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30年代的蘇維埃運動中，蘇區周邊地區曾出現嚴重的赤白對立現象，它在各蘇區廣泛存在，到後期尤爲劇烈。所謂赤白對立，作爲特定時代的一個現象，是指蘇維埃區域與非蘇維埃區域之間的對立，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劇的階級間的對立，而是非階級的由多種因素引發的以地域爲中心的衝突，這種衝突主要發生在蘇區與非蘇區的邊境地區。
赤白對立的發生，肇因良多，它不是中共希望看到的，悖謬的是，其發生、發展卻又和中共的生存、發展需求息息相關，在20世紀中國蘇維埃革命過程中，具有獨特的意義。，中共當時文件常常將其作爲重要問題提出，許多中共蘇區時代的當事者在回憶錄中也屢有提及，但在蘇區史的研究中卻多語焉不詳，專題研究更是罕見。對這樣一個在中共領導的階級革命中出現的非階級現象，大有進一步加以理清的必要。
一
1920—1930年代蘇區周邊地區的赤白對立現象，爲多方面材料所證明。早在1928年10月，贛東北就有報告提到:“環繞割據區的民衆，還不知道我們的好處。土劣已感覺我們與他們不利，設法使民衆起來反抗我們了。故環繞割據區域的民衆非常反動，每日跟着反動軍隊，來我地搶東西。凡民衆有食器用，只要能搬運者，莫不搶劫一空。”【1】（p296）1929年1月，滕代遠向中共湖南省委報告，江西“銅鼓的民衆因被平江游擊隊燒了很多房子……當紅軍到銅鼓縣城時，所有男女老幼各種貨物桶，一概搬運走了，不但找不到黨的關係，連飯也沒得吃。”【2】（p147）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較早談到這一問題的報告。1929年底，中共鄂豫邊蘇區有關文件提到，由於不注意赤色區域外的工作，“形成了赤色區域的農民孤軍作戰、赤白對立的現象”【3】（p7），直接提到了赤白對立這一名詞。此後，的報告屢屢出現。1930年11月，鄂豫邊特委報告談到：“赤白區域羣衆，異常互相仇視，每次到白區出發，免不了搶殺行爲，自紅軍軍事組織編成以後，有了軍事紀律的制裁和經過歷次的解釋，纔去掉搶殺行爲，但仇視白區羣衆的心理，終不能完全肅清。赤白界線的森嚴，依然未得打破。”【4】（p133）湘鄂西、贛西南、左右江等都有類似的報告，湘鄂西紅色武裝在“白色區域見人殺人，見屋燒屋，於是赤色區域交界之處三十里往往無人煙，赤白區交通完全斷絕。赤色區域的人固然不敢過去，白色區域的人也不敢過來，因爲一來則殺無赦，造成一個相互仇殺的地帶”【5】（p36）。贛西南在早期的農民暴動中由於“對消滅地主與反對富農問題缺乏明確致演成了一些盲動燒殺傾向。同時更不懂得爭取反動派欺騙與威脅下的羣衆，致造成嚴重的赤白對立現象”【6】（p42）。
赤白對立的出現，和中共階級革命的宗旨是有距離的，作爲土地革命的倡導者，中共以領導全國人民革命爲己任，非蘇區區域從原則上說，理應是革命的發展對象，當地人民潛藏的革命熱情和蘇區人民也應是一致的。但是，赤白對立卻在相當程度上挑戰着中共這一理念，是中共土地革命發展的一個沉重負擔。赤白對立嚴重影響了蘇維埃區域的發展:“各縣警衛營或連，特別是赤少隊很多都不願到白區域去，以爲白區羣衆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它們接近……有許多聽到要他去白區工作他就哭起來，甚至哭得飯也不想吃。”與此同時，“白區羣衆的怕游擊隊名之爲‘刀子隊’，造成了赤白對立的現象，如銅城鐵壁一般”【7】（p111）。
這樣一箇中共不希望看到的現象，其最初出現，客觀看，和中共土地革命初期實行的錯誤政策不無關係。當時有關文件詳細分析了造成赤白對立的原因：“因我們的工作不好，特別是盲動主義引起白區羣衆的反感；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地方觀念，宗族觀念與發生過械鬥；出於豪紳地主反動派的欺騙造謠，挑撥離間。”【8】（p685-686）這裡，首當其衝的就是盲動政策影響。1928年前後，中共在“左”傾盲動指導下，普遍執行了燒殺政策，對地主等革命對象進行肉體消滅，打擊對象甚至蔓延到蘇區外的一般羣衆。廣西左右江“各地農民赤衛軍攻下豪紳地主的寨子，凡在寨子裡面的人，不論男女老幼都殺一個精光……對於邊區外的羣衆，一律目爲反動派，互相仇殺”【9】（p30）。同時土地革命政策本身也必然嚴重觸及到地主等農村有力階層的利益①，作爲報復，受到國民黨軍支持的反蘇維埃地方武裝回到當地後，往往對參加革命的民衆展開屠殺。湖南平江自1928年初暴動後，“殺戮豪劣和反動份子，計在數千，而同志和革命民衆殉難的，亦不下數千人”，許多地區“數十里或百數十里，幾無一棟完善的房屋，無一處盡青的山，共計全縣被燒的房子，總在十分之四、五”【2】（p43-45）。安徽的六安、霍山蘇維埃區域1930年底被國民黨軍攻佔，羣衆“論批的被拉去殺，砍頭、腰斬、活挖心，每天平均各局子都有五六十屍體狼藉”【10】（p367-368）。地主瘋狂的屠殺又激起民衆的強烈憤恨，以致“報復心理非常濃厚……要求以燒殺搶劫來答覆白色恐怖，其氣之高真不可制止”【11】（p225）。中共有關文件明確談到：“各蘇維埃區域邊境嚴重的紅白對立現象，就是這種報復主義造成的結果。”【12】
在對立情緒不斷蔓延的情況下，相互間的報復行爲，往往超越出階級對抗的範疇，變成區域之間的對抗。福建“蛟洋農民燒丘坊房子二百餘家，白砂赤衛隊燒茶地房子九十餘家”【13】（p117）。福建寧德橫坑民團與中共開闢的游擊區敵對，引起蘇區羣衆憤慨，“見橫坑人即殺，橫坑人就不敢向游擊區域來買東西”【14】（p120）。廣西右江“土豪率地主武裝數十過河燒了三個村莊，搶牛、羊、女人，韋（拔羣）即集中四千人過河去，燒了十三個村莊，橫直三十里，也搶劫、拉牛，捉女人等。地主便將該地人民組織起來，有四區隊伍與革命對立起來”【15】（p48-49）。中革軍委總政治部指出：“紅白兩邊，殺過來，殺過去，成了不解的冤仇……亂搶亂燒亂殺的結果，反造成那邊的羣衆更加堅決的反對革命。”【16】
爲鼓動民衆，克服地方、宗族觀念，中共開展土地革命時常常組織農民跨村跨鄉打土豪。在蘇維埃區域內，跨村跨鄉活動雖有可能觸發宗族間的衝突，但總體處於可控制狀態，且村莊間的運動是相互的，負作用不甚明顯；而在邊區打土豪則成爲蘇區對白區的單向運動，且由於對當地具體情況不瞭解，行動往往失控。鄂豫皖“紅軍到了白色區，赤區農民就去運輸糧食，有些運輸隊，甚至紅軍到了那裡，他不管是農民的是地主的，什麼東西拿了就走”【17】（p242）。中央蘇區有些部隊“打土豪弄成找給養飽口腹的簡單意義。當打土豪時，情願放棄土豪不捉，不願放走一個豬子和雞子，結果不要宣傳，不把大部財物發給羣衆，不貼條子，捉得的土豪也不捉。用槍打豬，嚇跑老百姓”【18】。這種亂打土豪的行爲使一些地方力量強大地區極易因此組織起來，與中共進行武裝對抗。而在土著居民和客家人混居地區，也往往在土客矛盾基礎上又增加赤白矛盾，使兩者對抗進一步加劇。當時有報告談到湘鄂贛情況：“邊境各縣的居民客籍人（廣東潮梅人）佔半數，土籍與客籍已成了兩個對敵，尤以銅鼓爲最甚……地主利用家族關係組織反革命的武裝，向客籍民衆進攻（因爲客籍民衆是革命的），演成土客界限的鬥爭，是分散無產階級戰鬥力的，是模糊階級鬥爭的。”【19】（p205）
二
蘇維埃革命時期，中共以發動羣衆革命爲己任，對羣衆利益、羣衆情緒始終予以高度重視。赤白對立現象出現伊始，中共各級部門就已有所意識，隨着其範圍的擴大和危害的增長，更予以高度重視併力圖加以克服。1931年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前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嚴厲批評了紅四軍“在水南燒土豪房子時燒了一條街”【20】的錯誤，責令公開作出賠償。當計劃進攻和赤區有強烈對立傾向的七坊時，更明確要求：“到七坊後要開和平會，立和平公約，第一條要兩方不再相打，大家一起打土豪。”【21】中革軍委總政治部告誡游擊隊：“在每次進攻反動統治區域之前，必須對自己部隊及參加鬥爭的羣衆宣傳紀律，絕對禁止侵犯貧苦羣衆的利益，不準亂燒他們的屋，不準亂殺他們的人，不準亂拿他們一點東西……豪紳地主的穀子衣服豬牛用具，原則上要完全發給當地貧苦羣衆，這是發動羣衆的鬥爭的必要策略。游擊隊和參戰的紅色羣衆決不可取得太多，因爲倘若游擊隊取得太多了，不但不能發動羣衆起來對當地豪紳地主階級進攻，並且有引起當地羣衆的地方界限姓氏感情繼續受豪紳地主欺騙，對抗紅色羣衆的危險。”【12】同時，各蘇區都作出決議，要求嚴控赤白對立的發生，主要包括：“整理游擊隊……嚴格執行紀律，反對亂燒、亂殺、亂搶”；“用各種宣傳鼓動方式，說服赤區羣衆”；“以階級的口號揭破統治階級的欺騙與挑撥”；“向白區羣衆承認過去的錯誤”；“發動白區羣衆的階級鬥爭”；“召集赤白區羣衆的聯歡大會，訂出和平條約”。【8】中共採取的這些措施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一直到蘇維埃革命終止，赤白對立現象也未得到完全制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直到1934年初，毛澤東在二蘇大報告中仍然強調赤白交界地帶“蘇維埃與游擊隊，必須完全遵守蘇維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階級亂打土豪的行爲。沒收地主階級及反動派的財物，必須大量的發給當地羣衆……必須把造成赤白對立與羣衆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22】（p302）可見赤白對立仍然是中共面臨的一個難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爲早期形成的負面影響持續存在；另方面，蘇區內外造成赤白對立的因素未能徹底消除，使赤白對立成爲大部分蘇區難以克服的硬傷。
一部分地方武裝和游擊隊亂打土豪是赤白對立持續並加深的最爲直接的原因。爲動員並組織民衆，最大限度利用民衆力量，蘇區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裝，這些武裝的供應依賴地方，在戰爭環境下常常難以爲繼，利用到白區活動機會，籌集糧款，是其創收的一個重要途徑，而各級機關對這一做法實際也採取默認態度，各級部門“檢查工作時，首先問‘多少錢’，不去檢查打豪劣地主與民衆的情緒如何”【23】（p196）。有的游擊隊把打土豪收入“抽十分之一作伙食尾子分”【24】（p98）。同時，對於游擊隊到白區活動，中共中央指出：“分發豪紳穀物衣服給羣衆，是挺進游擊隊在數小時內取得羣衆擁護的最有效手段，每到一地，必須在最近期間最大限度進行這一工作。”【25】（p364）這就是說，游擊隊進入白區後，必須迅速開展打土豪行動，在對情況不熟悉背景下，出現問題在所難免，由此造成的一些問題具有相當的必然性：“地方武裝過去行動，大多數都是陷於單純籌款的泥坑中，許多行動不是爲了羣衆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經費，一到白區，豪紳地主走了，貧苦工農也亂捉亂打一頓，造成一種白區羣衆害怕游擊隊，甚至在豪紳地主欺騙之下來反對蘇區，爲難游擊隊。”【26】（p594）當時，這種現象相當普遍：地方武裝“一到白區便亂捉人，亂搶東西，到處都是表現絕不容許的侵犯中農貧農利益，脫離羣衆的盲動行動，甚至形成赤白對立……安遠、南豐縣的白區邊界的羣衆，一見紅軍就跑光了，什麼東西都搬去，到處都向我們打槍，捉殺我們的紅軍病兵，及落伍士兵”【27】（p645）。1933年福建省委的工作報告列舉了游擊隊的種種違紀行爲：“赤田區拷打富農罰款，武平向貧農強借米物，紅屋區的游擊隊到曹吳捉貧農罰款，連城的游擊隊甚至被羣衆呼爲‘遊擊賊’。”【28】（p509）即使是赤白對立相對較輕的的贛東北蘇區也出現這樣的情況:“蘇區游擊隊出發遊擊時，往往不堅決執行階級路線，捉到白區羣衆進蘇區來，縣區的黨與蘇維埃不艱苦進行教育工作爭取他們，只是往看守所一送久不過問。”【29】（p304）
除獲得收入以維持生存需要外，地方武裝和游擊隊軍紀、政治工作薄弱、素質較差也是導致亂打土豪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裝發展過程中“總帶有或多或少的強迫，甚至完全用強迫命令而編的”，“兼之平時沒有教育訓練與黨的領導薄弱……到白區亂搶東西則是普遍的發現”【30】（p367）。“因爲沒有明確的階級路線，有許多赤色武裝到白區去，不堅決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甚至負責人也不切實做到，工農的東西亂拿，羣衆跑出去了，以爲這些是‘反革命的東西’，也可以打土豪！”【31】（p319）雖然當時指導機關明確要求“黨要堅決轉變亂拿白區許多東西，不問窮人富人都捉來的許多錯誤，應當把赤衛軍、游擊隊在白區行動的政治教育與軍事紀律的建立成爲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對立”【32】（p397）。強調：“應當嚴厲反對一種說法，以爲白區羣衆跑我們的反，純然是受了白色恐怖的威嚇及反動宣傳的結果。應當有勇氣來認清這一個事實，就是紅軍自己的政治工作不好，破壞政治影響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33】（p459）但是，在中共領導人尤其是一些不諳蘇區實際的領導人掌控蘇區後，不顧客觀可能一味強調發展、壯大地方武裝，上述問題不但無法克服而且愈演愈烈，以致福建莆田游擊隊甚至“因沒有錢吃飯，化裝反動軍隊去搶商店，結果給農民繳去槍六枝，被捕隊員七人”【34】（p91）。
隨着蘇維埃區域的擴大，當蘇維埃區域向城鎮擴展時，傳統的城鄉間相互敵視也對赤白對立現象發生重要影響。農民對城市的敵視原因很多，中共當時較多站在農民立場上理解這一問題，談到：“城市方面的一般人，對於鄉下人有鄙視欺侮的舉動，是很普遍的事實，因此發生了城鄉惡感”【35】（p27）；“農民上縣的時候，則檢查異常嚴厲，有時藉故尋釁，將農民捉去罰款，弄得一般農民不敢到城裡去購買貨物，農民非常怨恨城市。”【36】（p125）相當程度上在這種怨恨情緒支配下，“在游擊戰爭發展到城市去，農民便摧毀城市以泄恨”【37】（p53）。閩西農民在中共組織下攻城時，“農民更喊着‘殺盡城內人’、‘燒盡城內屋’的口號……他們都說：打進了城不但要殺盡搶盡燒盡，而且還要將城牆拆去。於是城內豪紳地主便利用這些口號去煽動城內貧民仇視我們。果然，一般貧民受其利用，做偵探、當團丁、做嚮導，無所不爲。”【35】（p27）湖北“黃安第一個城市七裡坪，被農民燒得一屋無存。”【38】（p111）
應該承認，無論是中共早期的盲動政策，還是地方武裝的亂打土豪，以及農民對城市的破壞，其實都和普通農民追求利益的天性無法分開。中共的土地革命和農民的支持息息相關，而爲獲得農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對農民利益的讓步又不可缺少。事實上，當中共武裝攻打城市或到白區活動時，當地羣衆通常都是積極的參加者。這一方面反映了農民的革命要求，同時也和其到城市或白區蒐羅財物這一利益目標直接相關。在這一背景下，不分階級、貧富亂拿財物變得難以避免。張震回憶，平江起義勝利後，有些進城的農民“趁機撈東西，有的扛着大鍋回家”【39】（p23）。湖北大冶在攻打一個白色村莊時,“參加的羣衆有三、四千人，結果將常練隊繳了械，但農民之土匪行動，及報復觀念非常的深，搜洗一空及燒一、二十家的豪紳的房子。”【36】（p131）江西萬載農民甚至出現“七八間（處）抄搶隊的組織”【19】（p193）。
爲鼓動羣衆參與，農民一定程度的搶掠行爲事實上得到某些中共基層組織的允許。湘鄂西蘇區由於糧食歉收，出現一批災民，“當紅軍在附近辦給養時，這批災民就成羣結隊去，無管貧、中農一概沒收”【40】（p145）。湘鄂西分局在給鄂豫皖分局的信中更把到白區沒收財物、糧食當作經驗介紹：“災民問題，依據我們的經驗，無須部隊掩護，災民成羣結隊的可到白區去……你們的責任不在救濟而在有組織的領導到附近白區鬥爭……我們去年可說顆粒無收，主要的辦法是在附近白區沒收，紅軍在附近白區行動，纔得到相當解決。”【41】（p203）災民搶劫的現象在湘鄂贛同樣存在：“避白逃亡的羣衆因爲經濟困難不能很好救濟，形成一種專門隨游擊隊到白區打土豪（亂沒收）而沒有職業的‘新式流氓’。”【42】（p69）
當時，中共領導人對如何在發動羣衆參加鬥爭同時又保持嚴格的紀律頗感困惑，默認羣衆的搶掠行爲勢必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形象，強硬制止又擔心引起羣衆不滿。當中共剛剛開始軍事鬥爭，南昌起義軍退到汕頭時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當時中共採取了嚴厲措施加以制止，但不久中共中央就改變了這一做法，並對執行制止方針“逮捕並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的責任人“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43】。然而放任不管造成的混亂其實也是中共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因此，當1927年底的放任方針某種程度上和“左”傾盲動聯繫在一起後，中共也在調整自己的政策，1930年贛西南報告，對農民自衛軍，“五軍攻下分宜後即準其進城，但進城後則全不問貧富先搶劫一空，有時還亂殺亂燒，五軍因得了這一經驗打下袁州即不許進城，同時還向他講演並說明不許進城是因爲敵人武裝還沒有完全繳得，恐進城受誤傷，並馬上沒收一部分東西分給他們。但在當晚約一千餘人爬進城來搶劫了數十家燒了房屋，軍部馬上派人來制止無效，繼派武裝彈壓無效，並搶彈壓士兵的槍，士兵以正當的防衛向空中開槍示威誤打死一農民羣衆即鎮壓下去了，但引起了農民的反感”。當地負責人對這一處理及其後果沒有把握，請示中央“以後再逢有這樣的事是如何處理”【11】（p263）。確實，完全放任會導致秩序失控，但加以約束又會影響到農民積極性，中共在這一問題上頗有點左右爲難。1931年，毛澤東主持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計劃進攻七坊時明確要求：“羣衆赤衛隊絕不要去”【21】；蘇區中央局也激烈批評：“各地破壞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中大燒房屋的辦法，完全表現流氓路線，農民意識失敗主義是非常錯誤的，以後要極力糾正。”【12】但總的看，中共更多時候是採取教育和引導的方式，不加以過於激烈的控制，在這樣的背景下，搶掠行爲事實上無法完全制止。1933年底，福建連江羣衆到白區去，拿走的東西“從棉被衣服直到飯碗，火鉗都要被他們帶着回去。而且還說：‘我跟你們打土豪，你們是很划算得來的，我們只拿一點東西，但是你們卻由我們的幫助罰了很多錢和得了很多武裝”【44】（p148）。福州市委的報告也談到赤色羣衆搶掠白區的情況:“貧民的房子也去搜，上至銀錢寶貴的物件，下至很破很敗的衣服，不管是貧民、僱農、中農都把它掠回來。發動羣衆去參加就是去掠東西。有的羣衆說‘你們得的是錢，我們得的是壞東西’。攻進鄉村時豪劣地主逃跑了，存下來小兒老人，也殺得雞犬無存。”【23】（p196）1934年北上抗日先遣隊報告：“我們打羅源縣時，羣衆戴了小斗篷，拿了梭鏢、扁擔，足站了有五里路長。縣城一打開就自動地拿東西，阻也阻不住，話也聽不懂。”【45】（p52）
三
毫無疑問，在動員農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資源、手段上，國民黨在蘇維埃時期遠遠無法和中共相比，正由於此，作爲在民衆中缺乏深厚基礎及影響力的一方，赤白對立事實上爲他們所歡迎。赤白對立可以有效地限制中共力量向其控制區域的滲透，而其對蘇區的影響，由於拿不出像土地革命這樣富有號召力的實際措施，本來就困難重重。因此，和中共極力想消除赤白對立不同，赤白對立爲國民黨統治地區構築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們樂於看到的。同時，維持及造成赤白對立，也符合其封鎖蘇區、打擊中共的戰略目標。
國民黨方面製造和加劇赤白對立主要憑藉的是蘇維埃革命的被打擊者及中共在開展革命過程中的一些錯誤。隨着土地革命的進行，蘇區內外的地主、富農作爲土地革命的打擊對象成爲國民黨政權的堅定擁護者，同時一部分中農及包括貧農在內的其他一些階層出於對中共的誤解也產生恐懼心理，而中共蘇維埃革命初期的盲動政策及後來的“左”傾政策都加劇了這一傾向。中共有關報告承認：“盲動主義亂燒亂殺，不做地方羣衆工作，缺乏宣傳，打土豪只爲游擊隊本身，不把當地豪紳財物發散各地貧苦工農。這種錯誤往往被豪紳地主利用去爭取羣衆，說游擊隊是土匪，並利用羣衆來和游擊隊對抗。造成羣衆非階級的赤白對立，以抵抗革命勢力向外發展。”【46】（p268-269）這樣，當國民黨方面試圖在政治上與中共展開競爭時，這些都成爲中共可被突破的軟肋。和國民黨政權一樣，作爲土地革命中的被打擊對象，赤白對立也符合着豪紳地主的利益，因此，他們比國民黨政權更積極地製造着赤白對立：“龍港的豪紳（非赤色區域）利用宗法社會關係，鼓動一些盲目羣衆，準備向當地同志進攻。”【36】（p131）湖北陽新“南鄉土豪有少數能用改良主義團結氏族民衆（如將家財散給家族，誘騙同志自首）”，他們可以“號召一部分民衆向我們進攻”【47】（p145）。
當國民黨政權和豪紳地主在維持赤白對立上達成一致時，他們最常動用的資源是宗族制度。主要由地主構成的農村士紳階層在農村社會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由於他們在鄉村中擁有的財富、文化、社會資源，通常成爲宗族的控制者和代言人。宗族凝聚力越強，其權威和號召力也愈大。蘇維埃革命展開後，爲對抗中共土地革命的影響，國民黨政權和地方豪紳充分利用宗族制度並將其與地方觀念結合，發揮出相當的作用。1930年間國民黨政權在鄂豫皖地區曾“利用封建宗族策劃分裂農民隊伍，使許多地方發生農民反水，出現許多以戶族爲首的反動據點和反動武裝，對根據地實行燒殺搶掠”【48】。福建漳州也報告：“這裡姓楊的農民，我們沒有工作，在士紳地主領導之下幫助反軍進攻我們，這是給我們火線上一個很大的打擊。”【49】（p91）通過宗族和地方觀念的號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紳力量較強地區，形成製造赤白對立對抗中共的有力力量。鄂豫皖蘇區的麻城黃土崗區“十數萬農民羣衆在有力的反動官領欺騙領導之下團結起來，加以普遍的封建迷信的紅槍會的組織，使該區成爲純粹的反動白色區域，數月來沒有方法打入革命的宣傳與組織進去。該區反動槍會不斷的向赤色區域進攻，有時數百、有時數千羣衆前來，赤色區域羣衆亦數百數千的與之對峙。”【50】（p142）由於該區組織得力，在三面均已赤化後，中共仍始終未能實施滲透。同樣，中央蘇區興國、於都、寧都、永豐四縣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區民性“在歷史上有名的蠻悍，從來不納稅，不完糧，不怕官兵”，蘇區建立後，他們“受土豪劣紳的欺騙，中氏族主義的毒很深。那些豪紳地主團結本姓窮人的口號是‘寧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這種口號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所有的羣衆都被豪紳地主抓在手中”【16】。此外，中央蘇區大量存在的“土圍子”也基本是宗族力量的集合。
在挑起赤白對立的過程中，農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國民黨所利用。鄂豫皖蘇區報告國民黨方面和豪紳地主“利用羣衆愛東西的心理，去領導羣衆出來搶東西，搶去的東西、牛、羊、谷等，他們得十分之七，羣衆得十分之三。”【4】（p122）福建漳州民團則“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動羣衆……向赤區進攻，搶掠赤區羣衆的豬、牛、糧食，搬不動的東西放火燒，鍋子不要的就打破”【51】（p24）。在對中央蘇區展開第五次“圍剿”期間，國民黨軍專門制訂規章，組織割禾隊，慫恿區外農民“由駐軍率領，衝入匪區”【52】（p48），搶割稻禾，粵贛省逃跑羣衆就經常在國民黨軍隊組織下“回來搶禾”【53】（p46）。
爲製造赤白對立，實現對蘇區的封鎖，利誘之外，國民黨政權對農民還極盡威嚇之能事：“麻城赤白的羣衆，因爲交易斷絕的關係，每每夜晚赤白區民衆挑東西到山寨裡去做生意，夜中而市，後被軍隊察覺了，殺了一些農民，以後又不敢來往。”【4】（p133）盲動政策時期，中共爲發動農民革命，曾有將農民房屋燒燬、財產毀壞以逼迫農民參加革命的情況發生②，由於這樣做既違背中共的革命原則，也未始有利於爭取民衆，因而很快被制止，倒是國民黨方面後來又有人採取這種方法與中共對抗。他們“壓迫農民反水的方法，將此地農民的東西沒收帶他們到另一地方去搶，準搶三天歸各反水農民，然後一逐做去，使這些農民被迫的不得不反水。”【54】這一做法可謂一箭雙鵰，既使農民不得不跟隨他們，同時還可加劇赤白對立。
在和中共的對抗中，國民黨政權一方面消極地威脅利誘，製造、加劇赤白對立以限制中共影響；另方面，也採取積極手段，竭力進行自我改造，與中共進行政治爭奪。當時，國民黨內要求改進政權、軍隊和民衆關係的呼聲不絕，強調“軍隊和地方的人民，要打成一片，軍人要愛護百姓，百姓要幫助軍人”【55】（p11）；“剿匪的軍隊除努力剿匪之外，還要特別注意嚴肅自己的紀律”【55】（p19）。從爭取民衆的目標出發，他們強烈反對殺戮蘇區民衆，指出這樣“捕來殺去，他們只有堅決的跟起匪走，永遠不會回頭”【55】（p19）。強調：“匪屋不燒，或尚有悔過反正之日，一燒其屋，即迫其終身從匪……摧毀社會之資財，增加窮人之數量，迫其爲匪，正合共黨之希望。”【56】（p41）從第二次“圍剿”開始，國民黨就在改進自身形象、爭取民衆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宣佈蠲免江西全省田賦、地租；頒佈《保護佃農暫行辦法》，規定地租最高額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如遇天災，佃農要求減租，地主不得拒絕；組織由地方逃至中心城市的“難民”中青壯年隨軍返鄉，協助運輸、帶路，或參加築路等。隨着“圍剿”的進行，這一政策不斷強化，乃至在1932年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口號，與中共展開政治爭奪戰。其直接目標就是在蘇區周圍形成一個有效的傾向國民黨的隔絕地帶，以阻礙中共發展，封鎖蘇區、竭澤而漁，這比之單純威脅利誘製造赤白對立更具威脅。雖然由於國民黨政治管理體制和競爭能力遠遠無法和中共相比，其努力的實際效果有限③，但在國民黨方面逐漸減少自己的錯誤，而中共方面由於“左”的影響屢屢犯錯情況下，對造成和加劇赤白對立、封鎖、隔絕蘇區仍然發揮了一定作用。
四
作爲一種貫串蘇區發展始終的現象，赤白對立的產生、延續，除了前文已經談到的諸多現實原因外，更進一步看，它還和蘇維埃革命的起源、動力，中國農村階級分化的實際狀況及農民作爲小生產者追求利益的天性密切相關，這些因素和現實的原因交相影響，既構成爲一些導致赤白對立現象的政策得以出現的內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錯誤政策的負面影響被加深、放大，從而進一步加劇着赤白對立的發生、發展。
蘇維埃革命是中共在國共合作破裂，自身面臨生存危機時的選擇，軍事的推動是蘇維埃區域形成、發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蘇區與非蘇區的分隔，使區域的對立極易成爲現實。蘇維埃區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區，這裡的特殊地理和經濟狀況影響着大地主的發育，以自耕農爲主的農村社會格局，對中共階級革命的判斷和實踐帶來困惑，相當程度上成爲中共“左”的政策的重要誘因；而這些地區特別明顯的公田制度④，和這裡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相結合，爲赤白對立的發生提供了社會條件。農民追求利益的天性，決定了中共發動農民過程中既可以充分運用利益驅動號召農民，同時也可能需要承受這種利益衝動帶來的消極影響乃至重大破壞。
在諸多因素影響下，赤白對立成爲蘇區的一種痼疾，它的存在，事實上成爲蘇區發展壯大的絆腳石。從蘇區建設看，由於赤白對立，“經濟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業的不能出售，而一般農民日用必需之品（油鹽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買不到，因爲豪紳地主及大富農都被趕出去了。同時又因抗債的關係，農民無處借貸，糧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區農民感覺革命後更痛苦，雖然是沒有地主豪紳及高利貸的壓迫和剝削了”【57】（p264）。這一描述當然不一定完全準確反映當時蘇區的實況，但確實說出了赤白對立對蘇維埃政權鞏固、發展的障礙。更重要的，赤白對立嚴重影響到蘇區的對外發展，在赤白邊境地區，由於“侵犯了貧苦工農的利益，以及豪紳地主武裝的鎮壓與欺騙，我們部隊一到該地，常常上山打埋伏，不同我們見面”【58】（p644）。而游擊隊所作所爲，使“白色區農民歡迎紅軍不愛游擊隊，甚至要求打游擊隊”【59】（p89）。在福建就有“羣衆要和土匪一起的拿長筒火炮來打我們（如溫家坊、溫坊），羣衆說土匪和紅軍差不多（吳家坊一帶）”【60】（p187），由此在赤白邊境地區形成一種“白打赤、赤打白依然部落式的戰爭”【61】（p256）。在區域對立態度的支配下，階級對立的宣傳有時失去了作用，鄂豫皖蘇區由於“赤白對立的現象已弄得牢不可破，敵人在寨子上又用許多話欺騙農民，我們對農民宣傳‘窮人不打窮人’，他說：‘誰要你們窮，你是窮，你們是窮鬼跟着的’。”【62】（p231）正如鄧中夏所總結的：赤白對立“可以使蘇維埃區域陷於滅亡，不僅不能把赤色區域的影響擴大出去，而且使白色區域的羣衆仇視赤色區域”【5】（p36）。
在赤白對立影響下，紅軍前出到邊區乃至國民黨區域作戰，也面臨着羣衆支持的問題。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在赤白邊境地區作戰時就遇到“軍隊打仗羣衆旁觀，請不到嚮導，弄不到擔架，脫離羣衆不發動羣衆積極性的怪現象”【63】（p94）。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鳳翔峰戰役中，由於該地處於赤白交界地區，“封建關係濃厚，故仍有仇視反對或破壞我們現象與事實。特別是南豐敵派遣其走狗或利用當地流氓密佈偵探網，對我軍行動消息往往容易漏網”【64】（p66）。赤白對立使中共的階級革命方針常常遭遇到某一地區民衆多數的抵制而難以發揮作用，以致有人對白區民衆喪失信心：“以爲白區羣衆都是反革命的，與白區交通完全斷絕，故意的形成赤白對立。”【65】（p318）
一方面是土地革命對地主、富農及其家屬應有或不應有的打擊，加上蘇區各種錯誤形成的形形色色的對立面；另一方面也由於赤白對立造成的對蘇區的敵視，當時，在蘇區邊境乃至境內形成相當數量的自發的反蘇區武裝。這些武裝有些是原來的土匪，有些是蘇區內被打擊的各種力量組合而成，有些則是蘇區邊境得到國民黨軍支持、組織的半民間武裝。僅福建長汀就有“李七孜、曹豐溪、馬賢康等十餘股零星殘餘團匪土匪……四百多枝槍”【66】（p213）。永定土匪更多，“坎市、撫溪兩區的人口不下三四萬，土匪佔了大半。尤其是撫溪，除了土匪，什麼也沒有，土地都荒蕪得無人耕種。”【67】這些武裝零星活動、行蹤飄忽，對蘇維埃政權構成相當威脅。福建泰寧“大刀會經常下山襲擊我們的機關或者在中途打我們的埋伏……泰寧每個區都被襲擊過，區委大部分犧牲了，朱口區有一次被包圍，只剩下一個同志，其他都犧牲了”【68】（p25）。寧化縣“有些區（中村）受童匪的捶殘，工作同志隨時負包準備逃跑”【69】。團匪武裝還經常在赤白邊境地帶騷擾紅軍後方運輸:“東方軍兵站線，由建寧經大田市、新橋、下南、上關、飛鳶或紙馬到前方，沿途刀匪不安。”【70】（p83）甚至對紅軍大股部隊也展開襲擊，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隊由江西出發進入福建山區後，就常遭大刀會襲擊：“這些傢伙，用硃砂塗成大花臉，紅花綠袍，身上貼着鬼符，張牙舞爪，猛看一眼倒挺嚇人。他們憑藉着地形熟悉，一會兒漫山遍地都是，敲鑼打鼓偷襲我們，一會兒幾乎全不見了。”【71】（p51）這種武裝對抗的出現和難以肅清，凸顯出赤白對立及隱藏其後的社會政治因素對中共蘇維埃革命的巨大負面影響。
蘇區時期中共在赤白對立問題上屢屢遭遇的困境，事實上指示了蘇維埃運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遇到的難以逾越的障礙，對階級革命已經熟手的中共，卻在赤白對立這樣一個非階級現象中顯得有些束手無策，這顯示了歷史進程的複雜，也指示着中共革命不僅僅應該正面應對階級問題，還要客觀面對社會現實，直面另外一些更爲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當時中共以農村爲中心開展的武裝革命雖然擁有充足的合理性，但並不意味着他們一開始就已對農村的社會階級狀況作出了完全符合實際的判斷，而蘇維埃革命主要依靠軍事力量推動的客觀狀況雖並不影響其人民性的判斷，但軍事力量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現實也確實不能忽視。在此狀況下，赤白對立的發生、延續並不簡單是一個政策錯誤問題，而應有着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這也是中共對這一現象竭欲克服而又難有成效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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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利益階層的肉體消滅，使農民可以獲得對其財產佔有的安全感，所以中共盲動政策其實和農民的心理需要是有一定關係的。湘南暴動中，農民“看見土豪劣紳即抓，抓到就殺……惟恐敵人之到來而使他們不能穩定所分得之土地”就是這種心態的體現。
②李聚奎回憶：“有的人把燒掉羣衆的房子當作促使羣衆起來革命的手段，說只有這樣，才能把小資產階級（農民）變爲無產者，迫使他們走上革命。”
③江西金溪縣長朱琛曾上書蔣介石直陳國民黨政權政策的癥結：“保甲造成土劣集團，保衛團成爲地痞淵藪，建築堡壘，徒勞民財，演成政府求治之心益切，而人民所受之痛苦則日深。其原因均爲政煩賦重，處處予貪污土劣剝削之機會，故欲揚湯止沸，莫如釜底抽薪也。”事實上，直到1933年8月，在江西的地政調查人員仍然遇到民衆訴說：“第六師士兵強行賤買穀米，只付一元要挪一石，欲阻不得，反被惡罵毒毆。”（傅莘耕：《金溪匪區實習調查報告》，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173種，第86130頁）
④贛南、閩西均屬公田發達地區，江西從全省範圍看，“公田約佔百分之十，某些地方可能佔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個別縣區約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劉俊秀：《江西農村階級關係與各階層土地佔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報》，1950年9月3日）。閩北、閩西公田普遍佔50%左右，如閩北閩西的古田過溪佔61.4%，永安吉前保佔56.6%。公田作爲一種宗族、團體的佔有形式，多數情況下不能將其與地主、富農私有田地簡單等同，雖也普遍存在貪污和中飽私囊的現象，但在調節社會關係上有時確實能發揮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