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問題我還碰到過很多次，案子出來之後有一個人要逃跑，跑之前給我們打電話，要30萬美金，給是不給？我們看了一下，他在我們這兒有股份，有股份我們就應該給他分紅，所以就批了這筆錢，作爲分紅給他，我們也沒問他具體幹什麼。最後他跑到洛杉磯，前年又回來了，事兒也沒了。但就爲這事，有一天我在車上的時候，接到一個電話，讓我過去協助調查，要我必須馬上到。我想了一下，給公司和律師打電話，我說好像我跟這個案子沒什麼牽扯，你們律師去吧。後來田宇去了，去了以後對方就問這筆錢，說這個人跑的時候拿的錢是你們匯的，爲什麼給他錢？我們說他是股東，給他分紅，不是單給他分，別人也分，我也不知道他要跑。而且關鍵是那個時候誰也沒說他是罪犯、他要跑，那你該分紅的就得分紅。律師說了這個道理，這事就算沒了。
還有一件事也挺有趣，前兩年有一個著名的公司出了事，當事人的兄弟來找我，希望給點錢，一方面去“營救”，再一方面還有其他的事情。我見了他以後，當時就說可以，沒問題，大家都是兄弟，反正出來混不容易，出這麼大事能幫就幫一下。可是接着他說要借錢，這事到底應該怎麼處理？我跟一個好朋友討論了一下，決定給錢而不借錢，爲什麼呢？在這種情況下借錢給他，第一，明知不可能還還借，分明是糊塗；第二，你借錢要利息，給人感覺你不仗義；如果不要利息，你會覺得不舒服；還有就是借多長時間，借短了你知道收不回來，借長了什麼時候收回來也沒譜，總之你借出去之後就會對這件事有一個念想，和給予的心態是不一樣的。另外，如果是借，他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多借，反正給利息，借1000萬也是借，不會心存感念。
後來我對那兄弟講，也別借錢了，乾脆拿點錢過去就完了，然後我們就說了個數，我說你明天下午來拿吧。這麼一來，就轉化成另外一個問題了，就是說從哪兒拿這個錢？是從萬通拿還是從我個人處拿？最後我是預先提的工資，我等於把半年還是幾個月的工資先預支了，因爲工資是稅後所得，我在公司預支我的工資最多是利用職權，佔公家一點點小便宜，但問題不大，我想可以解釋得清的。但我清楚地知道這個錢應該由我自己出，不應該從公司出，因爲他不是萬通的朋友，萬通也沒有這個預算來支付這個錢，並且法律上也不允許支這個錢。我個人花自己的工資，別人不會有什麼意見，所以首先這就是個是非的判斷。另外，你給他錢，用什麼方式給？你明知道給他這個錢他就有可能去行賄，如果行賄被抓住了那你就得跟他在法律上兜圈子了。所以爲了不惹這個麻煩，我讓律師寫了一個東西，表明我送他這個錢只能用於合法目的，不能做違法的事情。我讓對方來拿錢時簽字，做出承諾，我再把簽字收起來，這事纔算辦妥。
所以錢的事很玄，一不留神就變成了陷阱。你光顧仗義了，不問是非，錢一給出去，麻煩就來了。一般來說在所有的公司，你如果是這種創業者身份的董事長，你蠻橫不講理非要這麼做也就做了，但是不能那樣做，這裡頭是有是非的。
所以，目前最難處理的全都是這些處在法律邊緣上的問題。如果不清醒的話，隨時都可能被扯進去。從萬通最初開始，我在金錢的是非上就特別在意，所以到目前爲止，就像王石說的，萬通的人不管是離開的還是留在公司的，沒有一個是因爲錢被抓起來的。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要在中國特別複雜的社會制度變革當中弄清楚錢的是非，不清楚的時候寧願不要，或者把它放在中間狀態。
在開始由全民聯營變成我們6個人的合夥公司時，我們就做過很多決議，決議說當時我們按照現行的制度變成了私人合夥企業，如果未來的法律政策不允許，或者有出入，我們就把公司再還給公家。我們還把這些決議做成了文件，大家也都認可。因爲我管這個事，每次文件都加一條這類的話，就是說如果怎麼着就怎麼着，這就叫不欺暗室，雖然是合夥人，但你做的事將來拿到桌面上要沒有問題。所以，從那時開始到公司正常運營，一直到現在，我們在每一次的錢的問題上都很費心思。總之，錢的是非要特別在意，千萬別光看錢不看是非。
錢的是非有兩種，一種是法律性、政策性是非，這是比較剛性的：還有一種是道德的是非，屬於軟性的是非。比如說碰見弱勢羣體，你個人又力所能及，幫助不幫助，這就是道德上的是非，不幫助其實也不犯法，但是你會被別人認爲麻木不仁，面臨道德的壓力；所以道德的是非在中國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你怎麼用錢，怎麼花錢，怎麼看待錢，在道德的取捨上往往有非常大的一個空間。一個人在這個空間的位置決定了他一生怎麼把握金錢和自己的關係。
有很多人把錢放在口袋裡，但也有人要給爹孃修個墳，他沒錯，法律上都是對的，但是別人指責他惡性消費，道德壓力就很大，儘管在中國盡孝本身也是一種美德。所以我覺得作爲一個領導人、一個管理者，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管理人，你在金錢上要特別考慮到道德的是非，就是你必須做到你所有經手的錢，出去的和進來的，要在道德上經受得住各方面的質疑。
比如說有一些民營企業的領導人有很多慈善之舉，捐了很多錢，可是他在企業經營當中又不斷在坑人，坑害股東，大家就會說，你不能對股東誠信，怎麼能相信你對社會的回報和慈善的捐款是出自真心的？反過來，你如果特別認真，特別誠信，工作特別好，但是你從來不捐錢，也有人會說你對社會公益不熱心。所以，企業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你——管錢的人要平衡這件事情。我們平衡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制定一個公益的戰略，每年有一個預算，這個預算跟我們的營業收入有一定的關係。我們開董事會就曾討論這個事，究竟是跟利潤掛鉤，還是和營業收入掛鉤？有人說用毛利，要是沒有毛利，說明公司不賺錢，那就不用捐什麼錢了；也有人說我們應該用營業收入，只要有營業收入，就說明我們跟社會有一個交換關係，我們就應該給社會一個回饋；有人說是根據公司的管理費用成本，確定可以承受的一個幅度。總之，你要根據公司的一個合理的指標確定一個比例，然後每年堅持做這件事情，這是我們的一個戰略。
另一方面，我們把它納入公司的文化，把它當做價值觀來堅持，這樣的話在道德和企業經營上就取得一個平衡。如果你不這樣平衡，等於在金錢的道德是非上特別受牽扯，扯得你很難受。曾經有一個基金管理人給我打電話，說到另外一間公司的事，他說現在不跟他們打交道，說這些人在資本上老讓別人脫褲子套進去，人家拿他也沒辦法。他卻還在裝好人，還在捐錢，等等。錢的是非，除了法律政策的是非，還有道德的是非，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人一生的三個錢包
人（擴大說也可以指一個公司）一生會有三個錢包，他可以使用三種錢。一個是現金或資產，這些東西是物化的，可以看到。比如在銀行存了100萬，還有100萬房產、100萬股票，這是一個錢包，是可以計算的錢包。多數人每天在算的就是這個錢包。第二個錢包是信用，別人口袋裡的錢你能支配多少。比如我給某某打電話借100萬，結果下午錢就到賬了。雖然這個錢在法律上是不屬於我的，但是我能支配的，這種錢比較難度量，它是抽象的、虛位的。在你急難的時候，你可能借到這筆錢，這是信用的錢包。第三個是心理的錢包，有人花100萬，覺得挺少的，因爲他有一個億；有人只有10000塊，花了9999塊，心想完蛋了，要破產了。同樣一種花錢方式在不同情境、不同心態下，你感覺錢的多少是不一樣的。比如，在困難的時候，一塊錢對你而言可能頂100萬；當你有一個億的時候，就覺得100萬也似乎不是錢，尤其是在和平環境、生活無憂的時候。
所以，人一生就在不斷翻動着這三個錢包裡的錢。第一個錢包裡的錢是最容易度量的，也比較易於管理，就像煤球，踢一腳就踢一腳，髒了爛了反正都是那麼一堆。第二個錢包是最難管理的，信用資產是飄在天上的氫氣球，它可以飛得很高，但也很脆弱，一紮就爆了。所以越偉大的公司，越害怕投訴，越害怕有人扎他的“氣球”。好的公司好的人用了別人的錢，用得多了也自然有人要監督你，所以第二個錢包輕易不能打開；但是不打開調動的資源又有限；資源調動得越多，信用越大，你也越脆弱。所以，公衆公司容易被醜聞打倒，而私人家族公司反倒不怕。第三個錢包實際是心理感覺。
有兩種感覺決定錢包的大小，一種是情境的變化，順利和困難時支出錢的多少會讓人有心理反差；第二種取決於錢的稀缺程度和它在你心裡實際佔的比例，而不是絕對的花了多少錢。同樣都花100塊，一個佔50%，一個佔10%，是不一樣的。人一生在調配錢包的時候，實際是每天都在算三個錢包。做一個好的企業，是要放大第二個錢包，調整第三個錢包，守住第一個錢包。守住第一個是根本，放大第二個來促進第一個錢包的增長，最後是調整心理預期和實際的風險控制，不讓自己處於高風險的地方，讓心理錢包總是很平衡。如果預期脫離實際，你的心理錢包老是不穩定，就會做出急躁的決定。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錢包是怎麼鼓起來的。我算過人一生賺的錢大概有三個三分之一。第一個三分之一就是我們講的現金和資產，它是怎麼掙來的呢，就是在專業化領域裡慢慢積累，賤買貴賣，尋找價差，通過管理慢慢增長，賺的量取決於所佔市場份額、整個市場的增長。第二個三分之一是全國人民給你發的獎金，所以你要做守法公民，等待人民發給你。什麼時候發呢？我算過李嘉誠在1993年港幣兌換人民幣時賺的獎金，原來人民幣4毛錢兌1元港幣，1993年、1994年做了一次匯率調整，1元人民幣兌換1元港幣，港幣升值了一倍。在這之前李嘉誠掙的現金資產如果是100塊的話，一晚上就變成了200塊，第二個100塊沒有再付出勞動，這100塊錢就是全中國人民幫他掙的。但要拿這個獎金必須做好人，要熬得住不違法，發獎金的時候你得在，如果人民幣升值的時候你在坐牢，這事兒就沒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