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俺在新浪的軍事論壇上看到一篇研究報告，研究的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士兵和日本士兵的體能對比。報告中，排列出了許多中日士兵的軀體照片，中國士兵顯得乾瘦，皮包骨，皮膚下面看得出沒有多少肌肉；日本士兵的軀體則豐滿的多，皮膚下肌肉的痕跡清晰可見。
肌肉，是戰爭環境下一個士兵所能忍受飢餓、疾病、戰傷、寒冷並進行長時間行動的最好武器。正是由於肌肉的缺乏，使得中國士兵每臨惡劣的突發狀況或環境的惡化，因身體上無力抗衡，以致大批病倒死去。
這個研究是很客觀準確的。1942年初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還趕上了整個華北地區特大的旱災。往回翻過去三年，1939年全華北大澇，史前未有；40年是大災年，41年老天憐憫，算是緩了一緩，老百姓勉強有點收成。
現在42年入年即大旱，春季播種，滴雨不下，眼看着今年夏秋的收成不妙。從開春起，狼牙山區根據地的老百姓，只能靠挖野菜和嫩樹葉爲生，勉強度日。再往後，實在活不下去的農家，乾脆就拖兒帶女全家人都離開了根據地，到比較富饒的冀中平原去逃荒討飯。
當年，真的是爲理想而堅持奮鬥。一心爲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那些沒有了堅定信念堅持不下來的人，一個個打了退堂鼓，悄悄跑了。有的人跑回了家裡，起碼還能有三頓飯吃。還有人乾脆跑到了鬼子那邊去作漢奸。晉察冀，一分區，這樣的人都不在少數。
在整個抗戰期間，當僞軍能吃飽飯，還發軍餉，可以養家。當八路軍生活很艱苦，不僅不能吃飽飯，連衣都穿不暖。當年的日本鬼子不是僅有槍桿子。他們也講究筆桿子，搞政治宣傳。什麼“新國運動萬歲！新東亞建設萬歲！中國自由平等萬歲！東亞解放萬歲！”等等，大標語刷寫的到處都是，村頭巷尾都可以看見。
所以許多沒有文化的農民頭腦搞糊塗了，不懂得什麼叫民族氣節，只看生活得好壞，有沒有錢？在他們自願選擇的情況下，許多人選擇了當僞軍，躲避當八路軍。
所以我們今天談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當年烽火連天的抗日根據地晉察冀。並不是所有老百姓都歡迎八路軍的。其中。擁護鬼子和僞軍、僞政權的不在少數。還有擁護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擁護八路軍的人們只是百姓中的一部分人。
幾十年後，當年冀中八路軍的一個團長55年的大校說：“當年的老百姓，許多人是以自己能獲得的實際利益來區分是不是要擁護誰的。老百姓將這個實用的原則編成了順口溜。什麼‘要發財，跟着誰誰誰；要想富，跟着誰誰誰；要受窮，跟着土八路’，因爲我是窮八路麼。那時的許多老百姓也勢力得很。只有看到共產黨快得了勢，這才轉過來表示擁護共產黨。”
老八路所說的這個順口溜，其實就是他們當時的真實處境。因爲42年實在太艱苦了，吃穿不行，一些八路軍中的幹部戰士都受不了這個苦。悄悄溜走了，更不要說在八路軍之外的老百姓了。“趨利避害”，是人的生物本能。只有高度掌握精神力量，講道德、講理想的人才能自覺克服這個每個人生來具有的生物本能的誘惑。
其實際上抗戰最艱苦的42年，由於根據地食物的匱乏。使得八路軍的幹部戰士體力大降，直接影響到戰鬥力的減弱。
抗戰以來的晉察冀，沒有那麼多後方醫院，負傷的八路軍戰士是寄養在老鄉家的。凡家裡寄養着八路軍傷員的老鄉家，也都紛紛出去討飯。討來的食物，稠一點的給傷員吃，自己吃稀的和野菜。
據說易縣的老百姓靠討飯來養活傷員，還是從更貧瘠的淶水縣學來的。平西根據地的老百姓，早就靠討飯來養活寄養在自己家裡的傷員了。
楊成武知道了這種情形，與一分區領導們商量之後，由一分區政治部發出通知，要求軍分區所屬各部隊不得在駐地附近挖野菜，把方便讓給羣衆；同時，號召一分區的機關幹部，每人每天節約二兩糧；部隊，每人每天節約一兩糧，用來支援羣衆。
很快，晉察冀軍區也發出《訓令》，要求八路軍各軍分區機關和部隊不得就近採摘野菜、楊樹葉和榆樹葉，留給老百姓採摘，自己到很遠的山上去挖野菜採樹葉。
一分區機關幹部兩個食堂，司令部這邊一個，政治部那邊一個，各有一個炊事班負責做飯。41年以前，還正經叫“開飯”。42年，很難再叫“開飯”了，到了每天兩餐飯的開飯時間，只見上至司令員、副司令、參謀長，下至司令部的司號員、通訊員、警衛員，一個個手拿吃飯的茶缸、飯盒，魚貫向炊事班的房子走去。訓練科的兩人還招呼一聲：“走，上槽子吃黑豆去。”這個只有一官一兵的訓練科，像兩條驢子走向喂料的槽子。
“上槽子”這個詞，最先就是從司令部炊事班傳出來的。炊事班一個老兵叫賈三，河北冀中人，獨立團從山西過來時就有他了。所以，他的資歷比一分區成立的時間都要老。
資格老的老兵，都有個毛病，就是不大把基層幹部放在眼裡，喜歡講點怪話。據說有一次他做飯，看到幾乎頓頓都吃黑豆，他不由得說：“老子一個炊事員，應該是每天做飯纔對，怎麼做起馬料來了？又不是上槽子喂牲口？”
賈三的話傳了出來，那時的政治空氣輕鬆，只要說的是事實，沒有人像後來那樣習慣於抓住他人的話上綱上線。從此，每逢開飯就“上槽子”這句話流傳開來，連楊司令也曾跟着大家說：“走，上槽子去。”既是自嘲，也是個玩笑。
當年在炊事班當炊事員，首要的一條是政治上可靠。道理很簡單：可能是這個位置最容易放毒，也最容易多吃多佔的緣故吧？俗話說：三年饑荒。餓不死廚子。
當年好像不僅一分區司令部、政治部，就是在一分區各團，那些凡在炊事班工作的老兵們，一個個資歷都夠老的。部隊打仗，永遠都把炊事班放在最後面，找個隱蔽的地方把炊事班和伙食挑子都集中在一起。當年能享受到這個特殊照顧的，除了炊事班，就是那些有文化的人，比如文化教員、眼睛高度近視的教育幹事、宣傳幹事等等。
這樣的安排，大多數的時候都平安無事。只有一次是例外。發生在42年的一次。一團在一次攻打鬼子據點的戰鬥中。被鬼子抄了後路。炊事班，還有不能打仗的一個文化幹事——瞿秋白的侄子，被一下子抓走，最後犧牲在鬼子的牢房。
當年從一分區那段艱苦生活中過來的人。文革後期吃“憶苦飯”，老人大呼：“如果當年在一分區能吃到這樣好的憶苦飯，我們都要高興得跳起來。”時代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上到處開始講究個“健康食品”，野菜、粗糧和黑豆都在其中，成爲首選。老人自嘲地說：“想不到，我們當初在山裡受苦，可吃的倒都是健康食品。”
一分區司令部的機關食堂，這是今天好聽的說法。當年就是炊事班。從糧站取來的黑豆大都是陳年的，有的滿是蟲眼，都發黴了。爲了“好吃”，炊事班將黑豆用石磨磨碎，與麥麩、磨碎的棒核摻在一起。加上野菜、樹葉，蒸成菜糰子或熬成菜糊糊，午吃幹，晚吃稀，從上到下、從領導幹部到普通戰士沒有例外。
一分區八路軍的情況也不例外。1942年春節前後，因無力改善生活，一分區八路軍長期以棒子核、黑豆磨成糊糊爲食，從而使大批幹部戰士因營養不良病倒。即使沒有病倒的，也因夜盲症、疥瘡的大量出現而無法正常執行任務。
一分區衛生部的所屬幾個病院都住滿了，再無力接納新的病號。住進病院的幹部戰士，最好的醫藥就是玉米、豆粉熬成的糊糊，幾餐稀粥糊糊吃下去，很快就恢復了健康，又能回到部隊執行任務去了。
飢餓的時間長了，營養嚴重缺乏，隨着人們身體抵抗力的減弱，疾病也就增多起來。不僅是部隊的幹部戰士病倒得多，連機關幹部也紛紛倒下，不得不住進醫院。一分區司令部也病倒了幾個幹部，接着是政治部，病倒的更多，有十來個。
楊司令的老秘書陳子端也病倒下了，但死撐着不肯去十幾裡地外的分區醫院，因爲捨不得由他一直負責的全分區唯一的那臺電池收音機。全一分區知道的外面國內外的消息，都是憑陳子端每天收聽新聞，然後寫成簡報給大家傳播的。否則，大家對狼牙山以外的事情將一無所知。
楊司令看到這種情形，說：“這樣不行，都送到衛生部去，他們也招架不住。再說他們主要的工作是照顧傷員呢。”問起來，衛生部能有什麼良藥？無非是供給部優先供應糧食，傷病員能吃上點玉米黃豆罷了。
於是，楊司令吩咐，一分區機關成立了自己的幹部休養所，分區衛生所由大學生醫生王磊任所長，王磊的夫人秀氣的陳貽任主治醫生，休養所的糧食供應適當從寬。楊成武還命令：凡一分區司令部、政治部所獲到的食物，以及雞蛋、黃豆一類的營養品，一律拿出來交給休養所，給病號食用。
一天中午，訓練科的兩位神人向“槽子”走去的時候，看見參謀周自爲，手捧着一個小籃子，裡面十來個雞蛋，向司令部自己辦的休養所走去。問了一聲，才知道是去年一起突圍的那個譯電員蘇國柱病了，病得很重。
機要科和電臺從來是一分區最重要的部門，一刻也缺少不得。去年，1941年秋季突圍，分區機關各非戰鬥部門的幹部都被精減下來，唯獨機要科和電臺，不僅一個人都不精簡，突圍時還時刻被楊司令留在身邊，享受“首長待遇”。
當時一分區的規矩：如果某個幹部戰士患了重病，需要營養品，必須要楊司令親自批條子才能得到幾斤雞蛋和白麪。這次，楊司令特批了一斤多的雞蛋，要周自爲給蘇國柱送過去。
蘇國柱是河北易縣人，南管頭不遠的南獨樂、北獨樂人，哥三個都參加了八路軍。八十年代初的蘇國柱，已經是山西省軍區政委。不知道他還記不記得當年周自爲給他送去的這一斤雞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