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對越南的侵略野心由來已久。早在1787年，法國傳教士百多祿就曾上書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建議佔領越南並開闢一條通往中國內地的商路。但直到19世紀下半葉，法國的侵略還只侷限於傳教和商務方面。”
“1787年，越南的傳教士頭目阿德蘭區主教代表越南同路易十六簽訂了軍事援助協議，準備恢復在越南的阮福映王位。這時法國國內政局動盪，法國國內革命致使這個條約告吹。即便如此阮福映集團還是得到法國的一些軍事援助，1802年佔領東京，建立了阮朝。”
“阮福映於1808年稱帝，同年被朝廷冊封爲越南王，規定二年一貢，四年一朝。但是阮朝建立不久，內部就危機重重。官吏豪強兼併土地、沉重的賦稅雜捐、繁重的勞役、水利的失修，使人民窮困不堪。在阮朝嚴重危機的情況下，法國加緊了對越南的殖民化過程。”
“19世紀50年代後，拿破崙第三極力鼓吹在亞洲建立“法蘭西東方帝國”，進一步加緊了對越南的侵略。1862年法國發動了侵越戰爭，迫使越南與之簽訂《西貢條約》，割佔了邊和、嘉定、定祥三省及崑崙島。”
“1866年，法國侵略者派遣了一個以海軍中校特格拉萊和上尉安鄴爲首的調查團，溯湄公河及其上游瀾滄江而上，進入中國雲南地區。他們發現瀾滄江灘多流急，不宜航行，而越南北方的紅河及其上游元江的航行條件要好得多，便建議法國政府佔領北圻。”
“之後法國侵略者公開鼓吹說：“法國必須佔領北圻，因爲它是一個理想的軍事基地，由於有了這個基地，一旦歐洲各強國企圖瓜分中國時，我們將是最先在中國腹地的人。”
“1867年，法軍又攻佔了永隆、昭篤、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
由於京城突發變故，恭親王臨時主持朝政，他對安南發生的戰事十分關注，吳可感覺麻煩之餘，也樂得將安南故事以奏摺方式向朝廷彙報。
只有瞭解了安南詳情，以及法國人的狼子野心，纔有可能讓朝堂上下達成一致，在對付法國人的事兒上齊心協力。
起碼，在兩廣清軍正式介入安南戰事的時候，不用擔心來自朝堂上的阻力。
要知道，對於安南戰事朝堂上可是分成涇渭分明的兩派，俗稱‘主戰派’和‘主和派’。當初慈禧太后執政之時，因爲西太后的喜好問題，朝臣們對安南的戰事關注並不多。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嫣，如今恭親王執政又比較關注安南戰事，朝臣們自然要跟上恭王的節奏，對安南發生的混戰關注起來。
有了關注自然就有了想法，有了想法以朝臣們的尿性，哪裡又少得了他們各自的理解和意見，於是在短短時間內便形成了兩派意見。
不僅此次針對安南戰事形成了主戰和主和兩派，自鴉，片戰爭以來，大清歷次反侵略戰爭中，在朝廷統治集團內部，都出現主戰與主和兩派。
鴉，片戰爭之前，朝廷內部分爲禁菸派和弛禁派兩派，許多大地主、大貴族、大鴉，片商勾結在一起，是鴉，片的販。賣、吸食和受賄者，他們組成了一個鴉。片輸入受益集團，在朝廷中以軍機大臣穆彰阿、直隸總督崎善、兩江總督伊里布和太常寺卿許乃濟爲代表。
他們向皇帝提出弛禁鴉，片，主張允許鴉，片合法輸入，準令外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內地種煙、聽民自便；民間吸食、一律勿論。還吹噓“重興販而輕買食”符合王者之道，吸食鴉，片的地主貴族大多是“忠良後裔，簪纓世胄，其人溫恭爾雅；或富而好禮”，他們吸食鴉，片“非但有兇暴害人之心，亦無狂妄悖理之事，不過如酒色過度而自戟其命耳”，所以朝廷應當以仁愛之心，從寬處理吸食鴉，片者。
而朝廷的有識之士則組成了禁菸派，以湖廣總督林則徐、鴻臚寺卿黃爵滋爲主要代表，他們痛陳鴉，片的害處“片時之煙，耗費數十日之費，未幾，百畝盡消，囊空莫高，富豪之子，轉而困厄乞丐者多矣”。
黃爵滋還向朝廷上書，詳細闡述了鴉，片大量輸入、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的嚴重禍害。林則徐更尖銳的指出：鴉，片氾濫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充餉之銀。堅決要求狠狠打擊煙販菸民徹底斷絕煙禍。
狼煙未起，禍起蕭牆；禁菸派主戰，弛煙派主和。看看凡是英軍碰壁的地方如廣東、福建等都是由主戰派任最高長官的地區，而英軍所向披靡的地方如浙江、直隸等大都由主和派任最高長官，他們從心裡根本就不願意開戰，所以也用不着作戰爭準備。
主和派在英軍逼近天津時，非但不整軍備武，積極備戰，反而大肆攻擊主戰派，認爲正是他們的無識挑起戰端，並故意誇大敵人的威脅，慫恿皇帝議和。最後軟弱無能的皇帝聽信了主和派，將林則徐、鄧廷禎撤職，改派崎善爲欽差大臣去廣東議和。很大程度上說鴉，片戰爭的失敗並不是由於英軍的強大，而是由於朝廷內部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根本就不願打仗，攻擊主戰派自毀長城。
而在安南內戰以及針對法國人的戰爭中，新的主戰派與主和派營壘非常分明，爭論異常激烈，對戰爭進程產生的影響也十分明顯。
針對安南戰事以及有可能與法國人開戰的風險，朝堂上爭論不休分成主戰和主和兩派。主戰派的核心人物自然是吳可，另有盟友左宗棠和張亮基，三人的關係親密自然站在同一戰壕之內。
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則是朝堂上一干頑固守舊大臣，他們似乎被英法聯軍嚇破了膽，根本就不敢與列強作對。
還有湘系和淮系兩派大佬態度曖昧，即不支持主和派也不屬於主戰派，好象對於安南戰事沒多大興趣一般，事實也正是如此。
兩派對時局的認識不同，對法國的態度各異，可謂徑渭分明。
主戰派的認識與主張對於法國入侵越南北橋，進而窺伺中國的狀況，主戰派主張積極備戰援越抗法。其理由主要有下列幾點。其一，法國侵佔越南北橋，威脅中國西南邊境的安全。陝甘總督左宗棠指出：“北析尤爲滇、粵屏蔽，與吾華接壤，五金之礦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顧，法人之得隴望蜀，勢有固然，殆全越爲法所據，將來生聚教訓，納糧徵稅，吾華何能高枕而臥？”
另有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探奏稱：“伏念越南之於滇、粵，渡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也……故今日法軍之捷，在越南爲心腹之憂，在中國亦豈癬疥之疾哉！”
而主和派卻指出，中國尚不具備同歐洲頭等強國正面交鋒的實力，因此朝廷應該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越南問題。
就在主戰派和主和派在朝堂之上爭論不休之時，不久之後發生的‘天津教案’，卻讓朝廷的目光全部轉移到臨近的天津城中。
1870年夏，天津地區疫病流行，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量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關於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藥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製藥的謠言，隨即迅速大面積流傳開來。
兩名拐賣兒童的人販子不久之後落網，官府在貼出的告示裡暗示其行爲可能是“受人囑託”，民間組織“水火會”受到鼓勵，開始主動組織捉拿人販子，不久即捕獲一名叫武蘭珍的迷拐犯。
經民衆嚴審，武蘭珍供稱其作案所用迷藥是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經覈實的消息不脛而走，民衆與士大夫羣情激昂，鄉紳集會於孔廟，書院爲之停課聲討，聚集在教堂外的憤怒市民達萬人之多。民衆與教民口角相爭，且向天主教堂拋磚襲擊。
仁慈堂修女本擬請民衆派代表入內調查真相，但卻被法國領事豐大業所阻。豐以一種相當傲慢的姿態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級——豐“像一頭受傷的野獸”，迅速帶人闖入三口通商衙門和天津府衙門，要求地方大員崇厚、張光藻調兵鎮壓。遭拒後，豐大業在獅子林浮橋上遇到靜海知縣劉傑，辯論中，豐開槍向劉傑射擊，射死擋前的劉傑家人劉七。
豐的開槍殺人行爲點燃了一觸即發的民憤。洶涌的圍觀百姓打死了豐大業及其隨從，又衝入法國教堂，扯碎法國國旗，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計20人（包括幾名俄國人），以及中國僱員數十人，並焚燒法國望海樓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時的朝廷被連綿不斷出現的事故搞得焦頭爛額，讓一干朝臣無語的是，這一切事情都跟法國人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