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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的春節，槐花洲下了一場大雪。
我跟楊雪一起往鎮政府大院走。張惠和王小雅已經去了禮堂，她們去參加聯歡會。楊雪說是慰問會。到底是什麼會我們都不感興趣，我們純粹是爲了去玩。
張惠和王小雅一個坐在東頭一個坐在西頭，離得很遠，誰也不理誰。鎮幹部宣佈一份通知，說，上級給了槐花洲兩個知青積極分子名額，過完春節要去縣上參加知青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經過慎重考慮，他們認爲這兩個名額非張惠和王小雅莫屬。她們不僅手挽着手來到農村，還手挽着手嫁給了農民，還在同一天生下了城鄉結合的後代，沒有任何理由不讓她們兩人做知青代表。
禮堂裡響起熱烈的掌聲。其實我覺得這有點不太公平，張惠和王小雅的工作一點都不累，她們自從跟我們的父親結婚之後，就不用跟其他知青一樣在知青點住着茅草房，一天到晚在地裡幹一個工只有兩毛錢的活了。她們一個當上了廣播員，一個當上了藥房管理員，又輕快又出風頭。現在，她們又要代表槐花洲所有知青，到縣裡去開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我覺得這樣的機會應該讓給那些撅着屁股在地裡幹活的知青。
但是張惠和王小雅看起來卻不那麼激動，她們都在發呆。通知宣佈後，鎮幹部說，黨中央非常關心廣大知識青年，要求各地在春節期間對知識青年進行宣傳慰問，現在，縣裡的文藝宣傳隊專程趕來了，爲大家慰問演出，大家歡迎！
槐花洲十三個知青點的所有知青都來了，文藝宣傳隊先演出了幾個節目，之後知青們合唱了一首歌，他們又跳又唱，亂成了一鍋粥，有人哭有人叫。我後來知道那是著名的《知青戰歌》——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轉入了青春史冊，一去不復返。啊，未來的道路多麼艱難，曲折又漫長，生活的腳印深淺在偏僻的異鄉。
告別了你呀，親愛的姑娘，揩乾了你的淚水，洗掉心中憂愁，洗掉悲傷。啊，心中的人兒告別去遠方，離開了家鄉，愛情的星辰永遠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處無知音，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別離的情景歷歷在目，怎能不傷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
這首《知青戰歌》，我是後來從母親筆記本里抄錄下來的。
我跟楊雪很早就出來了，因爲我發現母親不見了。我猜她去我爺爺家了。她去爺爺家，就肯定是去找小賈叔叔了，小賈叔叔住在爺爺家的廂房裡。當時，部隊分散住在槐花洲羣衆家閒置的房子裡，白天打山洞，晚上在鎮上的小學教室裡學習或開會，一個星期放一個晚上的假。如果小賈叔叔放假這個晚上，張惠正好在藥房值班，他就到藥房裡來。
我們走上白橋，去爺爺家。
鎮中間有條槐河，河邊兩條大街，河岸長滿槐樹。槐河像一條美麗的紗巾，將槐花洲這個鎮子分成兩半，河南河北的人們通過兩條木橋過河。這兩條木橋因爲各自旁邊長着一棵白槐和一棵紫槐，而分別命名爲白橋和紫橋。
那棵開白色花朵的百年老槐長在爺爺家門前的橋頭，每到槐花盛放的時候，爺爺家門口大街和半條白橋都透不下太陽光，槐花像白色毛毯罩在天空。而當六月份槐花落敗，街上和橋面上一片白色的槐花，張惠說它們像雪。冬天的時候，如果下了雪，河面和橋面上一片白雪，張惠又說它們像槐花。
張惠很喜歡那條白橋，尤其是小賈叔叔住在爺爺家廂房裡以後，她就更喜歡白橋了。我們家住在醫院後面的家屬房裡，醫院、鎮政府都在河北，爺爺家住在河南，因此母親纔有機會去走她喜歡的白橋。她在做了好飯菜的時候，經常拿一隻大碗，分一些去送給爺爺。
我和楊雪走下白橋，推開爺爺家虛掩的院門，忽然聽到了琴聲。我們趴在東廂房的門上，透過門縫，看到小賈叔叔在吹口琴。他圍着屋子中間的一盤石磨，一邊轉圈一邊吹口琴，而張惠坐在小賈叔叔的牀上，兩手絞着，放在腿上，臉上泛着美麗的光輝。
爺爺早已經睡着了，他耳朵背得厲害。我們的腳凍得失去了知覺。到處無聲無息，大雪撲啦啦地下着，也許是爲了傾聽琴聲，它們不再熱烈地說話。整個天地都在傾聽琴音。
母親的愛情，最初就是以這樣一種唯美的形式，進駐我不甚明瞭的內心世界。那種唯美我日後找不到任何一種方式進行完美的描述，我只能描述那盤石磨，那間簡陋的廂房。而那盤石磨和那間簡陋的廂房，我也找不到太多的詞藻用之其上，因爲它們就是一盤石磨，一間廂房，簡單到無法再簡單，原始到無法再原始。每次回憶至此，我腦海裡只存在一個詞：沉默。這個詞無限巨大，覆蓋了所有。
亙古的、不變的、及至要腐爛的沉默。在那片沉默之中，悠揚地飄蕩着琴音和母親的微笑。這就是我最初認識的愛情。
那天晚上我和楊雪先回了家。我讓那間廂房裡的氣氛弄得眼淚汪汪，楊雪說，走吧，冷死了，口琴有什麼好聽的，不如禮堂裡熱鬧，乾脆去禮堂聽他們唱歌吧。
我們離開禮堂的時候，王小雅正在獨唱，文藝宣傳隊裡一個拉手風琴的在給她伴奏。但我覺得，爺爺家的廂房和鎮政府禮堂是兩個判然有別的世界。我已經不再想去禮堂了。
我回家的時候，父親正坐在地上捅一隻小煤爐，他把它捅得旺旺的，一邊捅一邊喝一瓶老白乾，看見我回來，問，你媽呢？
我忽然生出一種保護母親的本能，就撒謊說，在禮堂呢，她和小雅阿姨是知青代表，要去縣城開會呢。
林寶山用鼻子哼了一聲，說，不安分的騷女人。
父親只有在喝了酒，而且母親不在的時候纔敢說幾句這樣的話發泄一下，我覺得他好像不太喜歡母親去開會。
我撒了謊，心裡不安，以免待下去露出破綻，就爬上炕先躺下了。不久母親回來了，我聽到她嫌惡地說了一句，又在喝酒，薰死人了。
父親問，你去哪了？母親說，禮堂啊，你不是知道嗎？父親說，怎麼纔回來？母親說，開會了。父親問，開什麼會？母親說，知青大會，你問那麼多幹什麼。父親說，是不是讓你去縣城開會？母親說，是，怎麼了？父親說，你不會去了就不回來了吧？母親說，神經病。父親說，我知道，你早就想離開這破地方了，這下有機會了。母親說，我就是想離開，真讓你說對了。父親說，告訴你，你休想離開。母親哼了一聲，說，懶得跟你說，話不投機。
母親氣沖沖地走進西屋，說，林雪，我跟你睡。
她插上插銷，想了想，又把一張椅子拿過來，抵在門上。
我已經把被窩捂得暖暖的，母親把她冰涼的手腳放在被窩裡。她過來睡覺我非常高興。
半夜裡，父親開始在外面小聲地叫母親，說，惠，惠，你過來。母親不說話。父親在外面敲門，說，惠，你開開門。母親迅速爬起來，穿上衣服，說，林寶山，你快回屋睡覺去。父親說，我一個人睡不着，惠，你過來，就今晚！母親厲聲說，你休想！父親說，惠，你忘了，那年冬天，就是今天晚上，我們在一起的？母親呆了呆，然後咬牙切齒地罵起來，林寶山，那天夜裡要不是你和楊根茂燉了母雞還買了酒，我們能跟你們結婚？還有臉提那檔子事，快滾回屋去！
母親也會說滾。以前我一直認爲母親不會說粗話。
父親委屈地說，又不是我們強姦你們的。
母親哭了起來。她抽抽噎噎地哭着，很傷心，我伸手摸了摸她的枕頭，溼了一片。父親還在門外小聲央求，最後母親說，你再不閉嘴我就咬舌自盡。父親終於不吭聲了。
張惠的愛情發生在爺爺家的破廂房裡，而王小雅的愛情發生在熱鬧的禮堂裡。那天晚上王小雅在禮堂認識了文藝宣傳隊裡一個拉手風琴的。春節過後，張惠和王小雅坐着鎮政府的吉普車去縣裡開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之後失蹤了三天。
一九七九年，張惠和王小雅的失蹤是槐花洲的一件大事。兩名紮根農村的知青積極分子，在去縣上開代表大會的時候失了蹤，這讓鎮政府裡的人驚慌失措。
當天早上到了縣裡以後，張惠和王小雅讓司機自己開車先回來，黃昏再去接她們，她們說，開完會後要在縣裡逛一逛，買點東西。吉普車司機跟她們說好了晚上六點在汽車站碰頭，可是他在汽車站等到八點也沒見人，就趕回來報告。第二天，吉普車司機又去縣城汽車站等了一天。回來後，鎮政府着急了，連夜開會，決定先瞞下這件事，再等幾天，如果還不見人再想辦法。
母親去哪了呢？我跑到爺爺家，看到小賈叔叔跟往常一樣，腋下夾着一本書，從爺爺家院子裡走出來。我偷偷跑到他後窗那裡，看到屋裡只有一盤石磨和一張行軍牀。
第三天，張惠和王小雅終於回來了，她們看起來很平靜，就像只在縣城呆了一天似的。
關於她們的失蹤，不久就有很多閒言碎語傳到槐花洲，有人說，看到她們兩人跟一個男的一起逛街，還一起去看了場電影。又有人說，那男的是剛剛到槐花洲慰問演出過的文藝宣傳隊裡的，拉手風琴的。
他們三人一起逛街看電影，這是很奇怪的。張惠和王小雅是仇敵，平時根本不說話。我很想從母親口裡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但奇怪的是，母親在這件事上保持了可疑的沉默。她是跟王小雅一起坐吉普車回來的，吉普車司機說，他看到她們兩人肩並着肩往汽車站走，還不時搭幾句話，樣子一點都不疏遠，甚至有那麼幾分親熱。
我是不相信吉普車司機的話的，一對仇敵怎麼可能突然之間就友好了呢？而且，張惠和王小雅回到槐花洲之後，根本就沒有任何親熱的舉動，她們之間的關係仍然像過去一樣，見了面用白眼招呼。
但是，吉普車司機應該是不會撒謊的，而且，傳言也說她們兩人跟一個男的一起逛街。爲什麼在縣城裡她們可以友好相處，一回到槐花洲就恢復了仇敵關係？而且她們在縣城裡不僅是很友好的，還有共同的秘密，回到槐花洲後，又共同保守了這個秘密。秘密就是她們兩人中的一個人跟手風琴手之間的關係。
當年的那個失蹤事件不久就平息了。鎮政府出面闢謠，說是他們派她們兩人到縣城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她們跟那個拉手風琴的男的在一起，是因爲鎮政府也想辦一個文藝宣傳隊，以便響應《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刊登的“國務院關於春節期間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進行宣傳慰問活動的通知”精神，並且要把這個精神進行舉一反三的貫徹，不僅要在春節期間加強宣傳慰問，還要在日常加強宣傳慰問。
我很感謝張惠的那個淡綠色本子。多年以後當我在煙臺昌厚裡外婆家的祖屋裡開始寫這個小說，母親的筆記本給我提供了許多最原始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