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擊兵團的新篇章
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們的姓名；
孤軍奮斗羅霄山上，繼承了先烈的殊勳。
千百次抗爭，風雪飢寒；
千萬裡轉戰，窮山野營。
獲得豐富的戰爭經驗，鍛鍊艱苦的犧牲精神，
爲了社會幸福，爲了民族生存，一貫堅持我們的鬥爭！
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八省健兒匯成一道抗日的鐵流。
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
新四軍，這是一個鏗鏘有力而又響亮的名字！新四軍的戰鬥歷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光榮歷史中的輝煌篇章！
南國烽煙正十年
看過抗日戰爭電影的人肯定都會對影片中的八路軍印象非常深刻，或許三歲小孩也知道“八路”、“八路”。至於“新四軍”，則相對陌生一些。近年來，已經有不少反映新四軍歷史的文學、影視作品問世，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新四軍的認識。但時至今日，有人或許知道八路軍是工農紅軍改編的，但未必知道新四軍同樣也是由紅軍改編的；有人或許知道八路軍的全稱是“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路軍”，但未必知道新四軍的全稱是“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陳毅元帥曾在《建軍報告》中這樣寫道：光榮革命的八路軍的名字，代表着偉大的紅軍主力長征的歷史，而光榮革命的新四軍的名字，則代表着我黨我軍所領導的偉大的遊擊兵團的歷史。
現在，讓我們把視線拉回到過去，時間定格在1934年，地點是江西瑞金——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首都。
瑞金的十月，天已漸涼，秋風肅殺。由於受王明“左”傾錯誤思想影響，紅軍未能打破蔣介石政府發動的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也就是後來的“長征”。紅軍離開中央蘇區時，中共中央在蘇區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人民政府辦事處和中央軍區，統管中央蘇區的黨政軍工作，同時領導閩浙贛（後稱皖浙贛）、閩北等蘇區的游擊戰爭。項英、陳毅、瞿秋白、陳潭秋、陳丕顯等人組成中央分局，項英任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毅任中央人民政府辦事處主任。
當時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籌劃工作，只是在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的極小範圍內進行，所以陳毅、項英等人均不清楚紅軍主力戰略轉移行動的真正意圖。
中共中央給項英、陳毅的任務是：牽制國民黨軍，掩護中央紅軍主力轉移，保衛中央蘇區和土地革命的勝利成果，使進佔蘇區的敵人不能順利統治下去，準備在將來配合主力紅軍反攻，恢復被國民黨佔領的城鎮和地區。當時，奉命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和地方武裝有二萬人左右。雖然看起來，留下的人數並不算少，但有槍的少。正如項英1935年1月27日在《關於中央軍區情況給博古、朱德、周恩來的綜合報告》中所講道的：“獨立師、團……平均梭鏢佔二分之一。”多數人是徒手或持大刀、梭鏢。另外還有近一萬餘名老弱病殘。而且，大部分是傷病員，需要別人來保護和照顧。用這些力量來抵禦八萬多主力紅軍都未能抵擋的五十餘萬國民黨軍的進攻，簡直是比登天還難！
留下來堅持鬥爭，陳毅並無意見。革命本來就充滿艱險。自己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確實比較熟悉，留下來負責軍事，可以有所作爲，也可以使大家覺得共產黨並沒有放棄中央蘇區。
臨危受命的項英也認爲，自己應該服從組織的安排，作爲共產黨員應以人民解放事業的利益爲重，顧全革命大局。以對黨無限忠誠的高度責任感，他要和其他領導人一起，勇敢地擔當起領導中央蘇區軍民堅持鬥爭的重任。
但是，橫亙在眼前的困難遠遠超乎了他們的想象。蘇維埃革命根據地靠近蔣介石統治的中心地帶，直接威脅着南京國民黨政府。蔣介石當然將這一區域的革命武裝視作眼中釘、肉中刺，欲除之而後快。紅軍主力突圍轉移之後，國民黨軍繼續向各蘇區腹地進攻。爲防止蘇維埃政權“死灰復燃”，蔣介石的親信陳誠等指揮20多個師，以十幾倍、幾十倍的優勢兵力，對中央蘇區實施大規模的“清剿”、“堵剿”、“駐剿”，叫囂着即使“掘地三尺”，也要“斬草除根”。
國民黨軍隊糾集還鄉的惡霸地主，對游擊區實施連續不斷的燒山、封山、搜山，“移民並村”、毀壞大批村莊。成千上萬的中共黨員和幹部、羣衆遭到殺害。據後來的粗略統計，在國民黨軍侵佔中央蘇區的最初幾個月內，瑞金被殺1.8萬多人，於都被殺3600多人，寧都被殺4700多人，興國被殺2100多人，長汀被殺3237人。被完全毀壞的村莊145個，房屋近3.5萬間。在近三年的時間裡，整個中央蘇區被反動派殺害的革命幹部和羣衆達70多萬人，佔這一地區總人口的五分之一！無數共產黨員和革命羣衆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到處是“國破家亡”的慘痛景象！
由於敵情嚴重，紅軍在分散突圍過程中遭受了巨大損失。留在蘇區的一些黨和紅軍的高級領導幹部和將領先後在戰鬥中犧牲，瞿秋白、劉伯堅等人在被捕後英勇就義。少數突圍成功的部隊在項英、陳毅等人的領導下，及時總結了紅軍主力轉移初期實行陣地戰的教訓，全面轉入游擊戰爭。
孤懸敵後的紅軍同敵人進行了九死一生的鬥爭。他們不畏艱險，先後在江西、福建、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等八個省內建立了15個游擊區。由於被國民黨軍重兵包圍分割，又失去電臺通訊設備，中央分局、中央軍區與各個游擊區失去聯繫，各個游擊區之間的交通也被隔斷。因此，各個游擊區不得不獨立地開展游擊戰爭。
在接下來的三年裡，大多數紅軍游擊區沒有鞏固的後方，部隊無法得到休整和補充。他們備嘗各種艱辛，迎接無數挑戰，不斷有人掉隊，有人叛離。鬥爭越來越激烈，困難越來越大，但更多的游擊隊員們仍然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下頑強地堅持鬥爭。
國民黨軍隊採取連坐法，明發告示“一家通匪，十家連坐，一家窩匪，十家同禍”。紅軍游擊隊員不得不經年累月穿梭於崇山峻嶺之中、茅草密林之間，真所謂“惡風暴雨住無家，日日夜夜轉戰車”。
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封鎖，老百姓也沒辦法把糧食送到山上，游擊隊員經常斷炊。據陳毅後來回憶，三年游擊戰爭期間吃的大都是苦菜和竹筍。在《贛南遊擊詞》中他很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的場景：天將午，飢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嘆缺糧，三月肉不嘗。夏吃楊梅冬剝筍，獵取野豬遍山忙。捉蛇二更長。
沒有房子住，游擊隊員不得不以天爲被，以地爲牀。同樣是在《贛南遊擊詞》中，陳毅這樣寫道：夜難行，淫雨苦兼旬。野營已自無篷帳，大樹遮身待天明。幾番夢不成。……天將曉，隊員醒來早。露侵衣被夏猶寒。樹間唧唧鳴知了。滿身沾野草。
陳毅在戰火間隙寫就的詩詞，爲我們瞭解當年的情勢提供一個觀察的視角。正如譚震林所說：“在陳毅同志留下的詩篇之中，特別有一篇《贛南遊擊詞》是以形象思維，吟唱了這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戰鬥生涯的。”我們既能看到紅軍游擊隊員鬥爭環境如何惡劣，同時也能從另一個側面看到以陳毅爲代表的共產黨人不懼艱險、不怕犧牲、不到最後絕不放棄的革命樂觀主義情懷。
其中，《梅嶺三章》最能體現陳毅等共產黨人的這種精神。1936年冬，國民黨軍隊“清剿”陳毅和項英所活動的贛粵邊游擊區。陳毅等人被圍困在梅嶺的叢山密林間，與敵人周旋長達二十多天。考慮到可能難以脫身，他於是寫下了“絕命詩”：
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
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
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
後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
投身革命即爲家，血雨腥風應有涯。
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陳毅留下絕筆的當天，敵人並沒有進山搜查，第二天也出人意料的平靜。於是，陳毅和項英派人到山下打探消息，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發生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了起來。圍困梅嶺的國民黨軍隊紛紛從游擊區撤走，其他的反動武裝也龜縮在碉堡裡，不再出來尋釁。這才解了梅嶺之圍，陳毅與項英僥倖脫逃。
詩以言志。從《梅嶺三章》中，我們可以看
到，陳毅當時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豪氣干雲，氣壯山河，毫不畏懼，並誓言“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陳毅之所以能夠爲革命犧牲而無怨無悔，百折不撓地堅持奮鬥，原因就在於他是爲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實現“人間遍種自由花”這一偉大理想。
不只是隊伍領導者的陳毅如此，游擊隊的全體將士都是這樣。從他們身上所折射出來的革命浪漫主義、捨生取義的精神已經成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仍然不會過時，值得我們每個人在生活、學習和工作中腳踏實地地認真踐行。
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在戰略上牽制了大量的國民黨軍，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紅軍的行動。近半個世紀之後，時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的譚震林於1981年8月，爲陳丕顯所著的《贛南三年游擊戰爭》一書中所寫的序言中，讚譽道：“南方的游擊戰，在紅軍長征之初，牽制了蔣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隊得以大踏步地前進；在爾後的三年中，保存和衛護好革命的火種，使它不滅地燃燒，終成燎原之勢。”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莊嚴指出：“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以後，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的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夠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爲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爲今天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南方八省持續飄揚的鮮紅旗幟堅定了人民的信心，在百折不撓的血戰中，爲中國共產黨鍛鍊了一批骨幹，逐步發展成爲偉大的革命武裝。三年游擊戰爲日後的新四軍崛起奠定了堅厚的基礎。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勝利地實現了戰略大轉移。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快其侵華步伐。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軍**，東三省迅速淪喪。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
在以盧溝橋事變爲標誌的日軍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迅速做出反應，於7月8日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一天，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將領聯合致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表示決心：“爲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衛國家之目的。”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咄咄逼人、無止境的侵略擴張和國內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不得不由妥協向抗日方向轉化，特別是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大大加快了這一進程。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面對共同的敵人，國共這對冤家兄弟，終於又要聯起手來了。經過幾輪艱難的談判，中共中央與國民黨政府達成協議。1937年8月19日，國民黨同意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爲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路軍；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下達紅軍改編的命令，以後又按照抗日部隊的序列，改八路軍爲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紅軍主力部隊的改編，對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戰略轉變以及此後的改編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
1936年底，在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之後，南方紅軍游擊隊中洋溢着一種樂觀情緒。在當時的一次會議上，大家對是否釋放蔣介石這一問題爭論得很激烈。與會的大多數人都在高興地預測事件的走向：“抓蔣介石，殺蔣介石，是全國人民的心願，放掉他等於放虎歸山，絕對不能放走他！”“捉了蔣介石，全國人民就可以團結起來，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也該下山了。”
項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與大家有所不同，認爲釋放蔣介石的可能性很大。憑着多年的鬥爭經驗，他認識到“西安事變”的發生，勢必將推動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進程。這也就意味着抗日的革命**即將到來。同時，項英也清醒地意識到國民黨政府的根本方針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有大的改變，他們在近期對游擊隊發動軍事進攻的可能性更大。項英告誡游擊隊的同志們不能有片刻的鬆懈情緒，要做好各種準備，隨時防備國民黨軍隊接下來新一輪的軍事行動。
果然不出所料，事態發展證明了項英的判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雖然原則上同意聯合紅軍抗日，在華北停止了對主力紅軍的進攻，但在與共產黨談判的同時，對南方游擊區進行了更加殘酷的“清剿”。這使得雙方在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上一直處於僵局。
爲了儘快解決南方紅軍游擊隊問題，中共中央始終把陝甘寧邊區和南方游擊區、主力紅軍和南方紅軍游擊隊作爲整體來考慮跟國民黨談判。但蔣介石頑固地採取不承認主義，並密令南方八省所屬各地軍政當局：“務必乘中央與共方談判之機，消滅敵方之武裝與地方組織。”
爲此，國民黨先後調集40多個正規師、60多個保安團，對在南方堅持革命的紅軍游擊隊，秘密進行“搜剿”、“追剿”、“堵剿”。國民黨軍的這次進攻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最兇猛的一次。那段時間也是各個遊擊根據地在三年游擊戰爭中最艱苦的幾個月。部分遊擊支隊在此期間遭受到極其嚴重的損失，如閩北軍分區司令員吳先喜、獨立師師長黃立貴、閩東軍分區政委盧文清等一大批軍事骨幹都在戰鬥中壯烈犧牲。
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在第一次廬山談判中，就向蔣介石提出立即停止閩浙贛邊、鄂豫邊等地區的“剿共”戰爭，並要求對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進行協商。蔣介石表示各邊區由中共方面先派人聯絡，經國民黨調查後進行編遣，其首領必須離開。周恩來斷然拒絕了這一要求。
爲了進一步促進國共合作早日實現，中共中央決定採取靈活機動的方針，在一定程度上對國民黨有所讓步。毛澤東指出：“共產黨願意改變蘇維埃與紅軍的名義，取消同國民黨的對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他強調這些讓步是必要的，因爲所有的讓步都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緊急性。這叫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國民黨中所有明智的領袖和黨員，都是明白這種意義的。”
但這沒有使蔣介石改變其原有態度，他依然抱着徹底消滅南方紅軍游擊隊的幻想，在談判中缺乏誠意，執意要將其“北和南剿”的方針貫徹到底。
1937年8月13日，日軍突然對上海發動了大規模進攻。國民黨上海駐軍奮起抵抗，淞滬會戰由此開始。此後，國民黨的首都南京吃緊，第三戰區的戰場形勢日趨嚴峻。中國共產黨重新提出，改編南方各省游擊隊開赴華中敵後抗日前線。這讓蔣介石意識到可以藉助日軍之手消滅紅軍游擊隊，同時還能緩解華中抗日的被動局面。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於1937年9月授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表示同意中國共產黨派人到南方游擊區傳達國共合作精神，並協助改編。至此，在把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爲抗日武裝的問題上，國共兩黨終於達成共識。
鬥爭中組建“新四軍”
1937年9月，國共第二次談判在南京舉行。此次談判的議題是南方紅軍游擊隊幹部選派問題。中共談判代表博古、葉劍英要求國民黨不得派任何人員和部隊侵入及破壞蘇區。國民黨本來企圖藉此機會收編南方紅軍游擊隊，當然不肯接受共產黨的這一條件。在軍長人選的確定上，雙方更是據理力爭，毫不相讓。
爲了奪取南方紅軍游擊隊的領導權，削弱共產黨在江南的實力，蔣介石提供兩個人選：陳誠或張發奎。這兩個人向來是“剿共”的積極分子。中共中央對於蔣介石的企圖自然是心知肚明，堅決不予同意。
正在談判僵持不下之時，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他，就是葉挺。
原來周恩來早就料到，找一個國共雙方都能滿意的人選其實並不容易。一次機緣巧合，他在上海遇到了葉挺。當時，這位北伐名將已經旅居海外長達十年之久。在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因在黨內受到了不公平待遇，遂憤而出走。流亡歐洲，後到澳門隱居。1931年，身在德國的葉挺在報紙上看到日軍加緊侵華的消息，心急如焚，便急切地踏上了歸國的航船。
周恩來認爲，就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後的幹部人選問題，蔣介石希望派人來，中共方面絕對不會接受；而中共提名的人選，蔣介石也不會輕易接受。能夠讓雙方都認可的人，實在寥寥無幾，葉挺無疑是最佳選擇。
因此，周恩來決定向葉挺伸出橄欖枝。正苦於報國無門的葉挺自然二話沒說，欣然領命。幾年後，在回顧當時的想法時，葉挺坦言：“我明知道有很多困難，而爲了促進團結，想對於國內團結與抗戰，儘自己的力量。”赤膽忠心，可見一斑！
不久之後，葉挺利用自己的威望，積極做國民黨上層人士的工作，最後直接找到蔣介石。葉挺滿懷着抗日愛國之情，向蔣介石提出：“爲了抵抗日本侵略，爲了在華中日本佔領區內開展游擊戰爭，讓我來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紅軍和改編這些軍隊。改編之後的番號就叫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吧。”
第四軍，這個番號在葉挺心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北伐時期，他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攻無不取，戰無不克，立下赫赫戰功，被譽爲“鐵軍”。葉挺顯然希望新的第四軍能夠繼承老部隊的優良傳統，讓“鐵軍”精神在這支部隊身上覆活。
蔣介石除了在番號上加了“陸軍”二字外，其他條件都同意了。
蔣介石是有自己打算的。當時淞滬會戰正酣，蔣介石明白對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勢在必行。然而，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更何況是這京畿之地。若是在這裡有一支“共匪”領導的部隊，難保不是養虎爲患。而他試圖插入陳誠或張發奎的做法也遭到了共產黨的強烈抵制。至於葉挺，倒是很符合他的要求。葉挺早年雖然是共產黨，但是已經與中國共產黨脫離關係有十餘年了。在蔣介石看來，中共必然不會從根子上信任葉挺。如果由他出面委任葉挺爲軍長，一則可以挑撥葉挺與中共的關係，二則藉機收買葉挺，說不定還可以促成葉挺率收編的南方紅軍游擊隊投靠國民黨。
1937年9月28日，國民黨當局在沒有向中共通報並徵得同意的情況下，徑直通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通報由“委員長覈定”，任命葉挺爲新編第四軍軍長。10月12日，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轉發蔣介石電令：鄂豫皖邊、湘鄂贛邊、贛粵邊、浙閩邊和閩西等地的紅軍游擊隊，均編入新四軍，由葉挺調用。這是首次公開發布新四軍的番號和軍長。此後，10月12日被確定爲新四軍建軍紀念日。
國共雙方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又針對部隊的建制、編制、幹部配備、武器裝備和經費等問題，在南京、南昌、武漢等地，進行了具體的談判。
10月19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負責談判的博古、葉劍英，要求他們向何應欽提出將葉挺的新四軍編入八路軍建制。蔣介石一口回絕了這個要求。一向不承認南方紅軍游擊隊爲正規部隊的他，絕不可能讓新四軍有師和旅的番號。蔣介石在南京接見葉挺、葉劍英時，指責“八路軍拒絕點驗”，表示南方紅軍游擊隊“不能照第八路軍的辦法”，必須派人點驗，然後按照槍的多少決定編制。
“有多少槍就編多少人”，蔣介石又開始打他的小算盤。對於南方紅軍游擊隊的實力，他很清楚，大多數人可都是手握大馬刀作戰的。
葉挺不禁愕然，這分明是蔣介石在給新四軍制造困難。他不希望因爲這個問題就讓新四軍胎死腹中，便好言勸告：“眼下大敵當前，還是先改編部隊上前線吧，人事問題容易解決。收編可以增加抗日力量，對後方安定也是有好處的。”
蔣介石冷冷地回一句：“如擾亂地方便是破壞抗戰，我要剿的。”
葉挺簡直無言以對，憤而提出辭職。蔣介石也不想把事情鬧僵，便又改口，讓葉挺去找陳誠商量。
10月14日，葉挺根據中共中央的電報，與何應欽協商新四軍能否下設7個或4個支隊，支隊上面設2個縱隊。國民黨方面仍然給了否定的答覆。
10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做出讓步，提出新四軍不隸屬於八路軍，由所在地區直轄；軍以下不設師、旅和縱隊，直轄4個支隊；在南方各地區只設留守處、辦事處，軍隊開赴抗日前線。但中共中央仍然堅持新四軍獨立成立一個軍，堅持共產黨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權等條件。國民黨勉強接受了這個方案，同意新四軍按照正規軍編制，建立1個軍，下轄4個支隊，第1、2、3支隊隸屬於第三戰區，第4支隊由第五戰區管轄。
在幹部配備的問題上，國共雙方同樣存在巨大分歧。國民黨方面爲了控制新四軍，堅持要派人到新四軍中擔任支隊、團、營的職務，並要紅軍游擊隊的領導離開軍隊。中國共產黨爲了保持改編後部隊的獨立性，明確表示“國民黨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一切人事都必須由中共獨立安排。後經雙方讓步，共產黨方面同意國民黨方面在新四軍軍部和各支隊派駐聯絡員。1938年1月8日，何應欽覈准新四軍陳毅、張鼎丞、張雲逸、高敬亭爲新四軍4個支隊的領導人。後來在葉挺的交涉下，又陸續落實了項英、周子昆等人的職務。
經過三年苦戰，紅軍游擊隊的給養裝備早已極度困難。新四軍在江南的數千部隊裝備十分簡陋，步槍都已陳舊，子彈每人不過數發。新四軍要開赴前線抗日，理應由國民黨政府解決這些問題。然而國民黨政府想消滅新四軍還來不及，怎麼可能容許這支部隊發展壯大起來。談判之初，共產黨提出新四軍和國民黨部隊享受同等待遇。蔣介石藉口財政困難，讓去找地方政府解決，至於武器則已經裝備了其他軍隊，沒有剩餘。後經葉挺等人據理力爭，何應欽才願每月撥給新四軍6.5萬元的經費。整個新四軍的經費不過相當於國民黨一個丙種師的經費，數額用於支出伙食費還差1萬元。項英在當時給中共中央長江局的電文中，這樣寫道：“購買槍支更談不上，一切衣毯均無，嚴冬作戰大成問題。”後經周恩來、葉挺交涉，經費增加到至9萬元，但對於1萬套棉軍衣一項，國民黨竟以“新四軍打游擊，不需要軍衣”這一荒謬的藉口予以否決。至於武器裝備，更是沒有着落。爲了能儘快與國民黨合作抗戰，中國共產黨再次做出了讓步，終於與國民黨達成了協議。
1937年末，堅持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完成艱難的轉變，告別了長眠地下的戰友，走出了戰鬥了三年的山水密林，踏上了拯救國難的征程，並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爲新四軍的誕生做了充分準備。對此，陳毅感慨萬千，滿懷豪情，賦詞一首：
國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
調寄《生查子》
十年爭戰後，國共合作又。
回念舊時人，潸然淚沾袖。
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
堅定勉吾儕，莫作陳獨秀。
1937年12月25日，在葉挺、項英主持下，新四軍在漢口舉行幹部大會。大會上，葉挺規定了新四軍的任務，並由項英介紹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整編情況。三天後，中共中央覆電項英，覈准了新四軍編爲4個支隊的申請。新四軍幹部大會及中央的電文，標誌着新四軍的建成。經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新四軍組建序列是：
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下轄四個支隊：
第一支隊，由原湘鄂贛邊、湘贛邊、粵贛邊和贛東北等地的紅軍游擊隊組成，陳毅任司令員，傅秋濤任副司令員，胡發堅任參謀長，劉炎任政治部主任，下轄2個團，全支隊共2300人。
第二支隊，由原閩西、閩贛邊、閩南和浙南等地的紅軍游擊隊組成，張鼎丞任司令員，粟裕任副司令員，羅忠毅任參謀長，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下轄3個團，全支隊共1800餘人。
第三支隊，由原閩北和閩東等地的紅軍游擊隊組成，張雲逸任司令員，譚震林任副司令員，趙凌波任參謀長，胡榮任政治部主任。下轄2個團，全支隊共2100人。
第四支隊，由原鄂豫皖邊和豫南桐柏山等地的紅軍游擊隊組成，高敬亭任司令員，林維先任參謀長，蕭望東任政治部主任。下轄4個團，全支隊共3100人。
全軍共10300人，6200餘支槍。
從此，新四軍同八路軍並肩作戰，成爲中國人民抗日的重要力量。爲挽救民族危亡，新四軍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在廣大的華中地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獨立支撐大江南北半壁河山，成爲華中地區抗戰的主力軍，爲日後奪取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