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了“俘”字的奧妙，咱看看公開的資料裡是絕對沒有的一種工作的名稱，還有大批從事這項黨的秘密任務的人們的坎坷歷程。
1942年晉察冀搞精兵簡政，一分區將在平津大城市中有親屬關係的幹部調離，聚集到晉察冀社會部學習地下工作。學習結束後，派去搞地下工作。這批被派去搞地下工作的幹部，最成功者如萬一，解放後一直高居北京市領導崗位。失敗者如薛世聰，解放後很長時間一直保持不能暴露的“特情”身份，好像在繼續從事地下活動。
什麼是“特情”？咱們就揭秘式的解釋一下。
全國解放後，原本做地下工作搞情報的同志，只要你過去的偵察對象還在，不管現在是起義人員、統戰對象還是社會人士，你都不能公開你的我黨情報員的身份，要繼續監視下去。擔負這樣特殊身份的情報幹部就稱爲“特情”人員。
比如傅作義身邊的地下黨員，八十年代才公開身份。1957年章伯鈞、羅隆基被打成右派，身邊就安插了馮亦代這樣的“特情”人員，時刻向有關方面彙報他們的言行和思想動向。
有人就要問了，戰爭年代的特殊情報需要的產物，那時至今日，中國大陸還有沒有“特情”人員？
當然有，而且數量不少。對被打下來的“89”分子，對從中央到地方的反腐敗小組的成員（注意，不是“腐敗分子”，是反腐敗分子），對被打成什麼功的那些分子，包括對活躍在海外的那些民運分子當中和“輪子”當中，有關方面都會安插下利用各種身份作掩護的“特情”人員，以便及時瞭解反對派（是“反動派”嗎？當然不是）的動向，有助於職能部門預先採取相應的對策。
歷史上，從事“特情”工作的幹部。許多人結局都很悽慘。五十年代中國上演的兩部很有影響的反特影片（今天也能看到），一部是《羊城暗哨》，另一部是《寂靜的山林》，影片裡故事的發生地點正好是中國大陸的一南一北。這兩部影片中飾演偵察員的人物原型，就是兩個“特情”人員。他們的結局並不像影片中那樣立了大功，成爲英雄，而是結局都很令人嘆惜。
一分區的這位老資格的地下幹部改成的“特情”同樣如此。
八十年代初期，一分區在軍隊工作的老同志大都有領導幹部身份，一個個春風得意。通過當年另一個一分區被派去搞地下工作的幹部徐正衝，這些老同志終於見到了老戰友薛世聰。
好不容易找到這位老地下情報人員的家。大家都吃了一驚！只見前門一座破舊的四合院內。薛世聰臥病在一張木板牀上。家徒四壁，旁無他人。不久，薛世聰病故，公安部門這纔出面。公佈他的局級幹部身份，給盡殊榮。但人死了，這又有什麼用呢？
當特工死，從人的實用主義價值觀去看，是最不值的，但是要從爲一項事業去拋掉自我一切的獻身精神去看，這些默默無聞一輩子的老特工們，確實令人敬佩！
比如九十年代，我境外的特工和特種兵和白頭鷹國的特工交手數次。犧牲的內部被定了烈士和一等功，但是家屬是絕不能對外說自己親人是什麼事立的功，恐怕家屬也不知道自己親人生前是做什麼工作的，這個對自己家屬都是嚴格保密的。
抗戰年間，一分區幹部在戰場上被捕後犧牲的。不在少數。1942年，華北日本軍在岡村寧次領導下實行“懷柔政策”，對大掃蕩中被捕的八路軍幹部戰士不再殺掉，而是押進戰俘集中營，進行甄別改造。日軍華北派遣軍最大的戰俘營就設在石家莊，1942年在冀中大掃蕩中被捕的八路軍大批戰俘都押往那裡。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一分區瞿秋白的侄子瞿世俊，1940年被捕後在易縣犧牲，犧牲時的狀況不詳。一分區潘漢年的侄子潘可西，1936年參加革命，跟藺柳杞、魏巍、瞿世俊一起從抗大畢業分派到一分區來的。在淶易支隊任教育幹事。
1941年大掃蕩被捕時穿的便衣，不是八路軍軍裝。僞軍抓住他後關在易縣，承蒙曾在一分區擔任過領導職位的趙玉昆開恩，沒有殺他，有幸活到了鬼子投降，獲得了自由。
據說，被捕後審問他時趙玉昆也在場，法官問他：你是抗日的嗎？
他說：是啊。他們（僞軍）就是因爲這抓我的。
法官又問：你不知道抗日是犯法的嗎？
他說：在你們這邊犯法，在我們那邊不犯法。不信，你去問他（說着用手指趙玉昆）。
潘可西好開玩笑，易淶支隊屬易縣的地方部隊，與易縣人組成的趙玉昆部隊交流很多。潘可西被捕前就與趙玉昆認識，相互處得還很熟。被捕後幾次審訊，與審問的法官相處得也不錯，審問中笑聲不斷。加上有易縣警備部長趙玉昆的網開一面，潘可西活到了抗戰勝利。
潘可西很快通過了組織審查，解放戰爭中擔任察哈爾軍區四分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1947年底，察哈爾軍區改編成六十八軍，潘可西與李青川等一分區幹部一起走出淶水，他在六十八軍政治部任宣傳科科長。
解放後，潘可西曆任解放軍第六十八軍教導團政治處主任，志願軍政治幹部學校黨史教員訓練班政委，東北軍區政治部科長，解放軍第六十二文化補習學校訓練處長，1955年，潘可西授銜中校。
1966年潘可西因言論不慎獲罪，被軍隊處理轉業到地方，任鎮江地區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宜興縣革委會、縣人民政府顧問、縣政協副主席等職。1983年9月批准離休，享受地（市）級政治生活待遇。
潘可西晚年寫過幾篇回憶三叔潘漢年的文章，有很珍貴的史料價值。我黨最牛的潘漢年的侄子都躲不開這個“俘”字!還幸虧有各方面的資料證明他被俘後沒有投降，沒有叛變，但可惜從此也就基本葬送了往上走的仕途了。
再回到1941年鬼子對狼牙山的大掃蕩，邱蔚爲首的一團團部、盧星文爲首的一分區衛生部部分同志，以及易、滿、定、徐四個縣的幹部和縣大隊及四萬餘軍民被圍困在狼牙山上。
9月23日的那個夜間，楊成武調動在山下的三團、二十團猛攻被鬼子佔領的管頭、松山幾個村子，狼牙山西北的碾子臺一帶閃開了一條大口子，這四萬軍民趁機突圍。但也有未能走脫的。
有一個在衛生部副部長盧星文身邊工作的醫生，姓劉，後來又回憶錄說知道曾經此人給白求恩當過助手。因腳力弱，天黑、山路崎嶇，跟不上大隊被俘，被俘後拒絕被鬼子押下山，結果被鬼子當場槍殺。跟他一起犧牲的也是一分區衛生部的醫生，女的，叫李豫香。一聽名字就知道是個河南人，白求恩醫校分配來的。
在鬼子掃蕩中被捕的，較爲有名的還有一分區戰線劇社的魯丁。他是1942年在狼牙山被捕的，被捕後押往保定監獄，據說以後絕食犧牲。解放後才查清楚。
1945年8月，一分區部隊解放易縣，衝進易縣縣城的鋤奸科幹部，直奔日僞軍的法院和監獄，將日僞的檔案拉回來徹底察看。尋找被捕後的同志都表現如何。以後察看的結果都彙報到冀察軍區保衛部長楊德才那裡。潘可西等人的表現和事蹟就是這樣被證實的。
所以，事實證明，被捕的同志大都是表現比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