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眼前這種困境,倘若日方能這樣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過這種方式雙方達成停戰,至少中國政府和軍隊都可以喘口氣了。
原先蔣介石一再堅持,中日談判,必須有第三國作爲保證,否則沒法相信日本人的話,但是一個突發的國際事件讓他變得啞口無言——曾經向捷克提出“保證”的英法把對方給賣了,捷克被迫將蘇臺德區割讓給德國,這就是“慕尼黑協定”。
英國首相張伯倫不僅不爲此感到羞愧,回國時還一邊揮舞着協定,一邊告訴自己的選民:我帶來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臺下掌聲雷動。
在一戰的陰影之下,歐洲變成了“普遍綏靖”的樂園,歐洲人也全都變成了膽小鬼。他們害怕打仗,爲了自己能夠不上戰場,已經完全忘記了什麼叫做“不仁不義”。
讓這樣的“第三國”給你做“保證人”,你能放心?
全面抗戰以來,蔣介石一直堅持把中日之戰與歐洲局勢聯繫在一起,天天都要閱看和分析有關歐洲方面的情報。
按照德國那種囂張的架勢,歐戰遲早是要爆發的。假使不能夠馬上打起來,只要中日談判過程令人滿意,能和則和,但若是歐戰瞬間發作,那對小日本就不能客氣了,不僅不能和,還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則就拿不到滿意的談判條件。
現在事情就擺在這裡,眼看着歐洲人極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義,歐戰一時半會兒還真打不起來。
既然日本人已經有了點意思,那就可以在沒有第三國保證的情況下,直接進行秘密談判。
談判啓動,但這時候蔣介石反而把繩子越勒越緊。
有了高宗武的前車之鑑,對暗中交涉這些事不能不格外謹慎。蔣介石在日記中一再提醒自己:敵國陰狠,講和時更增危機也。
從性格上來說,蕭振瀛也是一個主動性很強的人,就怕他一衝動,信口開河惹出禍來,因此蔣介石思慮再三,除親自擬了一份談判原則交給蕭振瀛外,還讓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對整個過程予以指導。
蔣介石要求蕭振瀛,儘可能每天用長途電話與何應欽聯絡一次,以便根據武漢會戰的實際走勢決定策略,同時在談判時不得遷就日方。
不遷就,是因爲蔣介石深知自己現在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在完全被動的情況下,遷就不但無益,而且必受大害。
塞翁失馬
香港談判就此開始。
和知仍舊大談日本人的“東亞主義”,說你們別再指望着歐美干涉了,他們不可能來救你們的,還是“東亞事東亞人自了之”,我們中日之間自己講好就行了。
蕭振瀛立刻接過話題:這個我贊成。
可現在的問題是,我是弱國,你是強國,我受你欺負呢,如果中間沒個保人,咱們沒法子面對面談。
和知一愣,對此他確實沒有辦法反駁。
蕭振瀛卻又話鋒一轉。當然了,要是你們真的有談和誠意,不要第三國介入也可以,此事若成,那就是“東亞主義之大成功、大勝利及大收穫,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和知被吸引住了。那你說說,我們該如何表現誠意呢?
蕭振瀛並不說日本人的誠意,他說中國人的誠意。
我們中國從不騙人,做敵人徹底,做朋友也徹底,將來一定會做到“中國人愛日本如愛中國,同時日本人愛中國亦應如愛日本”。
這是典型的蕭振瀛風格。每一句都不是場面官話,都像是聊家常時,從心窩子裡掏出來的體己話,但每一句又都切中要害,讓你不跟着點頭都不行。
別說和知了,就是土肥原坐在對面,恐怕也只有睜着兩隻大眼睛忽閃忽閃的份兒。
最後終於歸結到實質方面。蕭振瀛所要的誠意是:你們正在進攻武漢,大戰方酣,我們怎麼可能作城下之盟呢。現在最緊要的事,就是放下你們手中的槍,然後再“恢復‘七七事變’前之狀態”。
和知從前也是個“地方上的強硬派”,後來以聯隊長的身份參加淞滬會戰並吃足苦頭,早就沒了那種找機會就要跟你幹上一架的勁頭,變成了一個“穩健派”。
聽了蕭振瀛的話,他連連點頭,可當着蕭振瀛的面,他也說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願意作出較大讓步的沒有幾個,主張硬幹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決定回東京向軍部進行彙報。他雖料知此行必然會遭遇困難,但還是向蕭振瀛表態要盡全部努力,以獲通過。
看上去,談判進展似乎還比較順利。在瞭解和知的態度後,連蔣介石都認爲,這事恐怕還真的能成。
蔣介石開始爲和談成功作準備,關於停戰和撤兵的要點都初步確實下來,甚至孔祥熙也在他的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戰協定”有關草案。
然而,蔣介石原先的顧慮和猜測證明也是對的。不捱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絕不會輕易軟下來的。
當和知返回香港時,“恢復‘七七事變’前之狀態”沒變,卻在上面加了七項“諒解”。
這七項“諒解”裡面,不僅包括簽訂“防共軍事協定”、在中國國土上駐兵、承認“滿洲國”,而且還口口聲聲地要你進行“政府改組”。
顯然,“恢復”是假,“諒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這些要求很過分,所以一個勁兒跟蕭振瀛解釋,說我沒騙你,上次的確可以“恢復”來着,不過當時只有參謀本部的多田駿次長同意,這一次的“恢復”加“諒解”,則是得到了近衛內閣全體成員的一致通過。
之後,他又說雙方仍能就“諒解”進行協商,甚至他還將爲此通知武漢前線的日軍,不襲擊夜間飛機,以便談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漢口之間自由往來。
任你怎麼瞎叨叨,說出花來,蕭振瀛的回覆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談範圍,不能答覆。
性質變了,你再怎麼分辯都是徒勞。
日本人出爾反爾,讓蔣介石陷入矛盾之中。條件當然還可以再談,關鍵是一旦答應了“和”,則覆水難收。
他對日方的真實用意再次產生了懷疑:板垣輩所謂的“求和”,說不準還是一個陰招吧?
蔣介石的懷疑隨即得到印證,第二十一軍從廣東大亞灣登陸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誠意”了。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只有持久抗戰,使之不能撤兵,纔是唯一上計。
蔣介石在摸到對方底牌之後,立刻下定決心,將香港談判一刀斬斷,日本軍部策動的“蕭振瀛工作”隨之壽終正寢。
這條線一斷,板垣只好再去檢查別的魚鉤。
外相宇垣在未下臺之前,曾專門花力氣主攻過孔祥熙,當時稱之爲“宇垣工作”,現在得撈上來看看魚兒有沒有上鉤了。
時任行政院院長的孔祥熙雖然不是“低調俱樂部”成員,但他代表着重慶臨時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漢失守後,面臨的一大堆困境差點沒把“孔方兄”給逼死。
武漢廣州都沒了,海岸線全被封鎖,爭取國際援助已有如畫餅充飢,實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國內財政又極度困難,都快要到揭不開鍋的程度了。
老孔是一直撥拉算盤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依賴於海關稅收,如今這些都成了浮雲,今後的日子可怎麼過。
他勸蔣介石,如果外援方面仍然沒有進展,而軍事方面又無十分把握,那還是試着和日本人“談和”吧。
蔣介石對此的答覆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日本佔領廣州,似乎挺得意,可實際上,此舉不光使其戰區擴大和戰線拉長,而且勢必損害英美利益,這樣國際社會共同對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這時的蔣介石已把爭取外援的重點完全放在了美國身上。
雖然美國佬也和英法一樣,怕把自己攪到中日之戰這潭渾水裡來,所以始終恪守中立,但他們那種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決定了關鍵時候不會怕事,而且國際國內輿論每天都在變化,實際上就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爲了爭取美國的同情和加入,蔣介石不僅精心設計了“四行倉庫保衛戰”,還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之後,多次給羅斯福總統寫親筆信,並向美國報界頻頻喊話,就是希望美國拿出世紀初主持召開華盛頓會議的勇氣,慷慨出手,以解決此次“遠東大難”。
戰事的節節失利,領土的一再淪喪,這是蔣介石再怎麼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現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氣:日軍一日不退出國土,“吾人決不終止吾人堅持之抗戰”!
美國牛仔與英國紳士相比較,身上總有一股濃厚的理想主義情結,蔣介石藉此發揮,因勢利導。
現在這個世界太過現實,最缺最貧乏的還是理想。現實當然不能漠視,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僅謀一時的安全,迴避神聖之義務,那這個世界成什麼了。
實際上,武漢會戰前後,在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內,已有很多人建議打破堅冰,對中國採取積極援助政策。這些有識之士均認爲,中國的抗戰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他地方,甚至美國直接進攻。
處於這種內外聲浪之下,羅斯福本人也漸漸認識到,一味向日本妥協要不得。過去給了“滿洲”,它又要華北,現在不得到整個中國也絕不會罷休,到最後就有可能威脅到美國自己了。
蔣介石的策略就相當於國際版的“合縱連橫”。中國要想贏,歸根結底還是得搭老大們的順風船。如果抗戰堅持到現在,讓美國人知道你們這兩家又“和”了,誰肯幫你?誰會幫你?
孔祥熙雖說與汪精衛曾同爲主和派,但在這種事上,他亦知輕重,蔣介石不讓幹,他就馬上把手縮了回去。
近衛和板垣都失望地發現,孔祥熙這條線旁邊雖然有些餘波,可是魚卻根本不敢上鉤,“宇垣工作”也沒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項“對華工作”紛紛面臨失敗的時候,他們忽然想到了那個冒冒失失闖進東瀛的愣頭青。
對,他說起過汪精衛,顯見得後者與蔣介石分歧很大,當從此處入手。
近衛內閣隨之確定,以政治誘降來推動軍事進攻的策略不能丟。既然蔣、孔都誘不得,那就轉到汪精衛等“中國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軍部順藤摸瓜的“渡邊工作”(渡邊是高宗武代號)由此得以展開。
“黨內聖人”
所謂“渡邊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牽線,圍繞核心則是汪精衛。
汪精衛,廣東三水人,時任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曾和胡漢民一起被稱爲“黨內聖人”
如果拋開政治是非和在民族大義方面的失節,這其實是一個百裡挑一,甚至千里、萬里挑一的“好人”!
其一,長得帥。民國坊間流傳的四大美男中,汪精衛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時同樣風度翩翩的蔣介石甚至連榜單都沒能上得去。可見當時汪精衛的粉絲陣容曾是何等強大。
其二,有勇氣。他是最早跟隨孫中山的那批革命黨人,曾隻身謀刺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後在獄中賦詩曰: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年紀輕輕就敢刺王殺駕,關進局子還能詩興大發。搞暗殺的革命黨人不少,但當年的汪精衛絕對是獨一份的。
其三,有才華。他善於演講,那水平就是在一羣靠嘴皮子混飯吃的政客們中間也絕對是麥霸級別。除了會講,他還會寫,筆桿子十分紮實,寫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謂文采風流,字字珠璣,一個代筆的《總理遺囑》寫到連孫中山自己都點頭稱是。
其四,有品格。當時的國民黨內,汪精衛被稱爲“黨內聖人”,個人品質幾乎無可挑剔,既不貪財,也不好色,“食色性也”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騰挪不開。
其五,有親和力。高宗武認爲“蔣先生冷酷,汪先生溫暖”,其實不是他一個人這麼看,周圍很多人都這麼評價。這裡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養的問題。
蔣介石只要一不順心,就拿衛士侍從出氣,這時候不幸站在他身邊的人就十分倒黴,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罵一頓,常常需要宋美齡出來打圓場,而汪精衛無論何時何地,對周圍的人都十分和善,從無打罵衛士的事情發生。
孫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負責政治的胡漢民剛正不阿,可是他人緣太差;負責財政的廖仲愷能得左派好感,卻又遭右派攻擊;負責軍事的蔣介石資歷聲望尚淺,還是個談不上有多少競爭實力的小弟弟。
一輪淘汰下來,只有負責黨務的汪精衛衆望所歸,成爲當仁不讓的“總理接班人”。
說到底,汪精衛跟胡漢民一樣,缺的也許就是槍桿子,所以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隨着時光推移,兩個“聖人”最終都鬥不過一個“軍人”,只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層的權力鬥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汪、蔣的關係更是微妙,造成他們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則是西安事變的發生。
當時因蔣介石生死不明,何應欽怕自己左右不了國民黨內的局面,就向此前正在國外養病的汪精衛發電報,催其回國主持政事。
汪精衛在回國的輪船上才得知,原來蔣介石已經獲救,可那時已經沒有辦法退回去了。
作爲蔣介石來說,政敵多矣,然而場面上爭奪都無所謂,最讓人痛恨的就是背後算計。那時他就認爲汪精衛是趁他危難之際,想趕回國搶班奪權的,因此非常氣憤,即使汪精衛親到溪口來見,都對之極爲冷淡。
兩人私下關係很差,在他們合作共事期間,可以說幾乎沒有哪個時候是真正和諧相處過的,但如果說以前的不和,還主要表現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權鬥因素的話,那麼隨着中日之戰的愈見殘酷,政見上的分歧則佔據了上風。
“七七事變”剛剛爆發時,汪精衛也慷慨激昂過,也說過即使犧牲都不能做傀儡,可是戰場上一個又一個的不斷失利,逐漸改變了他的看法,使他變得格外悲觀和失望起來,成爲“低調俱樂部”的主心骨。
淞滬會戰時,他一再問別人:你看這個仗,還能夠打下去嗎?然後不等對方回答,就不住地搖頭嘆息:茫茫前途,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
失去南京、上海,汪精衛唉聲嘆氣,等到退守武漢,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