一直維持得不錯的大學士桂良，不僅是朝堂上老資格的大佬，而且還是恭親王的老丈人。
而恭親王，則是肅順掌控朝堂的最大威脅，以吳可與桂良之間的盟友關係，肅順能對他有好感才叫見鬼。要不是東南糜爛江南戰火連綿，需要吳可和其手下替朝廷清剿叛亂的話，只怕肅順早就找機會把吳可弄下去了。
要知道，肅順絕對是咸豐朝最著名的鐵碗權臣。
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局面，肅順深信“治亂世，用重典”的古法，明確主張“嚴禁令、重法紀、鋤奸宄”。咸豐八年（１８５８），英國軍艦侵入天津，咸豐皇帝派恭王的老丈人大學士桂良和侍郎耆英前去交涉。
這位耆英是個“紅帶子”出身的親貴，只要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對耆英都不會太陌生，這廝的出名在於他的“賣國”。
不但大清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就是由他主持簽定的，而且後來他還先後代表朝廷與英國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與美國簽訂《望廈條約》、與法國簽訂《黃埔條約》等。
和所有封建王朝一樣，大清有個很不好的傳統，就是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對皇親國戚和國家高級幹部講究所謂的“議親議貴”之例（意思跟“刑不上大夫差不多”），所以儘管耆英當時引起的民憤和官憤都很大，但道光皇帝卻一直沒有對他進行過任何處罰。
相反，咸豐皇帝卻在即位之初就曾經革過他的職。這次與英國交涉，耆英在談判過程中，不但事先向對手泄露談判機密，更有甚者，他藉口有重要情況要向皇帝報告，卻不等皇帝批准，就擅離職守，私自跑回了北京。
這是一種嚴重的臨陣脫逃的行爲，咸豐皇帝將他下獄治罪。後來有關部門擬定的處罰是“絞監候”，大概跟今天的死緩差不多，咸豐皇帝和朝廷大多數人對這個處罰也比較滿意。
結果，肅順卻認爲這個處罰太輕了，他單獨奏請將耆英立即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國法”。於是在肅順的一再堅持下，耆英終於被改判死刑，在宗人府被賜自盡，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同樣還在咸豐八年，肅順還借“戊午順天科場舞弊案”對大清的考試和吏治腐敗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嚴厲的整頓。
這一年恰逢順天鄉試揭榜，一個唱戲的演員（那時候演藝界人士不叫“藝術家”或“明星”，而是叫“優伶”或“戲子”）平齡居然得中高魁，考進了前十名。在今天，明星大腕們的地位可以說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提高，他們往往能夠動輒“演而優則學”，親而易舉的進入自己想進入的高等學府“深造”。
而在大清的制度下，明星們卻毫無地位可言，即使是大腕也不例外，他們連起碼的考試資格都沒有。所以這件事在當時可以算得一個極大的醜聞，套一個今天流行的說法，大概可以叫做“戲子門”事件。
消息傳出，自然是舉國大譁。咸豐皇帝嚴令徹查，結果在肅順的堅持下，很多高級官員都身陷其中，革職的革職，殺頭的殺頭，甚至連主持這次考試的文淵閣大學士（名譽宰相）兼軍機大臣（實際宰相）柏葰，也終未能倖免。
以吳可的消息渠道，自然知道其中很多沒有公開的秘聞。
其實這個事情柏葰本人並不知情，只是他一個叫靳祥的家人從中得了好處，爲平齡四處活動鑽營，讓他考中。刑部會審給柏葰擬定的處分是斬立決，也就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裡需要跟大家說明的是，大清的司法部門在給犯罪的一二品官員擬罪量刑的時候，往往都量得比他實際應得的處罰要重一些，這樣做的目的，不外乎就是給皇帝在作最終裁定的時候一個可以減刑的機會，讓皇帝去“做好人”，藉以顯示“皇恩浩蕩”，給柏葰的這個量刑就是如此——並不是真的想要他的命。
當時很多朝中大臣、甚至包括柏葰自己都以爲他斷不會真的被處以極刑，最多也就是充軍新疆而已。而象他這樣位高權重的高級幹部，只要是不死就一定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所以柏葰在臨上刑場的時候，還很輕鬆的吩咐他兒子替他準備好充軍路上的生活用品，在城門外的夕照寺等他，一旦皇帝減刑充軍的上諭下來，就好馬上離京上路。
咸豐皇帝確實也準備將柏葰充軍了事，因爲究其性質而言，柏葰本人在本案中最多也就是個“失察之罪”，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承擔“領導責任”。而且大清開國二百餘年，還從來沒有在菜市口（大清斬殺高級官員的刑場）公開殺過一個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的先例。
清沿明制，不設宰相，但一入內閣當上大學士就算是名義上的宰相了，軍機大臣則是事實上的宰相，柏葰以內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則是名副其實的“真宰相”。乾隆年間殺訥親、嘉慶年間殺和珅，均只是賜令自盡而已，都沒有押赴刑場公開砍頭。
然而肅順卻不這麼想，他認爲這正是一個殺一儆百、整飭吏治的絕好機會，因此堅持應當對柏葰立即執行死刑。當咸豐皇帝替柏葰辯解說“法難寬宥，情有可原”時，肅順反駁說：“雖屬情有可原，究竟法難寬宥”。在原則面前，皇帝被搞得無話可說，終於下旨砍了這位“柏老相國”的頭。
據說，當柏葰在菜市口刑場接到執行死刑的“駕貼”（也就是行刑的命令）時，脫口而出：“皇上斷不肯如此，必是肅六（即肅順）從中作祟。我死不足惜，只怕有朝一日，他也會和我一樣的下場。”
由此可見，肅順的狠辣和果決，這名頭在官場可是赫赫有名，這樣的人在處於絕境之時會做出什麼反應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