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傑夫辛頓之前，顧莫傑對對方的形象有過多種猜測，甚至覺得對方有可能是和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狂人。但是真見了面，才知道這種幻想大謬不然。
傑夫辛頓是個頗爲注意邊幅，形象很精神的老人，甚至於頗有藝術家的氣息。
而且這種藝術家氣息，還不是印象派畫家或者搖滾歌手的氣息，而是學院派交響樂隊指揮的氣息，儒雅。
簡短的幾句交流之後，顧莫傑從對方的談吐和經歷中，就感悟到了這種氛圍產生的原因。
因爲傑夫辛頓並不是一個一輩子都科班搞計算機、搞程序算法的人。對方是研究心理學出身的，弄算法只是半路出道。是在研究心理學研究到了窮究極道之後，猝然在思考“人類的大腦，究竟是怎麼運作的？”這一問題時，豁然貫通，成了學兼數門的通才。
幾個月前，顧莫傑剛剛見過的那位邱成彤邱院士，也是那樣的通才。一個由物理學的弦論，而入數學界，完成“卡拉比-邱流型”的通才。
顧莫傑本人，也是一個通才。
一個處在萬物互聯時代淵藪的通才，是幸運的。因爲這個世界上還有無限的觸類旁通可能性，等待着他們去發現。如果再過十年二十年，萬學啓發的年代過去了，這片豁然出現的空曠藍海也被堵得擁塞不堪了，也就不會有那麼多被載入史冊的大師了。
兩個因爲機緣巧合，將來註定會載入史冊的通才之間的交流，即使學術細節上沒什麼相通，卻也足夠產生共同語言，讓傑夫辛頓對顧莫傑產生欣賞。
沒過多久。傑夫辛頓就有一種相見恨晚之感。
不過，今天的主題，主要還是談錢。談顧莫傑該得到的那筆科研經費。這個話題實在很俗氣。不是傑夫辛頓這樣的學究應該討論的。
反正總共該給多少錢是早就談好的，如今具體的用途細節。交給專業人士也就是了。
“顧先生，辛頓教授說他還有些別的事情要處理，具體的就讓桑德蘭律師爲您提供諮詢。”
嚴磊翻譯完傑夫辛頓這句話，對方就和顧莫傑示意告別，去忙自己的了。留下當初經辦這事兒的律師桑德蘭。
……
桑德蘭律師便是當初飛到中國和顧莫傑簽約的那個律師。他得到傑夫辛頓的授權，當下也不客氣，翻開文件，開門見山地把情況概述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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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先生。根據我們原來的秘密協議。辛頓教授爲你拉來了總計600萬美元的基礎科研經費。分兩個財年支付，本財年300萬美元，現在已經到位了，2005財年還有300萬。您隨時可以成立一家非營利機構，接受這筆款項。
不過，我想我有必要爲您解釋一下——這些錢的用途是會受到加州政府的審計部門、以及聯邦審計部門的監管的。每一筆開支都會遭到盤查，除了少額的招待費和宣傳費支出以外，其餘每一筆都要求嚴格對賬。所以，我希望您已經想好了，要把這筆錢用在什麼領域。”
顧莫傑喝了一口咖啡。指着自己身邊帶來的美女律師，說道：“來之前，我不是很瞭解美國的法律細則。所以只定了幾個大概的研究方向，沒有最終敲定。需要你們幫我看一下，這幾個方向當中，哪些才附和政策。我不急，反正有一個月的時間處理這些事情。”
桑德蘭和費莉蘿、費雯麗也算是老相識了，當下自然知道顧莫傑這邊做到了哪一步。他很專業地發問道：“那麼，先說說您的律師爲您初步擬定的幾個方向，我可以爲您參考一下，看看哪些附和法律規定的範圍。”
“基礎科研經費”這個詞兒。因爲享受到數倍的槓桿利潤免稅，所以是政府嚴格盯防的領域。哪些科研屬於基礎科研、屬於全人類公益性質的科研。政府法律是有嚴格規定的。
否則的話，美國政府和各州政府鐵定會面臨一個窘境：一毛錢企業所得稅都收不上來。因爲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會把他們本身的商業性研發成本。做假賬做成“基礎科研捐款”。
費莉蘿拿出預案，正想回答桑德蘭的提問，卻被顧莫傑擡手示意她等等。
隨後，顧莫傑轉向桑德蘭，說道：“我方直接說出所有的預案，有些不合適吧，畢竟我們不專業，有些預案很異想天開。最好還是桑德蘭先生先爲我們舉幾個例子，讓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尺度鬆緊、極限邊界。那樣的話，有些明顯不靠譜的預案，我們自己就可以過濾掉，不必拿出來丟人現眼了。那也節省了大家的時間。”
桑德蘭神色一緊，知道是遇上了一個厲害的對手。
因爲如果剛纔顧莫傑直接竹筒倒豆子一樣把他原先做的預案都說出來的話，桑德蘭完全可以做選擇題，在這幾個預案裡頭挑選一個最有可能過審的，然後再去運作。
但是那樣的話，顧莫傑的得利或許不是最大化的，因爲他的幾條預案有可能都沒有頂住美國政府忍耐的極限。
打個比方，如果顧莫傑先開口，這個問題就相當於：“我知道美國法律有盜竊罪，我現在有幾個預案，分別可以偷3000美元、6000美元、10000美元，請你告訴我，偷多少錢，纔不會被判刑？”
這種情況下，假設美國法律的起刑點是5000美元涉案金額，那麼桑德蘭只要告訴顧莫傑：“如果你選只偷3000美元那個方案，就不會被判刑。”
這樣回答，桑德蘭和律師團其他成員，都會省事得多。
可是顧莫傑顯然不滿足與此，因爲他的利益並沒有最大化。
所以顧莫傑要桑德蘭先開口，把5000美元這根紅線標出來，然後他好修改自己的作案計劃，頂着這條紅線偷4999美元。
美國法律規定的、區別罪與非罪的邊界紅線在哪裡，顧莫傑就要把鑽空子的尺度用到極限，頂着這條紅線打擦邊球。法律允許顧莫傑做多壞的一個人，他就要在法律的容忍尺度內，儘可能壞得不擇手段。
幸好，桑德蘭也算是有備而來，他斟酌了一下，說了一番四平八穩的話：
“顧先生，我希望您瞭解，網絡技術幾乎沒有哪一項是公益的，我此前也沒遇到過，舉不出太恰當的例子。所以，請您允許我用用一個醫療衛生，或者教育領域的例子來爲你說明情況，畢竟那些領域的公益屬性業務比較多”
顧莫傑點頭首肯：“可以，您說就是了。反正法律是觸類旁通的。”
“那我就舉個醫療衛生領域的例子。”桑德蘭趕緊說道，
“如果有一家生物製藥公司，要想研發一種新藥，然後想把這種新藥的開發成本做成‘非商業性基礎科研’的經費，那麼這就是行不通的。聯邦政府會查出來，取消它的槓桿免稅，還罰它的款。因爲儘管藥品本身是救死扶傷的，但是藥品背後也是有專利的，醫藥公司可以靠這門專利技術來謀取商業利益，所以不符合公益性科研的政策導向。
但是，如果醫藥公司承諾研發出新藥之後，向全社會公開這種新藥的生產技術細節，不謀求爲本公司申請專利、牟取壟斷利益，那麼聯邦政府也會追認特許——這種時候，那些製藥業巨頭就會打打擦邊球，把一些新藥研製過程中的副產品，或者夾帶私貨的研究，摻雜到這裡頭去，把公益科研部分的經費略微做得虛高一些——當然還需要花成本找高明的會計師事務所幫你做假賬——那麼，還是有可能成功的。
再退一步，如果這時候醫藥公司要做的科研不是一種新藥，而是一種疾病的新式臨牀診療方法研究，因爲診療方法無法申請專利，聯邦便會認可他是爲了全人類的利益，而非公司的商業利益——這種情況下，也附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類經費的使用辦法。
在教育領域也是同理，我就不多舉例子了。比如出新的教科書，教學軟件，肯定不符合公益性，但是如果是一些沒法商用的公共課件、教學方法研討，卻是可以作爲公益性基礎成果的。”
桑德蘭解釋得很是翔實，一看美國的律師都是這般奸詐慣了的，各種鑽空子的事情那是家常便飯。顧莫傑和費莉蘿聽得很仔細，顧莫傑一邊聽一邊暗暗點頭讚許，費莉蘿則是拿着一隻筆，跟着桑德蘭的講解，在原本的策劃預案上修修改改。
數人就這般錙銖必較地細談了整整一個上午。中間顧莫傑叫了外賣，幾人吃過之後繼續辦正事兒，到了黃昏時分，顧莫傑原本做的預案也被刪掉了好多條，只剩下寥寥兩三個可選的規避方案。
顧莫傑斟酌審視着，拋出了最後一個問題：“桑德蘭律師，根據我們今天的推演，我想，這個研究方案，應該是可以滿足聯邦法律和加州法律規定的‘屬於非營利性公益科研目的’範疇，同時，也屬於互聯網和軟件技術的領域、與我的生意對口。”
說着，顧莫傑把一份挑出來的、已經修改得七零八落的文件推過去。
“以預防網絡層面的灰鴿子病毒大規模擴散爲目的的互聯網安全研究？”看了這個標題，桑德蘭幾乎要跳起來，覺得自己一天的口舌都白費了，“顧先生！這是殺毒軟件公司的營利性研究！怎麼可能通得過聯邦的審查！難道我一天說的這些，你都沒聽進去麼！”
顧莫傑高深莫測地一笑：“不，我要做的，不是殺毒軟件。而是提供公益性網絡安全的免費工具，而且技術原理和着眼點完全不同——你聽我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