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都督趙爾巽本是滿清重臣,曾經做過山西的巡撫,當宣統退位前,他是東三省總督,其力量幾與袁世凱相埒。袁世凱深知不釋趙之兵權,即難實現迫清帝退位,而國政自爲之迷夢,所以經過頗費周折的運用,卒至撤銷了東三省總督,而任趙爲保安會會長,才公開其倒清之舉動。趙之所以參加我們反中央集權的行動,我之所以提議推趙領銜,皆以此爲前因。江蘇都督程德全在趙爾巽任東三省總督時,曾任奉天與黑龍江巡撫,其後調任江蘇,民元曾任孫大“總統”之內務總長,對革命頗表同情,是以亦參加我們這一反中央集權的行列。結果這一行動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益增中央對地方之疑忌,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也可以說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二月正式國會成立。國民黨籍議員佔了最多的席次,政府國會之間,果能真誠合作,則國家即已步入憲政坦途,乃不幸三月二十日本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先生被刺於上海車站,接着四月二十六日政府未經國會同意,又與五國銀行團籤立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大借款合同。於是國會譁然,張繼首以參議院議長資格通電反對借款。乃至衆議院選出湯化龍爲議長,政府始將大借款案諮請國會備案,此時湯化龍雖合共和、統一、民主三黨爲進步黨(黎元洪爲該黨理事長),以與國民黨抗衡,並未能使國會通過此案。同時各省軍民長官並紛電責難,而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反對尤烈。本黨對此問題之態度頗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張興師討伐,黃興先生主張循法律途徑而解決。中山先生之主張系一秉爲黨國之大義,而黃興先生之主張亦系基於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總統”爲平息政治風潮,提出宋案劃歸法律,靜候法庭解決,借款予以追認,而審計用途,頗獲多數省份的贊同。衡諸當時本黨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實不足以與袁軍抗衡,審時度勢,我遂一面聯合各省呼籲和平,一面連電黎副“總統”請其迅速領銜調處,雲南都督蔡鍔,陝西都督張鳳翽亦與我採相同之行動。
結果黎副總統之調處未見端倪,而袁總統於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先後下令罷黜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純馳兵扼駐九江,赴贛之師又源源出動。斯時復值俄人嗾使庫倫內犯,綏、晉首當其衝。我於憂憤之餘,特於七月七日上袁總統這樣一個電報:
北京大“總統”鈞鑒:竊錫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計,濫竽民國,毫無建白。自宋案發生,適逢借款成立,人心搖動,訛言四起,憂國之士每慮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勢。錫山竊以爲中國之患不在南而在東,南北雖兄弟鬩牆,可以理喻,滿蒙爲強鄰虎視,必以力爭。溯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我大“總統”置身於兩疑之地,憂深慮遠,統籌兼顧,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衛師團翕然聽從,親貴財產不盡落於外人之手。馴至清帝退位,民國告成,兵家所謂全國爲上,我大“總統”有焉。當事之方急,克強(黃興)諸公馳驅戰地,危在疆場,而我大“總統”側身京師,慍於羣小,其謀國也同,處憂患也亦同,今以一事之誤會,意見之微異,釀成國室之爭,但略予疏通,即可渙然冰釋。而環觀全球,外患叢集,積薪厝火,危不可言。東鄰野心,早暗視滿洲爲己有,彼勝俄之後,猶不敢據領之者,實因俄有以牽之也,不得已與仇俄協約,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緩圖者,即美國巴拿馬運河開通是也。菲律賓雖屬美之領土,實在日本勢力範圍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與俄戰後之元氣未復耳。美國亦知其終難和平解決,甚欲乘其元氣未復之時與之一戰,惟因巴拿馬運河未通,大西洋軍艦運輸不便,故遲遲未發。日本亦深知巴拿馬運河開通之後,彼在東亞勢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運河未通,則攫我滿土,愈不容緩,特無隙可乘耳。今宗社黨盤據東省,與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機以接濟之,南北風潮疊起,又與宗社黨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從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於南,而意實在滿也。若墮其奸術,則瓜分立召。東而滿洲將成朝鮮之續,西而新甘一帶多系升允(清陝甘總督)黨羽,倘出而號召,擾亂堪虞,北則蒙古煽動,中俄協約將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志,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內地好事喜亂之徒,難保不乘機竊發。加之我國會匪遍地,羣盜滿山,教堂林立,洋商麕集,一旦潰決,外人之生命財產將何以保持,勢必惹起列強幹涉,國之不國瞬息間耳。言念及此,實堪痛心!推其由來,皆因木腐蟲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總統”倡義武昌,力維大局,我大“總統”與孫黃諸公締造民國,艱苦備嚐,推其初心,無非救國,而經營年餘,險象環生,堂堂神州,儻不亡於滿清,而亡於民國諸公之手,則天下後世將謂我大“總統”何?今者三督解職,足徵無他,望我大“總統”開誠佈公,敦請孫黃二公入都,共圖國事,破除黨見,一致進行,則內憂潛消,外患自滅。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民國幸甚!中國幸甚!山西都督閻錫山叩陽印。”
本來李烈鈞對袁已有“遵令免官”的覆電,胡漢民亦有“請援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粵督後,被任爲西藏宣撫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餘地。而袁軍向李烈鈞等橫施壓力,李純部先在九江發動攻勢,李烈鈞乃於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宣佈獨立。不數日,黃興響應於南京,陳其美響應於上海,安徽柏文蔚、廣東陳炯明、福建許崇智、四川尹昌衡、湖南譚延闓亦先後獨立,紛紛組織討袁軍,實行二次革命。長江流域獨武昌黎副“總統”與浙江都督朱瑞宣佈保守中立。中山先生特發表宣告,促請袁氏辭職,以息戰禍。袁氏對中山先生的勸告置若罔聞,且用兵益急。結果因民軍部署未周,且與袁軍相較,衆寡懸殊,不一月間遭到了全面的失敗。
在這段時期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處於北洋勢力包圍之中,形格勢禁,呼應爲難,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據點,俟南軍北上,再與陝西會合,進攻北京。我剛奉到此指示不久,陝西都督張鳳翽給我一個電報說:彼已與我聯名拍發一電,反對李烈鈞等行動。我當覆電責詢其故,張答覆說我:此舉孫(指中山先生)可諒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這時李烈鈞亦有電給我,表示不滿,因李與我在士官學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篤,故他對此頗覺意外,經我覆電解釋,他才知道這原是一種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計。蓋當時北方諸省除我與張鳳翽外,餘皆爲袁氏基本勢力範圍,張氏此舉,亦可謂爲保存北方僅有革命力量的一種權術。
二次革命失敗之後,袁氏乘勢要求國會正式選舉總統,制定憲法。國會參衆兩院於十月五日聯合舉行憲法會議,即日先行通過總統選舉法,次日就進行總統、副總統的選舉,第一、二兩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數,在第三次投票中,始以得票過半數當選,而黎元洪同時當選爲副總統。《天壇憲草》因仍主責任內閣制,未能爲袁氏所接受。國會尚在議憲過程中,袁氏於十一月四日假國民黨以主謀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並取消參衆兩院國民黨籍議員四百三十八人之資格。十二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議會中之國民黨籍議員。
至是,國會參衆兩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各省議會亦成癱瘓狀態,袁氏乃令組政治會議,研究解散國會及修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兩大問題。政治會議先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呈請袁氏解散國會,次又議定《約法會議組織條例》,由袁氏於一月二十六日公佈。約法會議於三月十八日開會,從事於修改《臨時約法》的工作,由袁氏於五月一日將修訂後的《中華民國約法》公佈。這一約法完全採總統制,國務卿與各部總長均爲大總統之僚屬,立法院議員由人民選舉,參政院參政由大總統任命。六月二十日袁氏召集參政院開會,二十九日又命令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權。在此制度下的中國,不只是高度的中央集權,而且是極度的總統集權了。自然軍民徹底分治,褫軍權於中央的宿意,更要積極的求其速達了。
山西是民國伊始就實行軍民分治的省份,省行政首長爲民政長。山西首任民政長爲湖北周渤,其後爲山西神池之谷如墉,河曲之趙淵,繁峙之陳鈺,其間我曾兼任一度,但爲時甚暫。民政長之下,分設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各司,以分掌各項政事。全省按河東、冀寧、雁門、歸綏四道區,分置河東、中路、北路、歸綏四觀察使(民國二年底將歸綏亦併入北路觀察使範圍內),以理察吏安民諸事。
省行政各司改廳最早者爲財政部門,初改爲國稅廳,嗣又改稱財政廳,均歸中央直轄,而受省監督。這也就是顯明的實行中央集權,將財稅權收歸中央的舉措。山西在國稅廳時期,廳長爲袁永廉,我曾記得有一次民政長陳鈺不同意他的整個國稅計畫,即欲憤而回京。我問了他的計畫以後,同他說:“你的計劃實在不錯,但你應計算計算,實行起來,恐怕卷房要佔半個太原城。”他從此自知難以實行而不再堅持其計畫,一場風波方告平息。國稅廳改財政廳後,第一任廳長爲李祖平。我祖父青雲公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逝世,袁總統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爲當時財政廳長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袁氏爲進一步完成中央集權,曾欲廢省存道,使道與中央成爲直接關係。這一計畫實施的初步,就是於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銷各省民政長,改設巡按使,並改各道觀察使爲道尹。巡按使雖然在事實上是接替了原來的民政長,但在名分上則不是行政官,而是監察官,特於委派之時,由中央分別明令賦以監督財政與監督司法之權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漸做到廢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是一個旗人,其人相當驕悍,是袁特別派來山西消滅民軍勢力的。金永到晉,初任內務司長,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無疑,果於改制伊始,即實現之。當時中央爲分各省都督之軍權,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備部隊,此令一下,金永在晉即積極成立警備隊,其數初爲七營,繼並不斷增加,形成對我的甚大威脅。
中央集權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銷民政長制之同時,亦撤銷各省都督之制,無論中央與地方將領,均授以將軍或上將軍官職。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駐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駐東三省者,則上冠以“鎮安”二字,並分左右將軍。中央將領威字之上,並人各冠以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爲“建威上將軍”,蔡鍔爲“昭威將軍”是。地方將領武字之上,亦並分別冠以各該省軍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個字,如我當時的官職即改爲“同武將軍督理山西軍務”。山東都督則改爲“泰武將軍督理山東軍務”,其他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將軍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鎮大同的一個同字,山東泰武將軍的泰字,是取了山東重鎮泰安的一個泰字。爲什麼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東不取濟南之名呢?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遠的,那就是將來要讓山西將軍移節大同,山東將軍移節泰安,以軍政分地貫徹軍政分治。這時,北京特地設立了一個將軍府,爲軍事將領之大本營。名義上各省將軍之本職亦皆在將軍府,督理某省軍務只是一種兼職,袁氏於民國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謂“出則膺閫寄,入則總師屯”的話。其所以改行這一制度,就是要逐漸的將軍權完全收歸中央。
民初中國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條約。俄國處心積慮,圖我外蒙,歷有年所,清宣統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國脅持,已紛紛獨立,逐我官吏,驅我軍隊,俄使並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與中國不得在外蒙駐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條件,清廷未予承認。民國元年,中國政府正擬進兵外蒙,維護我領土主權之完整,乃俄使照會:若中國進兵,俄當干涉,進而於十一月八日逕以俄蒙條約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將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條件定入條約,俄國扶助蒙古編練軍隊,且在蒙古享有特權,政府雖嚴詞拒絕,亦屬無效。
我當時認爲俄國乘我民國新建,力量未充,奪我主權,攫我領土,吾人斷不能坐視我版圖內之一部,不亡於前清之時,而亡於民國告成之日,無論外交折衝能否有效,均應以武力爲其後援。否則侵略者將得隴望蜀,內蒙亦恐繼入俄手。特於十一月十三日電請中央準我親率馬兵一獨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駐包頭,相機進攻,萬一事機決裂,即佔據內蒙各盟旗,然後進窺庫倫。這一電報中,特別說明:“蒙疆系我完全領土,征伐自有主權。內蒙既固,則兵力財力胥爲我有,俄雖狡猾,然爲我國兵力所及之地,當亦無詞以難。即或派兵暗助,亦屬鞭長莫及。如此籌計,我既有最後之設備,彼亦將知難而退。”政府終以種種顧慮,不敢決徵蒙之策,只循外交路線與俄使進行談判。
延至民國二年五月,俄國果嗾使外蒙軍分東西兩路大舉內犯,晉軍駐包頭之劉(廷森)旅,駐大同之陳旅,首先接戰,連電告急。我以北門鎖鑰,關係重要,又於五月二十七日電請親帶一混成旅前赴戰地,親督迎戰。中央以省防重,坐鎮不可無人爲詞,命我派孔庚師長帶隊應援。孔師長率部兼程北上,與綏遠將軍張紹曾部及我劉陳兩旅協力堵擊,敵勢始漸頓挫。
已而因政府對邊防軍事無整個決策,外交總長陸徵祥與俄使所商條件又爲參議院所否決,敵恃俄援,進犯益急,朔邊各省,岌岌可危。一直延至熊希齡在進步黨的擁戴下入組所謂“名流內閣”,孫寶琦繼長外交,與俄使重開談判,締結中俄條約五款,外蒙軍方退,邊患方息,而中國之對外蒙,從此亦只剩宗主權的虛名了。
民國三、四年間(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是中國最沉靜的時期,亦是袁世凱勢力最盛的時期。各省都督(後爲將軍)之籍隸國民黨者,僅僅剩下我一個人,只有臨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潛力。那時國民黨經過二次革命失敗與袁氏一再摧殘之後,組織頗爲渙散。中山先生爲重振革命精神,於三年七月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設總部於東京,並分遣同志回國策進黨務,以圖革命之再舉。斯時,袁氏力迫清除革命黨人,我對來晉同志力保他們身分的秘密,並曾託他們報告中山先生說:我當多方設法保持此一僅存之革命據點,至來晉同志,我決加意保護。中山先生曾囑我與陳其美先生多取連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