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之楊上堃事件
1940年春天在一分區發生的楊上堃事件，不管你再怎麼解釋和美化，它都是一件“家醜”。既是一分區的“家醜”，也是晉察冀的“家醜”，最後還是我黨的“家醜”。在最後檢討楊上堃事件的領導會上，楊成武掉了眼淚，這也是很不常見的。
從身世歸屬上追溯，一分區的抗戰幹部，許多人都有“楊粉”情結。“楊粉”是今天的時髦用語，用大白話說就是“楊成武的粉絲”。而且這些一分區幹部堅持“楊粉”立場到了“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的地步。
有了這個思想框框和前提立場，一分區的幹部也就會形成：凡是在一分區，楊成武支持的我們都要支持，楊成武反對的我們都要反對。那陣勢，和文化革命中對m主席的態度沒有什麼兩樣。所以凡我能瞭解到的，那些被楊成武槍斃的、鬥爭過的、“請出去的”，基本上都有某種性質相當嚴重的政治問題或道德問題，因爲這些人本能的認爲：楊成武那麼高的水平，是絕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
1950年1月，解放之初，三個一分區出來的家鄉只相隔幾裡地的湖北老鄉，結伴返鄉。在火車上，他們談起他們三個之所以能活過抗戰年間最艱苦卓絕的那些年頭，看到勝利的今天，跟楊成武的關照和賞識，把他們三個一直留在一分區機關是分不開的。中國的唸書人自古有個傳統，就是“士爲知己者死”。所以在火車上三個人感嘆，楊成武的大恩大德是永遠也不能忘記的。
得，您看，楊上堃的事情還沒有講，基本調子先定下了。但恩德歸恩德。道理歸道理，搞歷史研究的人，最基本的出發點是講究個“史德”，不能胡編亂造歷史內容。不能昧着良心歪曲歷史；還要講個“風骨”。不能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從這個基本點出發。我斗膽談談我對當年楊上堃一案的看法。
研究有爭議的歷史疑案，絕不能被任何有關“組織決定”所迷惑，因爲任何“組織決定”都是根據自己的需要炮製出來的，這裡面水分太大。說的不完全都是實話。女紅軍老幹部危秀英對楊上堃子女的講話，楊成武抗戰回憶錄中對楊上堃事件的記載，都有真實的一面，也有值得商榷的一面。我所說的“商榷”的一面，是指我覺得在這背後掩蓋了什麼。
我手頭掌握的有關楊上堃事件的記載，出自一分區老幹部的私人回憶。而一分區老幹部中有關楊上堃一案的來源，出自：一、向幹部傳達的組織文件。二、楊成武大會講話和私下裡的議論，三、一分區機關幹部戰士的私下流傳（抗戰期間的一分區機關，小廣播、小議論之類的自由主義是很盛行的，屢禁不止。尤其在小道消息最爲靈通的警衛員、通訊員、炊事員、理髮員這幾大員之中）。
研究抗戰時期的一分區史。會有一個發現：就是在1939—1940兩年楊成武痛下殺機的，有幾個竟然是經過長征的紅軍幹部。其中只有楊上堃事件出現在《楊成武回憶錄》中，其他羅霄文、朱遵斌事件均不見記載。這在當時或今天，都是很令人吃驚的。
相比之下，楊成武對剛參加革命不久的抗戰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幹部都是很寬厚的。因爲楊成武的寬厚，結果使得五支隊長趙玉昆、二團團長王天存可以有時間趁機逃走。正因爲楊成武的寬厚和包容，使得趙玉昆親信宋學飛、王天存親信李青川，可以留在一分區內繼續擔任領導職務。當一分區保衛部門準備對他們下手時，是楊成武爲他們打保票，留下了他們。即使楊成武痛下殺手的，比如孟閣臣，那也是奉晉察冀軍區的命令，並非他自己的主意。抓住孟閣臣後，也要送到晉察冀軍區聽候聶司令的處置。
1944年秋，楊成武調任冀中軍區司令員，臨走前交班，組建新的一分區領導班子。新任一分區司令員肖應棠、副司令馬輝、參謀長宋學飛，都是楊成武的提名。
1949年解放軍進北平，從敵僞檔案中發現了敵人策反宋學飛的歷史材料。社會部將材料轉到聶榮臻那裡，聶老總不放心，叫來楊成武詢問。楊成武爲宋學飛擔保說：“聶總，當年司令如牛毛的年代，那個姓趙的遊雜司令叛變之時，宋學飛知道了消息，及時通知支隊政委王道邦脫險。支隊政委才倖免於難。宋可靠。”。楊成武看聶榮臻依舊一臉嚴肅，於是調侃說：“聶總，敵人策
反，要列誰，誰能做得了他們得主，即使把我楊成武列上也沒有辦法。”聶老總被楊成武的話逗笑了，宋學飛從此不再被懷疑。
楊成武對“遊雜幹部”的破格提拔和用人不疑，也包括一分區實力最強的司令部直屬警衛連、偵察連，楊成武任命的都是非黨身份的遊雜幹部吳炎和胡尚義。上述這些一分區能知道的“遊雜幹部”，無論職位高低，一概對楊成武忠心耿耿，在抗戰最艱苦、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叛離一分區的非分之想。
與此同時，1939年底—1940年底的一年時間，先後被處置的紅軍領導幹部有三批：1939年底一團營教導員羅霄文等人（那位紅軍幹部的特派員沒找到名字）、1940年春一支隊參謀長楊上堃、偵察科長袁彪幾個人、1940年底一團團政委朱遵斌。注意：而且還都是死刑。最後因延安最高層的干預，楊上堃、朱遵斌由於過去的功勳卓著，保住了性命，其他人就沒有那樣的好命了。
所以後來看朱遵斌孩子的來信，說：他父親看得很開。很多立有戰功經過長征的紅軍幹部，因違犯軍紀都被處決了。比起這些人來，不是好過天上嗎？
同樣，楊上堃的孩子不也是看得很開嗎？
現在看1940年初，一分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使得楊上堃這些紅軍幹部用腳投票，做出“集體反叛”的大事來。
故事從黃土嶺戰鬥的撤退開始。
黃土嶺戰鬥，11月7日上午10時初步打響，午時接觸面擴大，逐漸全面開火；下午3時達到戰鬥的高潮，晚6-7時許又逐漸停火。因爲三團竟然敢撤下陣地宿營，放日軍不管。8日黎明前天不亮，約4時許，一團即燃起三堆大火，率先總攻。但打起來，一團才發現只有自己和特務團響槍，二團、三團皆不知去向。8日全天，一團、特務團，現在知道也包括二團、三團，一直在繼續作戰。至下午，二團、三團相繼退出黃土嶺戰場；下午4時許，特務團撤退；5時，一團最後撤退。
在一分區的《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中，記載爲：“我們遵照軍區首長指示，將部隊撤回集結待機。”
幾十年後，曾有一分區幹部詢問當時被“延安學習”免去三團團長職務，但還留在一分區的紀亭榭：黃土嶺戰鬥如何打的？紀亭榭坦言說：我被免職了，不知道。但我知道三團打得不好。
撤出黃土嶺戰場的一分區部隊，並沒有能馬上結束戰鬥休整，因爲鬼子的報復性掃蕩又開始了。主要的鬼子兵從淶源方向進入易縣——不用說，這都是來自張家口的獨立混成2旅的鬼子兵。南線鬼子從唐縣、完縣、滿城方向過來，易縣狼牙山根據地原分區機關和主要駐軍地點全被鬼子佔領。直到11月21日以後鬼子兵退走，一分區重回到原駐地。
戰後總結，主要體現在一分區包給晉察冀軍區的《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中。對於黃土嶺作戰失誤，未能全殲敵人，詳報中僅點名批評了二團“個別部隊決心不夠堅定，以致動作遲緩，第2團7日又行動遲緩，使戰鬥沒有迅速解決”；然後是批評“通信聯絡不如雁宿崖戰鬥時方便，電線被敵人切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